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女情长对朱慈烺来说，自然是不可避免的。
但更重要的还是大明江山。
孙传庭在商洛山之战的消息传来，还是很振奋人心的。
东宫。
朱慈烺召集内阁会议。
随着江南逐步稳定，以往的强势独裁，逐渐在发生变化。
看着是要北伐打江山，实则首先还是先治理南方。
首辅蒋德璟有些激动：“孙督师以弱势之兵、困守绝地之局，竟能算准高一功每一步动向，三面设伏、环环相扣，以不足两万的兵力将闯军一万精锐几乎全歼于商洛山中，当真是壮我大明威严。”
史可法道：“用兵如臂使指，料敌如观掌纹，放眼当世，能做到这一点的，唯有孙督师一人而已！”
高弘图点头附和：“孙督师这一仗，打出了朝廷的威风。”
这一仗对于大明来说，确实很中重要。
要理解商洛山大捷的分量，必须先看清之前的战场形势。
最近几年来，大明的战绩可以用一败涂地来形容。
崇祯十四年，孙传庭在郏县被李自成击败，退守潼关。
这是孙传庭与李自成交锋史上最惨重的一次失败，也是对李自成战场的转折点。
此后孙传庭虽然勉强守住潼关，但实力大损，再也无力主动出击。
同一年，左良玉在朱仙镇被李自成击败，退守武昌。
辽东战场，洪承畴在松锦之战中被清军击败，全军覆没，洪承畴本人被俘后降清。
中原、陕西、辽东三个主要战场，全线溃败。
到了崇祯十五年，北方明军几乎丧失了主动进攻的能力。
李自成一路攻城略地，从河南打到湖广，再到山西。
明军要么望风而溃，要么守城投降，要么龟缩不敢出战。
潼关以西的陕西全靠孙传庭苦撑。
在这种背景下，天下人，包括江南的士绅、百姓、朝中的官员，已经形成了一种潜意识的认知：明军打不过流寇。
这不能怪他们悲观，因为事实摆在眼前。
过去三年，大明确实没有打赢过一场像样的战役。
每一次出兵，换来的都是败报、溃退、失地。
这种败仗惯性带来的最大危害，就是信心的巨大滑落。
当所有人都觉得明军必败时，军队的士气会崩溃，百姓的信心会流失，士绅的忠诚会动摇，观望者会倒向胜利者一边。
而朱慈烺面临的处境，接手的就是这样一个烂摊子。
所有的内政改革，都是在‘大明一直在输’这个背景下推进的。
别人会想：太子殿下确实会治国，但他会打仗吗？
京营确实精锐，可稍微有些渠道的都知道，北京城时，京营糜烂，整顿之后不过剩下两万余，大部分都是招募的新兵。
这些新兵跟随南迁过来，从入伍至今，都没有经过过任何一场战场的洗礼和考验。
看着精锐，但是样子货的可能很大。
自四月监国以来，太子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内政：抄家、整顿、运粮、免税....
这些事做得再好，也只是治国，而非打天下。
而商洛山大捷的意义就很重大了。
这是太子监国后，大明朝廷在正面战场上取得的第一场胜利。
打破了大明延续数年的败仗惯性。
且这场胜利传递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信号：当朝廷给足了支持，大明的将领，依然能打胜仗。
这个信号，对大明天下的军队士气有巨大提振。
对朱慈烺本人来说，也很关键。
朱慈烺展现给世人的人设是：强势、果断、手腕凌厉的内政高手。
一个在治国上能力超群但在军事上一无所知的君主，中兴的极限也就是‘偏安一隅’。
比如南宋的高宗赵构。
朱慈烺不是赵构。
他的目标是北伐中原、收复失地、统一天下。
而要达成这个目标，必须在军事上也证明自己的眼光和决策是正确的。
商洛山大捷就是答案。
三十两一石，外加功名赏赐，只为支持孙传庭。
现在，孙传庭打赢了。
这一仗向天下宣告了三件事。
孙传庭没有废，他还能打。
太子的决定是正确的。
大明还没有输。
朱慈烺微微颔首：“关于孙督师大捷之事，日后自有分晓，如今正月在即，当议明年开春后诸项事宜。”
大雪封路、河流冰封、粮草转运困难。
这些自然因素让各路兵马，都不约而同地停下了大规模军事行动。
但现在都是暂时的静默，等着明年开春。
蒋德璟率先拱手道：“老臣以为，明年开春，首要之事仍在江南。”
“朝廷南迁不过数月，江南根基尚未完全稳固。”
“苏州、松江等府的清田虽然追缴了一批钱粮，但隐田尚未尽清，士绅抵触之心未消。若朝廷急于北伐，后方空虚，难保有人暗中掣肘。”
“老臣以为，明年上半年，朝廷仍应以巩固江南为要务。”
“待京营新军训练有成、火器列装到位、江南财赋彻底理顺，再议北伐之事，方为稳妥之策。”
史可法微微皱眉，接话道：“殿下，蒋阁老所言固为本。但臣以为，巩固江南固然是根本，却也不能全然坐视北方变局而不顾。”
“李自成明年正月必攻北京，北京一失，天下震动。届时朝廷若毫无动作，恐寒了北方百姓和士绅之心。”
北京城这个事情，确实很难评。
南迁某种意义上就是放弃北京城，可放弃这个事，不能体现出来。
朱慈烺问道；“史先生有何想法？”
史可法沉声道：“臣以为，朝廷应提前做好两手准备。”
“若李自成攻北京受阻，北方明军残部尚能支撑，朝廷可命孙督师从潼关方向施加压力，牵制闯军西线。”
“若北京迅速失陷，朝廷则需立即着手安抚北方流亡士绅、收拢溃散官兵，不能让这些人全部流入李自成或满清之手。”。
高弘基略微沉吟，先是附和一句：“史学士所言有理。”
随后道：“臣补充一点，北京若失，北方必然出现大批不愿降闯的士绅官员南逃。”
“这些人中不乏有才识、有经验之人。”
“朝廷若能妥善安置，既可充实南京的官僚体系，又能向天下展示朝廷仍是正统所在。”
“此事应提前知会沿江各府县，一旦发现南逃官员，立即接应护送，不得推诿。”
朱慈烺听着，目光微动，却未表态，转而看向姜曰广。
姜曰广沉吟片刻，缓缓开口：“殿下，臣想的与几位学士略有不同。臣以为，明年朝廷还需留意一个人。”
“吴三桂！”
姜曰广的声音不高，却掷地有声：“吴三桂坐镇山海关，麾下四万关宁军，是眼下北方最后一支完整且能战的大明边军。”
“李自成攻北京之前，必然会先派人招降他。”
“满清那边，也绝对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吴三桂倒向谁，谁就占据极大优势。”
“朝廷如今与吴三桂之间，隔着李自成的地盘，无法直接给他援军。但殿下此前已给了他三十万两银子和五万石粮，这笔恩情不会白费。”
“臣以为，明年开春，朝廷应设法与吴三桂保持联络，不能让他觉得朝廷抛弃了他。”
“即便不能出兵策应，也要让他知道，南京还在，大明还在，他吴三桂不是孤军。”
此言一出，暖阁内几位阁臣纷纷颔首。
吴三桂这个棋眼，确实不能忽视。
吴甡一直没有开口，此时才缓缓出声：“诸位所言，皆切中要害。但臣想提醒殿下一句，左良玉在武昌，已经很久没有动静了。”
提到左良玉，暖阁内气氛有些微妙。
吴甡继续道：“左良玉坐拥重兵，朝廷南迁以来，他既不来朝觐见，也不主动向朝廷示好，只是一味保持沉默。”
“臣担心，他是在观望，若朝廷在北方接连失利，他说不定会生出异心。”
“明年朝廷无论是安抚南方还是北伐中原，都必须把左良玉这个变数算进去。”
“能安抚则安抚，能牵制则牵制，绝不能让他成为第二个张献忠。”
朱慈烺只是安静的听着，没有要开口的意思。
这种内阁会议，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内阁成员进行讨论，朱慈烺只需要听着就可以了，不必参与进去。
明太祖朱元璋废除丞相后，建立了以皇帝为核心、内阁为辅助的决策机制。
经过永乐、洪熙、宣德几朝的完善，到明中期形成了相对成熟的制度。
这个制度设计的核心逻辑是，皇帝做选择题，而不是做填空题。
内阁负责提出方案，皇帝负责从方案中做出决断。
在这个制度框架下，皇帝在内阁会议上的角色定位是‘听’和‘断’，非‘说’和‘议’。
皇帝率先开口表态，会影响甚至压制阁臣的意见表达。
首辅会觉得圣意已定，不必多言，反对者会觉得开口就是忤逆。
这样一来，内阁会议就变成了一言堂，失去了集思广益的意义。
所以，成熟的政治规矩是：皇帝先听，让阁臣充分讨论，等各方意见都摆到桌面上之后，皇帝再做最终的裁决。
这既保证了决策质量，也保护了皇权的弹性。
不必在第一时间暴露自己的底牌，可以根据讨论的情况调整自己的最终判断。
朱慈烺现在做的，正是这个传统的回归。
而崇祯的做法，恰恰是这个传统的彻底反面。
崇祯的特点是多疑、多言、多变。
在朝议上从不掩饰自己的态度，经常在阁臣尚未充分讨论之前，就开口表态。
‘朕以为此事当如何如何’。
本意是乾纲独断，但实际效果是自绝言路。
某种程度上来说，朱慈烺现在的做法，也算是‘垂拱而治’了。
吴甡这边刚说完左良玉，姜曰广就出来说张献忠。
“殿下，臣以为张献忠入蜀一事，朝廷不可坐视不理。”
朱慈烺抬眼看去，姜曰广继续道：“蜀地险固，沃野千里，号天府之国。”
“张献忠若轻取成都，坐拥四川，东扼三峡、北控剑门，则西南半壁不复为朝廷所有。”
“他日若朝廷北伐李自成，张献忠从背后捅一刀，腹背受敌，何以应付？”
“臣请殿下速发令旨，命左良玉从武昌出兵，沿江西进，拦腰截断张献忠的入蜀通道。”
“同时命孙传庭派遣一支偏师，出武关、下南阳，从北面压住大西军的侧翼。两路合击，纵不能全歼张献忠，亦可阻其入蜀，让他困在湖广，不得动弹。”
朱慈烺不表态，其他阁臣陆续表达意见。
高弘图微微颔首，捋须道：“姜学士所言有理。”
“张献忠坐拥湖广，若再得四川，便是南北两线皆受其害。”
“今其大军西移，后方必然空虚。若能抓住时机，打他一个措手不及，未必不能将其拖在湖广。”
话音刚落，史可法就摇头反对：“二位所言，皆有道理。但有一问，左良玉，会听令吗？”
高弘图皱眉道：“他毕竟是朝廷的平贼将军，难道敢公然抗旨？”
史可法说道：“他未必敢公然抗旨，但他有的是办法‘遵旨拖延’。”
“左良玉拥兵自重，坐镇武昌多年。朝廷催他出兵，他可以说粮草未备、可以说将士需休整、可以说船只不足。”
“拖上一两个月，张献忠早就入了四川了。届时朝廷追究，他有的是说辞推卸责任。”
姜曰广神色微凝，略微沉默后道：“即便左良玉不可靠，臣仍认为朝廷应该有所动作。哪怕只是名义上发一道讨贼檄文，命川中各地守备严防死守，也比默许张献忠大摇大摆入蜀要好。”
“否则天下人如何看待朝廷？流寇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朝廷竟不发一兵一卒阻拦，威信何存？”
这话说到了朝廷体面和天下观瞻的影响。
一直沉默的蒋德璟终于开口：“殿下，臣以为姜部郎所言，是站在朝廷的‘体面’上考虑。但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不可徒顾体面。”
“张献忠入蜀，沿途关隘不少，施州卫、酉阳、遵义，皆有我大明卫所。”
“若这些卫所能守住，自然能阻其西进。”
“若守不住，朝廷即便发一道檄文，也于事无补，反倒显得朝廷只有口舌之利。”
姜曰广还想再说什么，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史可法顺势说道：“姜学士所言，是为了朝廷的威信和西南的长远安危。”
“但我想问姜学士一句，朝廷若出兵拦截张献忠，胜算几何？”
姜曰广微微一怔。
史可法没等他回答，继续道：“左良玉不会出力，孙传庭不能分兵。朝廷能动用的兵力，只有南京的京营。”
“北京京营要镇守江南，南京京营正在整编换装，火器尚未列装，新兵尚未成军。”
“若此时仓促调动大军西进，粮草、军饷、船只、民夫，哪一样不要钱粮？这笔开销，从哪个账上出？”
“即便朝廷拼尽全力，把张献忠拦在了湖广，然后呢？”
“张献忠十万人马屯在湖广，朝廷是派兵围剿他，还是跟他长期对峙？”
“围剿兵力不够。对峙粮草耗不起。”
“到头来，唯一的结局就是朝廷的主力被其拖在湖广，而李自成在北方长驱直下，北京失陷，中原尽丧。”
“届时，朝廷既丢了北京，又没能灭了张献忠，两头落空。”
“那就不是失了西南的问题了，而是失了天下。”
些许是语气有些过于强势，史可法看了眼殿下，这才放缓道：“放张献忠入蜀，在座诸位心里都不痛快，我也不痛快。”
“但打天下不是赌一口气。眼下朝廷最大的敌人是李自成，所有的兵力、粮饷、精力，都得用在刀刃上。”
“张献忠入了蜀，短期看是祸事，四川落到他手里，将来要收回来，必然要流更多的血。”
“但从长计议，张献忠自困于四川之内，东出不易，北上更难。”
“等朝廷腾出手来，再慢慢收拾他也不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