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夏在布力径大宅会晤了几位记者,接受记者对迟夏起诉ICAC及调查员陈永康案件的采访。
“徐小姐,您对ICAC的起诉,对于本港来说是相当罕见的。请问您为什么执意要起诉ICAC呢?”
对于在布力径山顶豪宅的采访,几位记者也表现得有一点拘谨。
港岛是一座商业城市,这里真正的权力都体现在财富方面。
能够住在这里,和朱益峰家比邻而居,证明了这个年轻女子的财力非凡。这个明显是北方的姑娘一到港岛就扯起和ICAC的一场正面对决,还是让媒体深感惊讶。
迟夏在去法院提交起诉ICAC的诉状时,媒体就已经查到了这宗案子。
个人起诉ICAC本就已经相当罕见,又是内地居民起诉ICAC,这个消息就更有话题性了。
几个媒体就一直在打听到底是谁在搞事情,很想能做一次直接的采访。
但是ICAC一方就非常谨慎,给媒体的回复就只是“无可奉告”。
等到迟夏再次入境,媒体闻着味儿就上来了。
迟夏略作思索,就接受了,又咨询了王永和、李锐两位律师的意见,觉得既然要搞事情,索性就把事情搞大,就在新宅邸的客厅接待了来自港岛和坡县的几位记者。
布力径的山顶豪宅门前幽径,没有外人通行的道路。
院内停放的奶白色劳斯莱斯,碧水荡漾的露天泳池,跃层大客厅上垂落下来的水晶吊灯,墙上悬挂的保罗·塞尚的名画,一切都显得这豪宅的主人富贵无比。
这样一个内地女子,在港岛买房置业,办理了优才居留政策,一上岛就和人人闻之色变的ICAC杠上。
且不说廉政公署对她的调查情形如何,这种公然起诉廉政公署、闹上法庭的事情,过去好多年都是见都没见过、听都没听过。
而起诉的原因,还是种族歧视。
大陆女子当然也是中国籍,她所提出的种族歧视,并不是基于血统的种族歧视,而是基于出生地、居住地来源的差异所形成的歧视。
在港岛,这种情形也在《种族歧视条例》里列明。
对媒体来说,涉及到内地和港岛居民之间的这种歧视争端,比不同族裔之间的争端更加有趣、更吸引人。
至于放大这种争端会不会引发什么严重的社会后果,媒体们是不在乎的。
“请问迟小姐,您投诉ICAC种族歧视的事件缘由是什么?”来自坡县媒体《黎明早报》的一位记者提问。
虽然媒体是坡县的媒体,但记者操着浓重口音的港普,明显就是本地的记者受雇于《黎明早报》。
“廉政公署的一位职员,在办案的时候对我说:‘我知道你们大陆人是没有什么法制观念的。’”
记者还在等迟夏说下去,等了半天没听到下文,吃惊地看着迟夏:“就这一句?”
迟夏挑了挑眉毛:“对。”
“为了一句话就要告整个ICAC?这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
“来到港岛,我感受到一种系统化的歧视。ICAC这句‘内地人没有什么法律精神’,只不过是其中具体而微的一件事。”
“迟小姐,您觉得港岛对内地的人是存在系统性的歧视?这话怎么讲?”
迟夏喝了一口水,将港岛针对不同来源地的签注时间差异对记者们讲了一遍,又将投资性居留的条件做了一下说明:“换成任何一个国家的商人,在港岛投资3000万就可以拿到居留。我在港岛投资股票、债券、不动产超过550亿,却不能以同样的理由来办理居留。如果说这还不叫歧视,那我就真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歧视’两个字该怎么写了。”
“会不会是迟小姐您身为内地人士,对港岛文化、历史了解不足,两地文化差异导致了这些误会呢?”也许各地人民都有天然的为本地文化辩解的习惯。
迟夏不觉得这个记者是在强行辩解,她是觉得既然对方来做采访,那大家就坦诚相待,自己恰恰需要这样一种发声,索性就把话题继续向深入聊了下去:
“怎么说呢,开诚布公地讲,我是觉得,虽然港英政府已经离开了,但是殖民的法律依然存在,寄生在这些殖民法律之上的殖民文化、殖民思想,像虱子一样依旧存在。作为一个游客或者是路径投资的商人来说,无时无刻不感觉到这种歧视。
我们的时代已经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可是殖民观念和殖民色彩的法规依然没有任何改变。
很多港岛的商业前辈曾经对我说,港岛文化最核心的特征乃是务实。
如今呢,内地作为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港岛仍然如此刻意地采取猜疑、对立和排斥的态度,既没有法律精神,也没有实际李由。恐怕对港岛来说也是很不利的。”
“迟小姐的这番话倒是很新奇,不过会不会有一点过于政治色彩和意识形态了呢?”
迟夏潸然一笑:“这算是什么意识形态呢?只不过是指出这些法规的不合理之处。港岛现在,讲自己的观点都叫做意识形态了吗?”
“迟小姐,既然港岛这么不好那么不好,你们北边的人还是一样要过来。港岛是不可替代的,这一点你不得不承认,而港岛的法律法规正是港岛不可替代的因素之一。您不能因为您不习惯这些,就认为他们不合理。”
迟夏深深看了一眼这个记者,觉得对方是不是政治版面派来跟自己辩论的。
迟夏并没有那么高明的法律和政策水平,只是自己生活中遭遇到了这些,有感而发,又和李律师讨论过,觉得港岛对内地人士和商业旅客的相关规定,确实难以在立法精神的范围内自洽。
它沿袭的还是殖民时代的法规,而殖民时代,港英政府是将内地当做敌对地区来处理的。
而这些保存着浓厚殖民色彩的法规,并没有与时俱进地进行修正。
港岛的法制专业根本就是一个笑话。
迟夏并没有就殖民法规这个话题继续展开,而是从客厅的一个小书架上抽出了一本最近常翻的《世说新语》,打开一页:“你们知道曹操吗?”
几位记者点点头,迟夏看着这一页书讲了一个故事:“曹操做魏王的时候,家里养了一个歌姬,唱歌非常好,但是这个人的脾气臭,经常骂人,对曹操也不假辞色。大奸贼白脸曹操对此也只是隐忍,但是悄悄地又去买了100名歌姬,派专人去训练她们,直到有一天其中有一人水平和这个臭嘴歌姬一样了,曹操就把这个臭嘴歌姬找来,派人杀了她。”
(《世说新语·忿狷》:魏武有一妓,声最清高,而情性酷恶。欲杀则爱才,欲置则不堪。于是选百人,一时俱教。少时,果有一人声及之,便杀恶性者。)
迟夏讲完这个小故事,看着面色难看的几位记者:“我们从小就听说过这样的话,说‘没了张屠夫,也不用吃没带毛的猪’。”
几个记者并不懂,茫然地看着迟夏。“还有一句人尽皆知的口语,说‘地球离了谁都转’。”迟夏笑呵呵地说,但是笑声之中却毫无温度。
次日,大陆女商人提告ICAC的这份专访,以相当惊悚的标题同时登上了几份报纸的重要版面。
迟夏最后说的那几个小故事,也被录入在内。读了这篇报道的很多人,都感到一丝莫名的寒意。
黄首富的儿子Peter黄将这份报纸折叠好,把迟夏的这个采访递到父亲的面前:“迟夏的这个采访,您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