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话实说，在你来电之前，我确实在反复思考如何打破这个僵局。你的电话一响，我立刻就有了思路。”
江一鸣并没有隐瞒真实想法。
他之所以选择与龙家合作，一是基于他和龙少临之间牢固的信任与交情，他相信龙少临会在关键时刻伸出援手；二是他也判断龙家有意在此布局。虽然布局过程中难免会触及一些人的利益，但收益与风险从来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有风险才可能有机遇。江城市公安局局长一职本就是核心要职，更是迈向省公安厅厅长的重要台阶，也是副部级干部的有力后备人选。龙家若想在江城这盘复杂的棋局中再落一子，既需要足够分量的棋子，也需要恰到好处的时机。
当然，江一鸣也相信，自己值得龙家进行这样的投入。
若是在从前，龙家或许还会犹豫，毕竟那时他的级别尚低，且身边还有李正权等人的影子牵制。
但如今他已升至副部级，背后更有若干重量级人物的支持，并不属于某个单一派系的嫡系，因此龙家也愿意适当投入资源。
更何况，这种投入的风险并不算大，并非那种你死我活的激烈较量。
江一鸣与龙少临就相关事宜的诸多具体细节以及其他一些关联事务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交流，在充分交换意见并达成共识之后，龙少临方才从江一鸣的家中告辞离去。
回到自己的住处后，龙少临没有多做耽搁，立刻拨通了父亲龙育岷的电话。
“这么晚了还往家里打电话，是遇到什么紧急情况了吗？”
龙育岷接起电话，语气平和地随口问道。
“爸，有件比较重要的事情想跟您商量一下。”
龙少临开门见山地说道：“是关于东江省义阳市的张训军同志，我想推动他调整一下工作岗位。”
“张训军？”
龙育岷在脑海中迅速搜寻着关于这个名字的记忆。
毕竟体制内各级干部数量众多，能够让他留下深刻印象并记住名字的确实不算太多。
不过，对于张训军，他倒是隐约还有一些印象。
“我记得他担任义阳市委副书记的时间似乎还不算太长吧？”
“是的，他从义阳市委常委、公安局局长的位置晋升为义阳市委副书记，到现在才一年多一点的时间。”
龙少临详细说明道：“但目前出现了一个不错的机遇，我想为他争取一下。估计这件事需要我们龙家这边出些力，协调推动。”
“哦？打算调整到哪里去？”
龙育岷询问道。
“江城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同时兼任公安局局长。”
龙少临说道。
他和江一鸣此前已经商议过，认为既然要调动，就应当一步到位，直接进入市委常委班子。
事实上，许多省会城市的公安局长通常都会兼任政法委书记，并因此进入常委序列。
而现任的汪左只是担任副市长、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兼公安局局长，并未进入常委班子。
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市里主要领导的态度和安排有关。此前雷亮主政江城期间，汪左虽然能够听从指挥，但并非他亲手提拔的干部，因此雷亮一直有意搁置其入常事宜。待到雷亮调离，由肖树民和江一鸣主持工作时，他们也需要时间观察和了解汪左的实际表现与能力，所以也没有急于将其提拔进常委。如今江一鸣有意更换人选，而龙家这边愿意出面协调，自然希望一次性解决到位，这样既能体现诚意，也避免了后续可能产生的反复调整与周折。
龙育岷沉默了片刻，缓缓说道：“江一鸣最近似乎麻烦不少，你选择在这个时候介入他的事务？”
他的语气中带着一丝审慎。
“爸，您觉得如果不趁现在这个时机介入，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呢？难道等他将来进入省委常委班子，或者走向更高层的位置吗？”
龙少临语气坚定地分析道：“江一鸣是目前副部级干部中最年轻的几位之一，这一点您比我更清楚这意味着怎样的潜力和前景。而且，他背后还有郭盛林、李正权等实力派的支持，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政治资源。尤其是李正权，在本月底即将召开的全国大会上，预计将进入最核心的二十多人名单。只要李正权未来的政治方向不出偏差，再进一步成为最核心的几人之一，概率是非常大的。难道我们龙家不应该借此机会，与李正权一方拉近关系吗？此外，将张训军调往江城市，对他来说也是一个极好的发展跳板，未来晋升的可能性会更大。更何况，张训军去了江城市，对我们龙家而言，也并不构成什么大的政治风险。”
他极力陈述理由，既是为了龙家族未来的长远布局，也是为了帮助自己的好兄弟江一鸣解决当前的难题。
龙育岷再次沉吟了一会儿，最终表态道：“好吧，这件事我来负责推动。”
此时，他也从内心认可了江一鸣的价值。
虽然他此前曾顾虑江一鸣可能会被打上某个家族的标签，但就目前观察来看，江一鸣并未单一依附于任何一方势力。
这对于龙家而言，确实是一个值得进行政治投资的合适对象。
事情商定之后，龙少临随即给江一鸣回复了一条信息，简要告知事情已经敲定，让他等待后续进展消息。
第二天一早，江一鸣便前往肖树民的办公室，将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
“你打算替换掉汪左？”
肖树民听后确认道：“有把握吗？”
“我已经和龙家那边谈妥了，他们将一同推动这件事。”
江一鸣详细解释道：“我们计划将义阳市委副书记张训军调过来。张训军此前曾担任洪山市公安局的政委，调到义阳市后，先后历任市公安局局长、市委常委兼政法委书记，随后晋升为市委副书记。他在政治素养和公安实务经验方面都非常扎实。我在义阳市工作期间，曾与他共事过，对他比较了解。”
“之前我们考虑过从外省调入干部，但考虑到外省干部对我省的公安系统运作和基层治理生态不够熟悉，需要较长的适应时间。而张训军在洪山和义阳两地长期深耕公安一线，在省内公安系统内拥有扎实的履历和广泛的人脉基础。他到江城市后，能够迅速进入工作状态，有效统筹协调全市的政法工作。因此，最终确定了他作为人选。”
“很好，那你随我一同去找家乐书记，向他详细汇报你的想法和安排。”
肖树民点头说道。
随后，两人一同前往杜家乐的办公室。
以往江一鸣与雷亮存在分歧时，通常都是江一鸣独自向杜家乐汇报工作，但此次情况不同，肖树民决定亲自陪同，以示对这项人事调整建议的重视与支持。
但事实上，从组织程序与常规惯例来看，江一鸣直接向省委书记杜家乐汇报工作的做法，并不完全符合党政机关通常的汇报流程与规矩。
按照一般情况，市级层面的工作应当先由市委书记向省委书记进行正式汇报；即便由市长出面汇报，也需事先与市委书记充分沟通、达成一致意见，之后以市委的名义形成正式报告并呈报上级。
如今由于江一鸣与肖树民在施政理念与发展思路上高度契合、目标一致，因而在实际工作中形成了明确分工：主要由肖树民负责向上级汇报整体思路与决策，而江一鸣则专注于具体工作的推进与落实。
恰逢杜家乐书记此时有一段空闲时间，便安排了接见，听取了他们的汇报。
在汇报过程中，江一鸣首先简要介绍了江城市当前的整体发展状况，并重点剖析了西江区在综合治理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他随后深入阐述道：“我认为，一个地区的社会治安与综合治理工作能否有效开展，公安局局长扮演着最为关键的角色。如果连局长这一核心岗位都存在问题，那么整个区域的政法生态就容易失去秩序、陷入混乱。西江区之所以综治问题频发、屡治不止，其根源恰恰在于公安系统内部存在诸多弊端。我原本的考虑是直接更换西江区公安分局的局长，以从根本上扭转局面，但这一提议却遭到了不少干部的反对，其中明确表示异议的包括市公安局局长汪左以及西江区委书记张伟利。面对这种阻力，我与树民书记经过慎重商议后认为，不宜贸然从基层动手，而应当首先从市级层面进行统筹调整，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推动整体改革，从而扎实抓好江城市政法工作的全局。”
杜家乐听后，对此人事布局并未表示异议，而是直接询问关键人选：“你们有没有合适的接替人选？”
江一鸣随即提出建议：“我们推荐义阳市委副书记张训军同志。”
接着，他将张训军的工作履历与任职经历作了简明扼要的汇报，并补充说明：“无论是从公安系统内部的实战经验积累，还是对本省政法生态的深入了解与把握来看，张训军同志都具有他人难以替代的显著优势。”
杜家乐在审阅张训军的履历后肯定道：“他的履历确实扎实，经验也比较丰富。不过，他是义阳市的干部，而你又是从义阳市调任过来的，这样的安排会不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猜测与联想？毕竟干部异地交流任职本是常态，但若在具体操作中不够谨慎，容易被人误解为是在搞‘山头主义’或‘圈子文化’，这一点需要特别注意。”
江一鸣对此早有准备，从容汇报道：“请书记放心，我与张训军同志共事的时间总共不到两年，且我在义阳市工作期间，与他并无特别密切的私人往来，工作关系完全正常。因此，从整体上看，这种情况完全可控，不会造成不良影响。”
杜家乐得知两人交集时间很短，便打消了顾虑，表态道：“既然这样，那就按照正常程序推进吧。”
随后，在江一鸣的积极推动以及相关方面的配合下，人事调整事项进展迅速。汪左被调往其他省份，担任省公安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
虽然从级别上看属于平级调动，甚至名义上可视为某种提拔，但其实际掌握的职权与在地方时的政治分量却不可同日而语。
两者虽同为正厅级，但省公安厅副厅长通常只分管某些特定领域，并不直接掌握地市级公安机关的指挥权；而江城市作为省会，其公安局局长不仅统管全市治安、经侦、网安等核心警种，还兼任副市长职务，对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也具有一定影响力，权力辐射面与实际分量远非一般副厅长可比。
得知这一调动安排后，汪左内心难免有些复杂情绪，但转念一想，能够离开当前这个矛盾交织、压力重重的是非之地，倒也感到几分释然，至少不用再夹在江城市本土势力与江一鸣市长之间左右为难、处处受制。
在赴任之前，汪左主动来到江一鸣办公室告别。
“江市长，您现在方便吗？我想和您聊几句。”
汪左语气平和地问道。
江一鸣虽有些意外，仍客气回应：“方便，请坐。”
他原以为汪左会因这次调离对自己心存芥蒂，甚至暗生怨气，毕竟此事确实由自己主导推动。然而江一鸣对此并不在意，因为在体制内运行逻辑中，个人情绪从来不是决策的关键因素，所处的位置与大局需要才是根本考量。更何况，与其让千千万万百姓因治安问题抱怨指责，不如承受个别人的一时不满。
汪左坐下后，诚恳说道：“市长，我明天就要去外省报到，临行前特地来向您道个别。感谢您一直以来对我的关照与提携。说实话，我内心对您非常佩服。虽然这次调动是您的意思，但我并没有任何怨气。我明白，您是从江城市发展的大局出发，是为了整体工作的推进，而不是像有些干部那样只顾维护自身利益，漠视群众感受与城市的长远稳定。我在公安局局长岗位上的确有很多做得不到位的地方，这既有外部环境复杂的客观原因，也有我自身能力不足、担当不够的主观问题。因此，我离开这个岗位并不冤枉，只遗憾有些问题没能在我任内彻底解决。希望新任局长能够继续推进，把这些遗留问题处理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