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宏斌的动作很快。
当天下午，一份关于成立“安南县红星机械厂赴燕维稳工作组”的正式文件就签发了。
组长是高宏斌自己，但他只挂名，不随行。
副组长，也是实际带队的人，是他的秘书，孙明。
孙明虽然是高宏斌的秘书，但毕竟资历尚浅，从未独立处理过如此重大的突发事件。
官场的老油条们看到这份名单时，却一点也不意外。
其实都明白高宏斌的用意。
第一，派自己的秘书去，说明此事完全在自己掌控之中，任何情况都可以第一时间向自己汇报，不会有信息差。
第二，孙明是他的绝对的自己人，一些不方便在台面上说的话，一些需要“灵活处理”的手段，可以放心地交给他去办。
第三，如果事情办成了，功劳是孙明的，更是他高宏斌领导有方；如果办砸了，也可以把责任推给孙明“年轻，经验不足”，他自己最多担一个“用人失察”的责任，无伤大雅。
这步棋，依然是稳赚不赔。
傍晚时分，天色渐暗。
县政府大院里，一辆黑色的依维柯商务车静静地停在办公楼前。
孙明穿着一身崭新的夹克，头发梳得油光锃亮，站在车门边，努力挺直腰杆，想让自己显得老成一点。
这就是工作组的专车。
除了孙明，工作组的成员还包括县信访局的一名副局长，公安局治安大队的一名副大队长，以及两名劳动局的老信访干部。
信访局的王副局长，一个笑呵呵的胖子，是唱红脸的，负责跟工人们拉家常、许诺言。
公安局治安大队的赵副大队长，板着一张生人勿近的脸，是唱白脸的，负责在必要的时候“讲法律、讲规矩”。
还有两个劳动局的老信訪干部，一脸的褶子，一脸的苦大仇深，专门负责哭穷卖惨，讲县里的财政有多困难。
这个配置，软硬兼备，看得出是经过考虑的。
孙明临出发前，被高宏斌叫到了办公室。
办公室的门紧紧关着，厚重的窗帘也拉上了。高宏斌没有开大灯，只开了一盏办公桌上的台灯，光线昏暗，将他的脸映照得有些阴晴不定。
“东西都带齐了？”高宏斌递给孙明一支烟。
孙明受宠若惊地接过来。
他很少见到高宏斌这个样子，心里有些发怵。
“都……都带齐了，县长。经费也取出来了，带了二十万现金。”孙明小声说。
“嗯。”
高宏斌吸了口烟，吐出的烟雾在灯光下缭绕，“到了燕京，第一件事，找到人。公安那边有技术手段，应该不难。找到人之后，不要急着接触，先观察。”
“嗯........观察？”孙明不解。
“观察他们住在哪里，每天都去什么地方，和什么人接触。尤其是那个领头的。”
高宏斌的声音压得很低，“你要记住，这次去燕京，我们的首要任务是什么？”
“把……把人接回来？”
“错！”
高宏斌的眼神陡然变得凌厉，“首要任务是稳定！是绝对不能让他们在上面把事情闹大，给安南抹黑，给市里添乱！听明白了吗？”
“明……明白了，县长。”孙明被他看得心里发毛。
“接人，是稳定的手段，但不是唯一手段。”
高宏斌凑近了一些，声音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稳定压倒一切。为了这个目标，必要的时候，可以用一些……特殊的手段。”
孙明的心猛地一跳：“特殊手段？”
“他们不是要钱吗？可以谈。但不能在他们要价的基础上谈。你要让他们知道，在燕京闹，一分钱都拿不到，还会惹上大麻烦。”
高宏斌的语气冰冷，“那个领头的，是关键。他儿子不是在燕京上学吗吗？去查查，在哪个学校，叫什么，干什么的。一个在燕京上学的儿子，总不希望自己老爹在外面当一个‘上访户’，影响自己的前途吧？”
孙明倒吸一口凉气。他明白了，这是要去拿捏对方的软肋。
“还有，”高宏斌继续说道，“他们现在已经不是我们红星厂的职工了。从他们擅自离岗、越级上访的那一刻起，他们就是影响首都稳定的‘不安定因素’。对待这种人，不能太客气。如果好言相劝不听，那就让公安的同志跟他们‘聊聊’。让他们明白，这里是燕京，不是安南，由不得他们胡来。”
“县长，您的意思是……”孙明不敢把那个词说出口。
“我什么意思都没有。”
高宏斌靠回椅子上，恢复了平静的官僚口吻，“我只给你一个原则：稳定压倒一切。具体怎么做，你是副组长，到了现场，相机决断。我只要结果。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三天之内，我要听到事情平息的消息。”
孙明拿着烟的手，已经开始发抖。他听懂了高宏斌所有的暗示。这些话，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正常工作部署的范畴，更像是一种黑道的指令。
“去吧。”
高宏斌挥了挥手，“到了之后，每天晚上九点，准时给我打电话，用那部新手机。”
孙明揣着那部高宏斌刚刚递给他的手机，意气风发的地走出了办公室。
晚风一吹，他打了个冷战。
他既感到兴奋，又感到恐惧。
兴奋的是，县长把这么重要的事情交给他，这是天大的信任和机会；恐惧的是，他不知道自己即将面对的是什么，也不知道那些“特殊手段”，会不会给自己带来麻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