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强抬起头，声音沉稳了些。
“王处长，有。”
话音刚刚落下，后排几个局长神经同时绷紧。
王芳抬起头，饶有兴致的看着李强。
“在安置名单公示前的审核环节，我们确实发现了问题。有个别部门的工作人员，利用联合审批的流程漏洞，将不符合安置条件的人员列入了拟公示名单。”
王芳把钢笔横放在笔记本上，身体微微后靠。
这个姿态，在场的人都读得懂，她在等下文。
李强继续说：“县政府在内部核查中及时发现了这个问题，第一时间进行了纠正。所有不符合条件的人员，在名单公示之前全部剔除。目前张贴在红星厂老家属院的公示名单，经过社保底单、原始花名册和工龄认定表的三重比对，每一个名字都经得起查。”
王芳的视线从李强脸上移到陈远山身上。
“陈书记，这个情况，县委掌握吗？”
“掌握。”
陈远山的回答只有两个字，简洁到近乎吝啬，可这两个字压住了全场。
王芳点了点头，然后抬头看向李强。
“李县长，你刚才说个别部门的工作人员，能不能具体说一下，涉及几个部门？”
这个问题不好答。
说少了，政研室会认为你在避重就轻；说多了，等于当着省里的面自曝家丑，影响评级。
李强微微侧过身，把话语权交了出去：“王处长这个问题问到了点子上。这个问题涉及到我们的监管机制。关于联席会议的监督闭环和权力制衡机制，我们具体是由县府办的王超贤同志牵头设计的。超贤，你向调研组详细汇报一下。”
王超贤从座位上站起来。
“王处长，这个问题我来补充。”
王超贤翻开手里的材料夹，抽出一页纸。
“此次名单审核中发现的问题，涉及四个部门的工作人员，共计十二人。问题类型包括：突击补缴社保、以临时用工身份冒充正式职工、利用亲属关系搭便车等。”
他顿了一下。
“详细的排查过程和纠偏措施，我整理了一份书面说明。如果王处长需要，可以作为附件提交。”
王芳接过来，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发现时间、发现方式、问题清单、纠正措施、制度补丁，五个板块，比较多全面。
她把纸放下，看向王超贤。
“王主任，你们这份说明里提到，名单问题被发现后，你们在二十四小时内完成了全部纠偏，而且是在名单公示之前。我想确认一个细节——你们是怎么发现的？是常规审核发现的，还是有人举报？”
“是内部核对时发现的。”
王超贤说得很坦然，“我们县府办在核对文印室的公示清样时，逐一与原始花名册和社保底单进行了交叉比对，发现了异常。”
这不算撒谎，赵磊确实是在核对清样时发现的问题。
只不过王超贤把“赵磊”这个名字更换了，用“县府办”做了替代。
在体制内，功劳归集体，责任归个人，这是铁律，何况正是省政研室考察的关键时期。
王芳点了点头，钢笔在纸上划了几下。
“最后一个问题。”
她合上笔帽，“四个部门，十二个人。你们纠偏之后，对相关责任人做了什么处理？”
会议室里的温度又降了半度，这是最要命的一刀。
王超贤接过话头。
“王处长，名单纠偏完成后，县里已经启动了内部追责程序。”
李强的眼角微微一跳，之前他还想过先压一压，可现在，已经没有压的余地。
王超贤继续说：“具体处理分两步走。第一步，由县纪委对四个部门涉事人员进行约谈，核实责任链条。第二步，将审核环节的漏洞纳入联席会议制度的修订范围，在原有的'多部门联审'基础上，增加一道'公示前独立复核'程序——由县府办和工会代表共同组成复核小组，对每一份安置名单进行逐人比对，确保制度自身能堵上漏洞。”
“发现问题不丢人，发现问题后藏着掖着，或者只拔草不挖根，那才丢人。安南县的经验不是从未出错，而是出了错知道怎么改，改了之后能把制度完善。”
旁听席上，孟溪桥默默地在笔记本上添了一行字，然后合上本子。
调研组里另一个年轻干部压低声音，凑到王芳耳边说了句什么。
王芳微微摇头，没有接话。
“好。”
王芳合上笔记本，语气从质询转为总结，“安南县在红星厂改制中，敢于直面制度运行中的瑕疵，并且在省里调研之前就主动完成了纠偏，这个态度，我们会如实记录在调研报告里。”
她看了陈远山一眼。
“陈书记，下午我们想去红星厂老家属院实地看一看，跟工人代表面对面聊聊。”
“没问题。”陈远山点头，“我让人安排车。不过工人怎么说，县里不打招呼，也不提前沟通。”
王芳笑了一下，笑意比上午初见时真了几分。
“那就这么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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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天府市，市委。
宋明理已经敲响书记赵彦林的办公室的大门。
“赵书记。”宋明理的声音透着一种痛心。
这副姿态，他在来之前就已经拿捏过。
即不能急，急了像心虚。
也不能硬，硬了像顶牛。
更不能一上来就替谁解释，那等于把把柄往别人手里递。
所以，他选择了最稳的一种开场：主动汇报，主动切割，主动把自己放到“顾全大局”的位置上。
“明理啊，这么早，有急事？”赵彦林的声音平稳。
“赵书记，我今天是向您、向市委做检讨的。”
宋明理深吸了一口气，语气沉痛，“昨晚我接到消息，我那个不成器的儿子宋涛，在国外沾染了恶习，欠了巨额赌债。他为了还钱，竟然受天宇建工法人周成的蛊惑，企图动用天宇公司资金向海外非法转移！”
“周成蛊惑宋涛？”赵彦林开口了。
只有六个字。
宋涛在国外，周成在天府，谁求谁，谁逼谁，正常人听一遍都能琢磨出味道。
但宋明理的话已经递出来了，只能硬着头皮往下圆。
“赵书记，我也是刚掌握情况。我这个逆子，常年在国外，接触人员复杂。周成这个人，过去利用天宇建工的平台，结交面很广。他胆子大，手段也多。我不排除宋涛被他利用，这件事不管怎么说，我作为父亲，都有不可推卸的教育责任。更重要的是，我作为党员领导干部，没有管好家属，给市委添了麻烦。”
赵彦林把手里的钢笔放下。
“你和天宇建工接触多吗？”
宋明理早有准备。
“赵书记，天宇建工之前参与过安南县的几个项目，我出于对本土企业的支持，确实在一些公开场合帮他们说过话。但我万万没想到，周成这个人胆大包天，不仅涉嫌严重的经济犯罪，还把主意打到了我家人身上。我平时工作太忙，对家属管教不严，这是我的严重失职。我恳请市委、市纪委立刻介入，对天宇建工进行彻查！对于宋涛的问题，绝不姑息，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这番话，堪称官场“弃车保帅”的教科书。
把宋涛逼迫周成转移资金，偷换概念成“受周成蛊惑”。
把天宇建工多年来的利益输送，定性为“正常工作支持”和“失察”。
主动要求市委彻查，抢在省纪委通报之前，把自己的立场从“同谋”变成了“大义灭亲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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