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是研究院模式的选项。
如果徐辰有志向自建一个全新的研究院，国家愿意在前期直接拨付两亿元的启动资金，后期视项目进展随时追加。
当然，考虑到徐辰虽然理论天赋逆天，但毕竟太过年轻，尚无主持大型工程和百人团队的经验，这两个亿，与其说是投资，不如说更像是国家替他交的一笔练手用的“学费“。
如果徐辰嫌自建研究院太累，只想以纯科研为主，选择加入现有的顶级机构，那放眼国内，能容得下他这尊大佛的研究院其实屈指可数。
目前最合适的，无疑是丘成桐先生主导的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
雁栖湖研究院在设计理念上，几乎是照搬了法国IHES（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和美国IAS（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模式。不考核，不干预，不要求发论文，不问你在研究什么。
给出的待遇同样是国内天花板级别：五百万起步的基础年薪，外加千万级别的可自由支配科研经费。至于其他如顶级医疗保障、住房分配、配偶工作安排、子女教育绿卡等，全都是顶格标配。
黄司长话说到一半，徐辰轻轻咳了一声。
“……您说子女教育配套？“
“对，这是标准配置，包括子女就读北京优质学区的绿色通道……“
“黄司长，“徐辰语气平静地打断，“我目前单身。“
话筒那头沉默了大约两秒。
“呃……“黄局长顿了顿，语气不变，“这个……徐博士您一表人才，年轻有为，这些自然都是水到渠成的事。我们也是未雨绸缪，提前把条件争取到位，免得到时候手忙脚乱。“
【好家伙，未雨绸缪到我媳妇还不知道在哪呢，你们已经把她的工作安排好了？】
徐辰无语地扯了扯嘴角，没再纠结这个问题。
“好，您继续。“
……
第二种模式是到高校当教授。
目前国内所有的顶尖高校对徐辰都是扫榻相迎的状态，去哪家当教授都没问题。虽然具体的薪资和待遇还需要一校一议，但底线标准已经极其明朗：基本上都是五百万到一千万级别的安家费，外加三百万到五百万的年薪，以及五百万以上的启动研究经费。
这个薪酬标准，已经完全超越了国内的院士级别。要知道，国内普通院士的年薪通常也就在两百万左右。
而且，回归高校有一个隐性的优势：在配偶工作安置和子女教育保障方面，大学作为专门的教育机构，拥有着天然的附属中小学资源，其保障力度甚至比纯粹的研究院还要好上一截。
……
最后，是类似西湖大学的新型独立模式。
这种模式机制灵活，但因为偏向民间资本运作，国家在其中的行政协调作用会相对较弱。
如果选择这条路，更多的是向外界传递一种表态。意味着徐辰未来可能更偏向于“科研成果转产业化”的路子。
黄局长说的这些信息量着实有点大，徐辰在电话里并没有立刻拍板，只说自己需要好好考虑一下。
挂断电话，徐辰在笔记本上简单记了几行字，然后靠在椅背上，开始真正地思考这件事。
……
徐辰采用的是一种叫做“目标倒推法“的思考方式。
这是拉福格教授曾经传授给他的一套人生决策心法。
拉福格出身于法国的学术世家，他的弟弟文森特·拉福格同样是一位杰出的数学家，并于2019年获得了数学界除菲尔兹奖外最具分量的“数学突破奖“。这对兄弟双双成为顶尖数学家，绝非偶然。
在那个家庭里，除了对抽象思维的遗传天赋，更重要的是一整套关于“如何做出正确选择“的教育哲学代代相传。
拉福格有一次和徐辰散步时提到过一个原则，他说是从父亲那里学来的：
“每当面对一个重大的人生决策时，不要先看外部给了你什么条件，而要先问自己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如果这些外部条件全部消失，我还会做什么？“
这个思考框架，在近些年的管理学领域有个颇为相近的名词，叫“第一性原理“，即剥离掉所有表象和干扰，一路向下，回到问题最底层的逻辑原点，再从那里寻找答案。
拉福格说，他父亲一辈子都在用这个方法教育他们兄弟俩。不管是选择研究方向、接受教职邀请，还是决定要不要在某个领域投入下一个十年，第一个要回答的永远是：这件事本身，是不是你真正想做的？
“如果仅仅是因为看到了政策的红利、机构的橄榄枝、或者一笔诱人的经费就改变方向，那你做的不是决策，而是投机。”拉福格当时的原话犹在耳畔，“投机偶尔能赢，但成功不可复制。而且一旦你习惯了追逐外部信号，你会在不知不觉中偏离自己真正要走的路。等回过头来，已经太远了。“
徐辰当时听了觉得挺有道理，但也只是当成“前辈的人生智慧“点头称是，并没有特别深刻的体会。
而此刻，当他真正面对一大堆条件优渥到眼花缭乱的offer时，这番话的分量，突然变得沉甸甸的。
……
所以，徐辰决定先把那些让人眼花缭乱的橄榄枝统统抛到脑后，回到最原始的起点。
如果没有这些方案，他接下来会做什么？
答案很清楚。
两件事。
第一，研究千禧年难题。这是系统主线任务的要求，也是他作为一个纯粹的数学家，在解决了哥猜之后最自然的下一步。加性数论的版图几乎已经被他整个掀翻，但数学的疆域远不止于此。N-S方程、黎曼猜想……那些真正关乎人类文明底层逻辑的终极问题，正在远方等着他。
第二，培养学生，提高自己的学术流派。“徐氏谱变换“这把刀虽然已经铸成，但一个人的精力毕竟有限。他需要一批能够熟练使用这把刀的年轻人，去开拓那些他来不及亲自踏足的战场。这既是系统经验任务的要求，也是他作为一个理论体系创始人的历史使命。
一个对应主线，一个对应支线。而且这两件事本身就高度契合他当下的学术发展阶段。
所以，后续的一切决策，包括去哪、和谁合作、要什么条件，都必须以这两个核心目标为圆心来画圈。任何偏离圆心的选项，条件开得再高，都是噪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