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五天，红桥医院的人力被拆成了三条线。
第一条线是张波牵头的血药浓度采样。
他带着两个实习护士跑了长湘市城南、城西、红桥区的十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逐家翻开高血压慢病管理档案，筛选出近三个月内由原研络活喜换成安邦氨氯地平的患者名单。
条件定得很严格：年龄六十岁以上，服药依从性好，无合并肾功能不全，无服用影响氨氯地平代谢的药物。
罗明宇亲自审的入组标准——做临床研究，入口要窄，出来的数据才经得起打。
社区的反应两极分化。
城南三个服务中心的主任二话没说签了合作协议，抽血、编号、送检，流程顺畅。城西的情况复杂一些，有两家的主任接了电话之后态度暧昧，表示“需要上级指示”。
第二天，其中一位主任回电，声音里带着为难，说区卫健局打了招呼，建议“暂缓配合外院的非常规检测项目”。
张波把电话录音发给罗明宇。
罗明宇回了一条语音：“不配合的就跳过。十家里面拿到七家的数据够用了。别跟人家较劲，社区主任也有自己的难处。”
截至第四天，七家社区共完成一百零三例采血。
血样统一送到市中心医院检验科——不是红桥自己的实验室，是为了规避利益相关的嫌疑。
送检费用一万四千多块，孙立从特需部的账上划走。
第二条线是林萱负责的翠湖花园和碧水湾后续跟踪。
铅中毒的患者群体已经从急性期转入了慢性恢复阶段。
轻症的基本出院了，几个重症还在住院部挂着。
魏淑芬的血铅降到了130，肌酐稳定在85，但语言功能恢复依然缓慢。
李师傅每隔一天去做一次手法治疗，从颈部到上肢，沿手阳明经一路碾下来，每次四十分钟，做完浑身是汗。
“语言那块不是筋膜的事。”李师傅在第十次治疗结束后跟罗明宇说，“她脑子里有些东西被铅烧坏了，我手再好也摸不到脑壳里面去。”
罗明宇没接这话。
他翻开魏淑芬最近一次头颅MRI的片子，灰白质分界比上个月清晰了，但左侧额叶语言区的信号还是不太对劲。
大师之眼下看，那一片气机虽然不再死灰，却稀薄得像被水洗过的墨。
改善了，但离正常还远。
中医有句老话叫“病去如抽丝”，放在重金属导致的中枢神经损伤上格外贴切。
这不是下一剂猛药、扎几根银针就能逆转的事。
他调了方子。
原来的补阳还五汤减了黄芪的量，加了石菖蒲和远志各十五克——开窍醒神，促进脑部血供。
同时让钱解放把那台离子渗透仪的参数微调了零点三个单位，频率从35赫兹降到32赫兹，改为持续低频刺激。
“慢工出细活。”罗明宇对林萱说，“告诉她女儿，别急。”
第三条线是钱解放的地下作坊。
卓伟发布会当天曝出的华信检测与康达的股权关系，直接引爆了整个第三方检测行业的信任危机。
省药监局宣布对华信检测启动飞行检查，国家药监局也转发了相关通报。
但这跟红桥有什么关系？关系在于——钱解放的红桥一号、红桥二号、红桥三号，到目前为止全部是院内制剂，没拿到正式的药品批文。
发布会上靠马尔文粒度仪堵住了康达的嘴，但程序问题不解决，下一次别人换个角度攻过来，照样难受。
牛大伟拎着一份文件来找罗明宇。“省药监局的人上周给我打电话，措辞倒客气，意思很明确——你们的东西疗效好归好，但如果继续以'院内制剂'的名目大范围使用，他们不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建议走正规申报。”
“申报一个品种要多长时间？”
“快的话三年。”
“三年。”罗明宇重复了一遍。
牛大伟吸了一口烟，没说话。
罗明宇拿起桌上的签字笔在纸上画了个框。“院内制剂申请走省药监，程序比新药简化，但也要稳定性试验、安全性评价、临床观察报告。按现有人手和条件，钱老的工作室顶多同时跑两个品种。”
“你打算先报哪个？”
“红桥一号。”罗明宇没犹豫，“抑菌液的数据最全，翠湖花园五十九个患者的临床资料现成，补一个六个月的稳定性加速试验就够了。”
牛大伟点了点头。“经费呢？”
“孙立算过，院内制剂申请全套成本大概四十到六十万。”
“特需部出？”
“特需部出。”
牛大伟把烟掐了，站起来走到门口。“还有一件事——李师傅的工伤保险，人社局回函了，说按'康复理疗技师'的岗位可以参保，但必须提供执业资格证复印件。”
“他没有证。”
“我知道他没有证。我准备以'特殊人才引进'的名义，给他申请一个内部技术等级认证，挂在院办下面，走行政序列。合不合规不好说，但至少能把社保先买上。”
罗明宇看着牛大伟的背影。这个满身烟味的老烟枪——在程序和人情之间找到一个擦边的缝，钻进去，把事情办了。这种本事比开刀难。
“牛院长。”
牛大伟回头。
“谢了。”
牛大伟摆了摆手，走了。
到了第五天下午，一百零三份血药浓度报告全部出来了。
张波把汇总表打印了三份——一份给罗明宇，一份存档，一份锁进保险柜。他的表情很差，比那天在急诊科看到陈大爷吐血还难看。
罗明宇接过报告，从第一页翻到最后一页，用了十二分钟。
一百零三例患者。
空腹服药后四至八小时采血。
血药浓度低于治疗窗下限（3.0ng/mL）的：六十一人。
占比：百分之五十九点二。
最低的一例：1.6ng/mL。
是红桥区一个七十四岁的独居老太太，高血压二十三年，换药后头晕加重，她以为是自己年纪大了“正常反应”，扛了两个月没去看过医生。
罗明宇合上报告。
办公室里没人说话。
张波站在门边，林萱坐在角落的凳子上，孙立靠在窗台上假装看手机。
“百分之五十九。”罗明宇终于开口了，声音很平，跟在手术台上报生命体征一个调。“一百个人里有六十个吃了等于没吃。这帮老人每天早上起来，规规矩矩吞下一片药，以为自己的血压被控制住了——”
他没有把话说完。
张波问：“这个数据怎么处理？”
“两步。”罗明宇拿起笔，在处方笺上写。“第一，明天把完整报告通过正规渠道提交给省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和省药监局药品生产监管处，附上入组标准、检测方法和所有原始数据。机构盖章，红桥医院质管办签发。”
他写完第一行，停了两秒。
“第二——孙立。”
“在。”
“通知那七家社区，从今天起，所有正在服用安邦氨氯地平的六十岁以上患者，建议换回原研络活喜或者其他通过一致性评价的品种。换药产生的费用差额，前三个月由红桥的慈善基金垫付。”
孙立张了张嘴。
他在心里算了一笔账——七个社区，保守估计涉及至少大几百号人，每人每月药费差额二十到三十块，三个月下来……
“大概五到八万。”罗明宇替他算好了。
“基金余额目前——”
“四十三万。够。”
孙立把手机收起来，没再说价钱的事。
他在红桥医院待了这么久，学会了一件事：罗明宇在涉及钱的问题上精打细算到令人发指的程度，但那是针对设备采购和日常开支。碰到救命的节骨眼，他花钱连眼睛都不眨，仿——不，根本不带犹豫的。
“还有一件事。”罗明宇站起来走到窗边。窗外是医院的后院，钱解放的排风管冒着白气。
“安邦制药的人上次留了名片。我让你快递一封信过去，他们回了没有？”
“没回。”
“意料之中。”罗明宇转过身。“但是一百零三份报告递上去之后，省药监不可能再压着不动了。下一步，要么安邦召回，要么药监飞行检查。无论哪种，媒体都会来问红桥。”
“怎么应对？”
“不应对。”罗明宇坐回椅子。“数据交出去了，证据链完整了，接下来是监管部门的活。我们是医院，不是纪委。把嘴闭紧，该治的病治，该开的药开，别让人抓到任何越界的把柄。”
孙立点头。“我把口径统一给宣传科。”
“还有一件事——何秀兰老太太今天复诊，血压控制得怎么样？”
林萱翻了翻记录。“换回络活喜第三天，血药浓度回到6.2ng/mL。血压134/82。搏动性头疼消失了，天麻钩藤饮减到隔日一剂。”
“下周停汤药，单用西药维持，两周后复查。”罗明宇在电脑上敲完医嘱，看了看时间，五点四十。
他推开办公室的门。走廊里飘着中药的气味——食堂在给翠湖花园老人熬下午那顿绿豆土茯苓汤。
经过康复区门口时，他听到里面传来李师傅的声音。
“别使劲握，放松。手腕放软。对，就这样，再转——”
罗明宇停了一步，从玻璃窗看进去。
魏淑芬坐在治疗床边，右手握着一根木筷子，正在笨拙地练习旋转。筷子掉了，她用右手捡起来——这个弯腰捡东西的动作本身就是进步。
李师傅坐在马扎上，面朝窗户的方向，眼睛看不见，耳朵却追着筷子落地的声音。
“掉了。”
“掉了。”魏淑芬声音含混不清，但说的是两个字，不是上周那种模糊的单音节。
李师傅“嗯”了一声。“继续。”
罗明宇在走廊里站了十几秒，然后转身下楼。
楼梯间里迎面撞上吴国平。
老教授拎着一份大鼠实验记录，眼镜架歪了，布袋上沾着动物房的木屑。
“第二批数据出了。”吴国平把纸递过来，“电针组C纤维放电频率下降百分之四十七点八，比第一批更好。我加了一组假针对照，差异显著。P值0.003。”
“什么时候投？”
“初稿已经写了一半。但是——”吴国平踌躇了两秒，“我有个不太成熟的想法。”
“说。”
“光发基础数据太单薄。如果能把方晓晴的针麻剖腹产作为临床案例附在后面，动物实验加人体验证，力度完全不一样。”
“方晓晴的资料可以脱敏使用，我去跟家属沟通授权。但有个前提——”罗明宇看着吴国平，“论文里不提红桥的名字。”
“为什么？”
“树大招风。投稿的时候挂长湘医科大学的名头，你是第一作者，通讯作者也是你。红桥只出现在致谢里面，一行字就够了。”
吴国平想了一会儿，点头。“你比我懂这些。”
不是懂，罗明宇想。
是被打怕了。
上一世的遭遇教会他一件事——学术圈里，越是暴露在聚光灯下的东西越容易被拿来当靶子。
闷声做事、藏锋于泥，比什么都管用。
晚上八点半，孙立发来K的最新监控汇总。
安邦制药政府事务部总监赵国民在离开红桥的当天下午乘高铁去了省城，晚间出入省药监局副局长黄维家的小区。
黄维当年在药审中心工作时，与安邦制药的前身“远东制药”有过长期的评审对接记录。
罗明宇截了图，存进加密文件夹，没有转发给任何人。
他把手机放到床头柜上，关了灯。
明天有台阑尾炎手术，术者是张波，他做一助。
床头闹钟定在六点。
一百零三份血药浓度报告通过红桥医院质量管理办公室正式提交的第三天，省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回了一封措辞极其简短的回函。
“已收悉，转药品生产监管处。”
没有后续。
又过了两天。
什么都没有发生。
孙立坐在院长办公室里翻看手机，刷了一圈新闻，没有任何关于安邦制药的报道。
发布会上公布的九例数据被几家财经媒体转载了一轮之后就沉下去了。
新的热点是南方某地暴雨、某明星离婚——这些东西把一切都冲淡了。
“没动静。”孙立嘬了一口茶，跟罗明宇说。
罗明宇在改红桥一号的稳定性试验方案，头没抬。“不奇怪。一百零三个样本，对省药监来说是个大事，他们要验证、要开会、要上报。官僚机构的运转速度你又不是不知道。”
“那如果他们压着不办呢？”
“压不住。”罗明宇搁下笔。“一百零三份报告，七家社区盖了章，市中心医院检验科出具的结果。链条上的每个环节都有人签了字。谁压，谁就得准备好有一天被翻出来的时候怎么解释。”
“赵国民去找过黄维。”孙立提醒。
“我知道。但我不管他找谁。红桥把该做的做完了，剩下的不是我们的战场。”
孙立觉得罗明宇太沉得住气了。
但他在红桥待久了，也学会了一件事——罗明宇说“不管”的时候，往往比说“我来处理”的时候更可怕。
因为那意味着他确信局势会自己走到他想要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