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超贤适时地递上一句：“县长，名单是财政局和劳动局联合盖章的。能把这十二个人神不知鬼不觉地塞进去，说明底下的审核环节已经烂了。我建议，暂停拨付，全面倒查名单来源，罪责相关责任人。”
听到王超贤的建议，李强的火气刚发完，理智迅速回笼。
倒查？
查谁？
计经委的主任，县委办的主任，还有财政、建设局的科长。
这一网撒下去，全是红星厂项目核心部门的人员。
安南县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是稳定，是上下一心把省委政研室的调研应付过去。如果这个时候大动干戈，把县里搞得鸡飞狗跳，万一有人在背后牵扯的人太多，省委政研组来了，整个体系就瘫痪了。
县里好不容易把红星厂包装成一个能拿得出手的样本，这时候要是自己先把安置名单造假的事捅开，外面会怎么说？
安南县连下岗工人的补偿名单都管不住，还谈什么规范化改制？
李强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借着这个动作把情绪压住。
“这件事性质很恶劣，必须严肃处理。但是，超贤，时机不对啊..............”
王超贤没接话，领导说“但是”的时候，前面那半句往往只是铺垫。
“孟溪桥今天就在县里。下周省里的大部队就开进来了。”李强叹了口气，摆出一副顾全大局的姿态。
“你私下里跟下面几个部门打个招呼，把这十二个人从第一批公示名单里‘技术性剥离’。就说手续不全，先压着。等省里和市里的调研结束了，等省里和市里的调研结束，我们关起门来，再慢慢处理。”
技术性剥离。
昨天宋明理刚用这个词压过李强跟陈远山，今天李强就活学活用了。
不是舍不得查。
是不想在省委政研室和孟溪桥都盯着安南的时候，把这层脓挑开。
现在，县里这几天连食堂大师傅炒菜都比平时少放盐，生怕接待环节出纰漏。
偏偏这时候，安置名单里钻出十二个“幽灵职工”。若是闹开，计经委、劳动局、财政局、建设局，甚至县委办都要被牵出来。
李强想先把人摘出去，等风头过了再处理。
这也是官场里最常见的处理方式。
很多问题先压住，责任先糊住，等领导走了，大家关起门来各打五十大板。最后通报上写一句“审核不严”，茶杯一端，事情就过去了。
但王超贤算的是另一笔账。
老百姓不管你背后有多少盘算，他们只认，你说到没说到，做到没做到。
信用这东西，攒起来要一年，塌下去只要一张纸。
若这件事爆出来，王超贤此前在工人大会上拍着胸脯讲的那些话，全部作废。他在老厂区蹲了多少天，跟工人代表谈了多少轮，一笔一笔算账，一条一条解释安置方案，好不容易把信任建起来。十二个假名字，够把这些全部推倒。
“县长，这口子不能开。”
王超贤没有坐下，站在李强的办公桌前。
“这不是十几万块钱的问题，这是政治信用破产的问题。我们前面刚把天宇建工那套低补偿方案打掉，后面自己人的亲戚又钻进名单里。工人要是知道了，他们会怎么想？”
李强的眉头拧了起来，他靠在椅背上，手指在扶手上无意识地摩挲了两下，打量着王超贤。
王超贤跟了他一年了，办事能力强，脑子活，嘴也把得住。
李强一直觉得这个秘书出身的年轻人懂规矩、识大体。可今天这个态度，让他有些不舒服。
你一个副科级的县府办副主任，我代县长跟你商量，是给你面子。我说先压着，不是说不查，是说晚点查。你倒好，张嘴就是"不能开"，好像我李强要包庇谁似的。
“超贤，我什么时候说过不查？我是说先稳住局面。省里马上来了，市里也有人盯着。这个时候你把名单问题摊开，外面会怎么传？安南县连安置名单都管不住，还谈什么规范化改制？”
王超贤没有退。
“正因为要争规范化改制，才不能把问题捂起来。”
王超贤不管这些，继续说道：“安南模式的核心，就是‘公开透明、联席监管’。我们报给省里的材料，白纸黑字写着程序合规。如果连最基础的安置名单都能塞进假人，那我们的联席会议制度就是个摆设，是个笑话！”
李强的眼角抽搐了一下。
王超贤语速放慢，一字一句道：“一旦名单贴出去，被工人发现里面有干部亲属，事情就不是内部审核失误了。那叫欺上瞒下，中饱私囊。”
李强眼角跳了一下。
这几个字太重。
但他知道，王超贤说的不是危言耸听。
红星厂那些下岗工人，是被天宇建工和高宏斌那套方案伤过一次的人。现在远航的钱到了，县里承诺补偿到人、社保接续，如果这个时候冒出十二个“幽灵职工”，他们不会管背后是谁打招呼，也不会等县里解释。
他们只会认定一件事：干部又在吃他们的绝户。
真闹到县政府门口，孟溪桥就在招待所，省委政研室下周就到。
到时候，谁还能把盖子捂住？
可要现在查，李强同样难受。
真要动手，先查谁？计经委的张主任跟他共事六年，平时最会配合县政府的工作，场面上也从不失礼，逢年过节从没落过。
县委办刘副主任平日里对县政府的安排，也一向响应得最快。
财政局那个科长，上个月刚替他跑了一趟市财政局协调转移支付的事。
这些人不是外人，是他李强在安南县站住脚的根基。
“事关重大。”李强端起茶杯喝了一大口水，掩饰着内心的挣扎，“这样吧，明天一早开个书记办公会，或者常委会碰头商讨一下。牵扯到县委办的人，总得跟陈书记通个气。”
上会商讨。
在体制内，一旦某件敏感的事情被推到会议桌上，往往意味着妥协和扯皮。各方势力一角力，最后的结果大概率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甚至走漏风声，让对方有足够的时间销毁社保底单等证据。
王超贤站在桌前，也是思绪万千。
这也是他第一次这么清楚地看见，李强把“该不该做”和“安不安全”分成了两本账。
刚给李强当秘书那会儿，李强哪有这么多顾虑，合适就办，不合理的事就驳回。
高宏斌刚倒，县里乱得像翻了锅，财政窟窿摆在那儿，工人堵着门喊话，他硬是挺着腰杆子，一个口子一个口子去堵。那阵子王超贤跟他汇报工作，说什么他接什么，商量方案说到后半夜也不皱眉头，拍板拍得干脆。
不知道从哪个节点起，变了。
也许是市里第一次说起转正的风声，也许是省里调研通知下来，也许更早，早到李强自己都没察觉。
官场上这种事不稀奇。
升迁是真实的，压力是真实的，风险也是真实的。一旦头顶悬了这些东西，人就开始掂量，开始算账，开始把“做对的事”和“做安全的事”拆开来看。
“好的，县长。那我先把名单压下。”
王超贤没有再逼迫，适时地退了一步。
再顶下去，李强只会觉得他越界。
李强点了点头，脸色稍缓。
“先稳住。超贤，你要明白，大局不能乱。”
“我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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