天子出巡，规制宏大，禁军，宫人，官员随从等，总人数达八千余人，这个规格其实算是很大了。
比如秦始皇巡游，那是属于大驾的规格，随行有丞相，卿，列侯，博士及侍卫，车驾，仪仗等，那动辄都是数万人的规模。
到了唐时，除了后来的天子被迫离京之外，一般出巡的队伍，也就两三千人左右。
而陈从进这次的规模这么大，其实还是因为天下刚刚平定，出于安全上的考虑，所以禁军，侍卫的规模会更大一些。
渤海战事已经爆发，而在淮南方向，对于杨行密的最后进攻，也即将开始了。
过了年后，刘鄩和杨匡在扬州会面，二人进行了一场细致的战略讨论。
刘鄩建议，当即刻渡江南下，趁杨行密丧败失军之际，痛打落水狗，直接汇合钱镠，杀进宣州，彻底覆灭杨行密的势力。
但杨匡对此却有不同意见，杨匡认为，当下淮河以南的庐州，寿州，尚未降服，应该荡平淮南，扫清后路威胁后，再渡江进攻宣州。
这两人对自己战略目标，都是很坚定的，谁也劝不了谁，二人争论了半天，最后还是决定，各自分兵，杨匡率禁军去围攻庐寿二州，而刘鄩则南下，汇合钱镠。
其实，这两个选择，并没有什么优劣之分，一场又一场的战事证明，淮南军在野战中，并没有击败梁军的实力，也没有长期消耗下去的本钱。
说实在的，杨行密还能这么耗下去，纯粹是南方地区，对于新生梁朝的心态问题，梁朝在地方的影响力，总体而言，在北方最强，中原次之，而越往南则越小。
特别是刚刚攻下的淮南诸地，纯粹是靠军事威慑压制着，地方百姓，士人，官员，其实并未归心。
但这只是暂时的，杨行密一直无法挽回颓势，人心是会变的。
在二月初，刘鄩率部渡江，在润州的丹徒一带登陆，安仁义亲自出迎，随后，刘鄩遣使，邀钱镠共同出兵进攻宣州。
而此时的钱镠已经回到了杭州过年，驻军在晋陵一带的，是大将顾全武。
钱镠收到刘鄩的邀请合兵的书信后，欣然应允，随即命大将顾全武从晋陵出兵，前往润州，听从刘鄩的指挥。
在刘鄩被杨行密压制在盐城一带的时候，钱镠还有些看不上刘鄩此人，认为天子以此人为将，大为不妥。
可当刘鄩出奇兵，以数百军卒，便攻下淮南中心扬州的时候，钱镠才惊为天人，感官顿时改变不少。
刘鄩在等待顾全武汇合，而杨匡已经进军了庐州，大军兵围慎县，而刚刚归顺梁朝的舒州刺史史倪章，为表忠心，也出动了两千州兵，朝着庐江进军。
这点兵力，其实象征意义更大于实际，但至少从表面上来看，庐州已经被两面夹击。
庐州作为杨行密起家之地，那杨行密富贵后，对庐州还是有很明显的照顾，从税赋的轻重来说，庐州在所有的州县中，算是轻徭薄赋的。
而在治理时，杨行密也是推行与民休息，政事宽简的政策，作为其故乡和起兵地，受益于这一整体安民政策，这么多年，既未遭重税，也没有遭遇到严重的兵祸。
而且，在杨行密的军中，有很多出身庐州的将领，这也是在杨行密都败退到宣州后，地处长江以北的庐州，依然还能稳的住的重要原因。
十六日，也就是陈从进刚刚开启北巡的当日，杨匡攻下慎县，杀顽抗者两百七十二人，随后进为庐州州治合肥。
合肥这个地界，有些说法，比如孙十万数攻合肥，皆是兵败而退，可以说此地是孙权的伤心地也不为过。
当时，时势变幻，曾经的合肥和今日之合肥，那是有很大的区别，此时的庐州刺史，团练使是台蒙，此人乃杨行密起家之将，也是庐州合肥人，深得杨行密信任。
可如今形势变幻，便是台蒙也感到十分绝望，这也是他给杨行密急报，言庐州境内不稳的原因。
但即便如此困境，台蒙依旧没有放弃的想法，他坚定的固守合肥，至于究竟要守多久，他也不知道。
台蒙已经的心里头很清楚，杨行密的形势极为困难，甚至很有可能连宣歙都无法守住，更不用说出兵来驰援合肥，但那又如何，身受其恩，自当以死报之。
在杨匡大军即将抵达前，台蒙前每日巡视城防，白日督领兵丁，修补城垣，清点军械粮草，入夜便披甲立于城头，亲自巡视城防，可以说吃住都在城墙上。
在当下这么严峻的形势下，还是有很多部下，试探劝说弃城突围，去往宣州投奔杨行密。
但此言皆被他厉声驳回，他将随身佩剑悬于旗杆上，以此自誓，城在人在，城破身死，纵使外援渺茫，也绝不肯拱手让出合肥。
城中青壮尽数被征调，老弱妇孺也被安排起来，用以煮饭，运输等用，可以说，一城之人被他的执拗所改变。
乱世之中，多的是只顾保全自身之辈，望风溃散，择强依附者，比比皆是。
可这世上，偏偏总有一种人，在大势倾颓，前路无亮的绝境中，始终恪守初心与旧主恩义。
只是这份死守的抉择，从来都裹挟着无尽沉重，战事的开启，注定会让无数的军士，殒命于城头。
百姓亦将困于战火，死伤接连不断，人总是无法以自己的意志，来决定一切，正如台蒙有守土尽忠的气节，但也有迷茫百姓会因其而亡。
身处乱局之中，其实无法用简单的黑与白，对与错来简单评判此举是对是错。
甚至就连梁军上下，也没人会说台蒙错了，大伙都是武人，对于坚毅的敌将，其心中反而会升出一种对手的钦佩。
当然，真打起来了，伤亡多了，那钦佩也就转变成恼怒，憎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