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九点五十分，国家信访局，第三接待室。
一张椭圆形的会议桌，十几把椅子。
张建国等人心里也犯嘀咕。
昨天接到信访办的正式通知，说安南县新派了代表，要跟他们当面沟通。
他们本来以为又是一场鸿门宴，做好了拍桌子骂娘的准备。
可没想到，县里仅仅就派了一个人过来。
王超贤站在会议室门口，他身后是苏蔚来。
孟然扫了苏蔚来一眼，有些惊讶，沉下脸。
他显然认出了这位省报的同行。
“你就是王超贤？”孟然开口。
“孟记者，你好。”
“王主任是吧？半年就从科员升到副科，真是年轻有为啊。”
孟然的语气里充满了讥讽，“不知道这次来，又准备给我们开什么空头支票？”
王超贤没有理会他的挑衅。他从公文包里拿出几份文件，没有递给孟然，而是先递了一份给身旁的张建国。
“张师傅，我知道你们不信我们。”
王超贤语气诚恳，“所以，今天我邀请孟记者，和各位师傅，共同参与一件可能会被记入中国国企改革历史的大事。”
孟然冷笑一声：“少给我戴高帽。有话就说，有屁就放。”
“好。”王超贤也不废话，将另一份文件推到孟然面前。
文件的标题，用黑体字打印着——《关于启动红星机械厂“协商式改制”程序的共同声明》。
“协商式改制？”
孟然看着这个陌生的名词，“又是什么新花样？”
“这不是新花样，是全新的解决框架。”
王超贤解释道，“传统的谈判模式，政府和工人永远是甲乙双方，立场天然对立，最后的结果，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总有一方是不满意的。这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所以，我建议，我们换个玩法。”
“从今天起，我们不再是谈判的甲乙双方。我们，安南县政府和红星厂的职工代表，是平等的两方。我们共同向第三方陈述我们的诉求和困难。”
王超贤的手，指向了孟然。
“而这个第三方，就是以孟记者你为代表的，媒体监督方。”
“孟记者，你来了。”王超贤看到他，站起身，面带微笑，指了指那张空着的主位，“今天，你坐这儿。”
孟然眉头一皱：“你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王超贤拿起桌上一份刚打印出来的文件，递过去，“今天我们不开谈判会，开一场听证会。你是主持人。”
孟然接过那份文件。
标题是《关于安南县红星机械厂改制遗留问题解决方案之共同声明》。
他扫完内容，心里一惊。
这份声明，把他从一个旁观的批判者，直接定义成了身负责任的监督者和见证人。
孟然慌了！
“我凭什么相信你？”孟然还是带着不屑。
“你不需要相信我。”王超贤摇了摇头，“你只需要相信你自己。相信在你的主持和监督下，这场协商，会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接近公平和正义。”
“孟记者，你一直在为工人们争取话语权。现在，我把主导权，直接交到你手上。你接，还是不接？”
苏蔚来站在一旁看着，心里佩服。
王超贤的话，说到了孟然最在意的地方。
成为中国国企改革历史上第一个“媒体仲裁者”，这份荣誉，足以让任何一个有野心的文人动心。
“好。”孟然沉默了几秒，从上衣口袋里掏出钢笔，刷刷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我倒要看看，你能玩出什么花样。”
他大马金刀地在主位上坐下，把那份声明往桌子中央一推，摆出了主持人的架势。
“既然我是主持人，那就按我的规矩来。”
孟然清了清嗓子，对着工人这边，“现在，由诉求方陈述你们的诉求。张师傅，你先说。”
张建国握着那个破旧的帆布包，手指捏得发白。他看了一眼身旁的工友们，又看了一眼对面那些闪着红点的摄像机，深吸了一口气。
“孟记者，王主任，各位记者同志。”
他声音沙哑，语气质朴。
“我们红星厂的工人，没啥文化，也不会说啥大道理。我们就认一个死理：我们在厂里干了一辈子，厂子就是我们的家。现在家没了，总得给我们一个说法，一个活路。”
“县里那个改制方案，我们不同意。”
张建国从帆布包里掏出一份皱巴巴的文件，是县里下发的那份改制方案，“按工龄一年给五百块钱买断，这不是打发叫花子吗？我，张建国，在厂里干了四十年，从学徒工干到车间主任，最后就值两万块钱？我这条命就值两万块钱？”
他的话很有分量。
“我们的要求很简单。”张建国竖起三根手指。
“第一，补偿标准必须提高。不能低于市里其他国企改制的标准，工龄一年，不能少于一千块！”
“第二，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必须给我们全部补缴上。我们老了，干不动了，不能连个看病的钱都没有！”
“第三，”他顿了顿，语气坚定，“改制资金的去向，必须公开！我们要知道，市里拨下来的那笔钱，到底去哪了！是不是有人把它揣进了自己的腰包！”
这三条要求有理有据，提得实在。
孟然点了点头，在笔记本上迅速记下。他觉得，工人们的诉求清晰，合理。
“说得好！张师傅！”一个年轻工人激动地站了起来，“我们就要一个公道！”
“对！就要一个公道！”其他工人也纷纷附和。
众人又同仇敌忾起来。
孟然满意这种效果。他清了清嗓子，正准备对这三条核心诉求做个总结，引导下一阶段的讨论。
这时，一个坐在角落的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举起了手。
“孟主持，我……我能说两句吗？”
“当然可以，请说。”孟然鼓励道。
“我叫李伟，在厂里干了三年，是钳工。”年轻人紧张，鼓起勇气说，“张师傅他们说的，我都同意。但是……我还有点别的想法。”
“我们这些年轻人，跟老师傅们不一样。我们还年轻，有力气，有技术。就算厂子没了，我们也能出去找活干。”
“所以，我们不想要什么社保、医保。那些东西太远了。我们就想要一笔实实在在的钱。”
他看着王超贤，大声说道：“我们要求，一次性现金补偿！除了工龄买断的钱，县里必须再给我们一笔安置费。有了这笔钱，我们想回老家盖房子的盖房子，想去南方闯荡的闯荡。我们不想再跟这个破厂子，有任何关系！”
这番话，打破了现场的平静。
“小李子，你胡说八道什么！”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师傅当场火了，“什么叫不想跟厂子有关系？你忘了你进厂的时候，是谁手把手教你的技术？现在厂子有难了，你就想拿钱走人？”
“刘师傅，我不是那个意思。”李伟急得脸都红了，“我是说，我们年轻人跟你们不一样，我们的路还长，我们需要的是机会，不是保障。”
“机会？什么机会？拿着几万块钱出去，不到两年就败光了，到时候你哭都没地方哭！”刘师傅吹胡子瞪眼，“只有把社保交上了，老了才有依靠！你懂个屁！”
“我怎么不懂？我爸就是老工人，退休金一个月才几百块，够干啥的？我还不如拿着这笔钱，去做点小生意！”
“做生意？你以为做生意那么容易？赔了怎么办？”
“赔了也比守着那点死工资强！”
两人当场就吵了起来。
孟然皱起眉。他没想到，工人的内部，竟然有这么大的分歧。
“大家先静一静，静一静。”他试图维持秩序，“我们一个一个说，不要吵。”
可他的话，根本没人听。
李伟的发言，引出了更多不同的诉求。
“孟主持，我也说两句！”一个戴着眼镜的中年技术员站了起来，“我觉得，光按工龄算补偿，不公平！”
“我，是厂里唯一一个八级工程师。我设计的图纸，给厂里创造了多少效益？凭什么我跟一个扫地的阿姨，拿一样的补偿标准？”
“我要求，补偿方案里，必须加入‘技术系数’！技术等级越高，补偿系数就应该越高！”
“放你娘的屁！”一个负责后勤的粗壮汉子骂道，“你在办公室里画几张图，有啥了不起的？我们风里来雨里去跑采购，没有我们，你拿什么造机器？要按贡献算，我们后勤的贡献最大！”
“我们销售的贡献才最大！没有我们把产品卖出去，你们造出来都是一堆废铁！”
“都别争了！要我说，就应该按岗位的辛苦程度算！我们铸造车间的，天天守着火炉，一身的工伤，理应拿最多！”
会议室彻底乱了套。
每个人，都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为自己的利益大声疾呼。
年轻的想要现金，年老的想要保障。
技术的想要按等级，后勤的想要按贡献。
甚至还有人提出了更离谱的要求。
“我要求县里给我们重新安排工作！我们是国企正式工，铁饭碗，不能说砸就砸了！”
“对！我儿子今年刚毕业，还没找到工作。厂子倒了，县里必须负责给我儿子解决一个事业编制！”
“我家是农村户口，为了进厂才转成城市户口的。现在厂子没了，我要求把我的户口再转回农村去，把我的地还给我！”
孟然坐在主持人的位置上，感觉自己的脑袋“嗡嗡”作响。
他看着眼前混乱的一幕。
这些诉求，已经远远超出了“合理”的范畴。
甚至，很多诉求，是互相矛盾，根本无法调和的。
他一直以为，他面对的，是团结一致、诉求清晰的受害者群体。
他现在才发现，他面对的，是一盘散沙。
他试图拿起麦克风，提高声音，让大家安静下来。
“各位师傅！请大家冷静一下！我们一个一个来！”
可是，他的声音被嘈杂的争吵声淹没。
没有人再听他这个“主持人”的了。
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利益，寸步不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