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15章凯库巴德继
公元1287年，二月。
德里的春天依然没有来。寒风依然在刮，天空依然阴沉，杏树枝头的花苞依然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像是不敢绽放，不敢迎接这个注定多事、注定艰难的春天。但有些事，不会因为春天不来就推迟。有些仪式，不会因为寒冷就取消。有些责任，不会因为年轻就可以逃避。
凯库巴德在德里大清真寺举行了登基典礼。
日子是尼扎姆·乌尔·穆尔克亲自选的，说是“黄道吉日”，说是“天赐良时”。但凯库巴德站在清真寺的庭院里，仰望铅灰色的天空，感受着刺骨的寒风，只觉得这一切都像个巨大的、冰冷的笑话。天赐良时？如果真主真的眷顾他，就不会让他十五岁就失去父亲，不会让他十五岁就失去祖父，不会让他十五岁就被推上这个位置，扛起这个他根本扛不动的担子。
但他没有选择。就像祖父说的，穆罕默德的儿子，巴尔班的孙子，没有选择。要么扛起来，要么倒下。要么成为苏丹，要么成为尸体。在这个权力的游戏中，没有中间道路，没有全身而退的可能。要么赢，要么死。
所以他来了。穿着那件祖父留下的、对他来说太大了的金线绣龙纹的黑色长袍——那件袍子是巴尔班年轻时穿的，凯库巴德穿上后，袍摆拖在地上，袖口长出半尺，肩部空荡荡的，不得不用别针在背后别起，让布料紧紧贴在他单薄的肩膀上。他坐在祖父坐过的镶满宝石的宝座上——那把椅子太高了，他的脚甚至无法完全踩到地面，只能悬空着，脚尖勉强触到地毯，像一个坐在大人椅子上的孩子，滑稽，可笑，但也透着一股令人心酸的可怜。他戴着祖父戴过的镶嵌着鸽血红宝石的突厥式金冠——那顶冠太重了，压得他的额头隐隐作痛，压得他的脖子发酸，但他必须挺直脊背，必须抬起下巴，必须用最威严、最从容、最符合苏丹身份的姿态，接受所有人的朝拜。
因为他是苏丹了。是德里苏丹国的第十任苏丹。是这个庞大帝国的新主人。是这片土地、这亿万子民的统治者。无论他愿不愿意，无论他准没准备好，无论他有没有这个能力，他都是了。
典礼很隆重。清真寺的庭院里挤满了人——贵族，将领，大臣，地方总督的代表，外国使节，德里有头有脸的人物，只要能来的，都来了。他们穿着最华丽的礼服，佩戴着最昂贵的珠宝，脸上挂着最恭敬的表情，嘴里说着最动听的祝贺。但凯库巴德知道，在那恭敬的表情下，在那动听的祝贺后，藏着的是审视，是怀疑，是算计，是观望，是等着看他出丑、看他犯错、看他撑不下去、然后一拥而上将他撕碎、瓜分这个帝国的贪婪和野心。
他看见了。他看见了那些老贵族眼中的不屑——他们认为他太年轻，不配坐在那个位置上。他看见了那些将领眼中的疑虑——他们怀疑他有没有能力带领军队，有没有魄力应对战争。他看见了那些大臣眼中的敷衍——他们只是例行公事地行礼，心里盘算着如何在新苏丹手下保住自己的位置，如何捞取更多的利益。他看见了那些地方总督代表眼中的闪烁——他们在观察，在评估，在决定是继续效忠，还是趁机独立。
他看见了所有。但他什么都不能说，什么都不能做。他只能坐在那里，挺直脊背，抬起下巴，用平静的、威严的、符合苏丹身份的目光，缓缓扫过庭院中的每一个人，像祖父那样，像父亲那样，让所有人都感受到他的存在，他的权威，他的不容挑战。
当大伊玛目将象征苏丹权威的权杖交到他手中时，他的手微微抖了一下。权杖很沉，是纯金打造的，顶端镶嵌着一颗鸡蛋大小的祖母绿，在灰暗的天光下泛着幽深的光泽。他握紧权杖，站起身，面向庭院中黑压压的人群，用尽全身力气，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稳、有力、不容置疑：
“从今日起，朕，凯库巴德·本·穆罕默德·本·巴尔班，就是德里苏丹国的苏丹。朕将遵循真主的旨意，遵循祖父和父亲的遗志，守护这个帝国，守护这片土地，守护朕的子民。愿真主庇佑朕，庇佑这个帝国，庇佑所有人。”
庭院中响起了山呼万岁的声音。那声音很大，很整齐，很响亮，像雷鸣，像海啸，像大地在震动。但凯库巴德知道，那声音是空洞的，是敷衍的，是没有灵魂的。就像他此刻坐的这个位置，穿的这身衣服，戴的这项金冠，是华丽的，是威严的，是让人敬畏的，但也是冰冷的，沉重的，不属于他的。
典礼结束后，他回到王宫，回到那个现在属于他的、巨大而空旷的寝宫。他脱下那身可笑的袍子，摘下那顶沉重的金冠，解下那条勒得他喘不过气的宝石腰带，瘫坐在椅子上，长长地、深深地呼出一口气，像是要把胸腔里所有的压抑、所有的紧张、所有的伪装，都呼出去，都吐干净。
但很快，他就重新坐直了身体。因为他知道，他不能放松，不能示弱，不能让别人看见他的疲惫，他的不安，他的脆弱。因为他是苏丹。苏丹是不能疲惫的，是不安不安的，是不能脆弱的。苏丹必须是强大的，是威严的，是无懈可击的。哪怕这强大是装的，这威严是演的，这无懈可击是假的，他也必须装下去，演下去，假下去。
“陛下。”侍从长小心翼翼地走进来，跪下行礼，“尼扎姆·乌尔·穆尔克大人求见。”
“让他进来。”凯库巴德说，声音已经恢复了平静，恢复了威严，恢复了一个十五岁少年不该有的、但必须有的沉稳和老成。
老维齐尔走了进来。他看起来更老了，更疲惫了，背更驼了，但眼睛依然锐利，依然清醒，依然像一柄随时可以出鞘的刀。他跪下行礼，动作很慢，很艰难，但很庄重。
“起来吧，尼扎姆。”凯库巴德说，语气很温和，但温和下是一种不容置疑的距离感，“以后私下见面，不必行此大礼。你是三朝元老，是朕的肱股之臣，是朕最信任的人。”
“礼不可废，陛下。”尼扎姆·乌尔·穆尔克坚持行完礼，才在侍从搬来的椅子上坐下，“陛下今日在典礼上的表现，很好。很沉稳，很威严，很有苏丹的气度。老臣很欣慰。”
凯库巴德笑了笑，但那笑容很短暂，很快就消失了。“是吗？可朕觉得，所有人都把朕当成了孩子。当成了一个坐在大人椅子上、穿着大人衣服、戴着大人帽子、假装大人的孩子。”
“那是他们的看法，不是陛下的真实。”老维齐尔平静地说，“陛下是苏丹，是真主选定的统治者，是巴尔班苏丹的继承人，是穆罕默德王子的儿子。这个身份，这个位置，这个责任，是真实的，是无可置疑的。陛下不需要假装，只需要做自己，做苏丹该做的事，说苏丹该说的话，担苏丹该担的责任。时间长了，他们自然会看到陛下的能力，自然会承认陛下的权威，自然会像敬畏巴尔班苏丹一样，敬畏陛下。”
凯库巴德沉默了。他望着窗外，望着灰暗的天空，望着那些在寒风中摇摆的枯枝，很久很久，才轻声说：
“尼扎姆，朕……害怕。”
这是实话。是他从祖父死后，就一直压抑在心里，不敢对任何人说，甚至不敢对自己承认的实话。他害怕。害怕这个庞大的帝国，害怕那些虎视眈眈的贵族，害怕北方的蒙古人，害怕那些他根本不懂、但必须处理的政务，害怕那些他必须做、但不知道对不对的决定。他害怕自己扛不起，害怕自己做不好，害怕自己会像历史上那些年幼登基、最终沦为傀儡、甚至丢掉性命的君主一样，成为一个笑话，一场悲剧，一段被后人嘲弄和叹息的历史。
尼扎姆·乌尔·穆尔克看着年轻的苏丹，眼中闪过一丝深深的痛惜。他知道这个孩子在害怕。他知道这个担子对十五岁的少年来说，太重了，太残酷了，太不公平了。但他也知道，他不能说“你不用怕”，不能说“你可以不扛”，不能说“这一切会好起来的”。因为这些话是谎言，是安慰，是对现实的逃避。现实是，凯库巴德必须怕，也必须扛。现实是，这一切不会自动好起来，需要他用智慧、用勇气、用血和汗，甚至用生命，去争取，去奋斗，去一点一点地改变。
所以他只能说：
“陛下，害怕是正常的。不害怕才不正常。巴尔班苏丹第一次上战场时，也害怕。穆罕默德王子第一次独立指挥战役时，也害怕。老臣第一次处理重要的政务时，也害怕。但害怕不可耻，逃避才可耻。被害怕打倒才可耻。陛下能承认自己害怕，这说明陛下是清醒的，是真实的，是有勇气的。因为只有清醒的人，才知道前路有多危险。只有真实的人，才敢面对自己的脆弱。只有有勇气的人，才敢在害怕的时候，依然选择前进，选择担当，选择扛起这份责任。”
他顿了顿，看着凯库巴德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
“陛下，老臣会帮您。会尽老臣所能，倾老臣所有，帮助陛下，辅佐陛下，为陛下出谋划策，为陛下分忧解难。但最终，能走多远，能扛多重，能把这个帝国带向何方，取决于陛下自己。取决于陛下的智慧，陛下的勇气，陛下的决心，陛下的……心。”
凯库巴德抬起头，看着老维齐尔。那双浑浊的、布满血丝的眼睛里，有一种他从未见过的、深沉而坚定的光芒。那不是敷衍，不是安慰，不是虚伪的忠诚。那是真正的、毫无保留的、愿意与这个帝国、与这个年轻的苏丹共存亡的决心和信念。
他忽然觉得，自己不是完全孤独的。至少，还有这样一个人在支持他，在相信他，在愿意用余生所有的力量，帮助他，守护他，守护这个帝国。
这就够了。有这一点支持，这一点相信，这一点帮助，他就有勇气，继续走下去，继续扛下去，继续在这个冰冷而沉重的王座上，坐下去。
“朕明白了。”他说，声音重新变得平稳，变得坚定，“从明天开始，朕会像祖父一样，每天上朝，每天处理政务，每天学习治国之道。朕会努力，尽快成长，尽快成为一个合格的苏丹。朕不会让祖父失望，不会让父亲失望，也不会让你失望。”
尼扎姆·乌尔·穆尔克深深鞠躬：“陛下英明。”
登基后的第一个月，凯库巴德试图做一个好苏丹。
他做到了所有他能做到的。他每天清晨天不亮就起床，在晨礼后准时出现在议政殿，听取大臣们的汇报，处理堆积如山的奏章。他努力学习那些复杂的政务——税收，法律，军事，外交，农业，商业。他努力记住那些重要的人名、地名、事件。他努力让自己在朝会上说话时，声音平稳，目光坚定，决策果断。他甚至开始学习军事，学习地图，学习战例，学习如何调兵遣将，如何应对战争。
他很努力。努力到每天只睡三个时辰，努力到眼睛布满血丝，努力到十五岁的脸上已经出现了与年龄不符的疲惫和沧桑。尼扎姆·乌尔·穆尔克劝他注意休息，他说：“祖父说过，苏丹是不能休息的。因为帝国每时每刻都在运转，危险每时每刻都可能降临。朕休息的时候，别人在努力，敌人在谋划，危机在酝酿。朕不能休息。”
但努力和天赋之间，隔着一道他暂时还看不见的鸿沟。努力和经验之间，隔着一道他暂时还跨不过的悬崖。努力和现实之间，隔着一道他暂时还无法理解的无情。
他批阅奏章，但奏章上那些复杂的数字、专业的名词、隐藏的陷阱，他看不懂。他询问大臣，但大臣们的回答往往模棱两可，避重就轻，或者用更复杂的术语，把他绕晕。他做出决策，但决策往往因为考虑不周、经验不足、对现实了解不够，而出现偏差，甚至错误。他接见将领，但将领们谈论的战术、战略、兵力部署，他听不懂，插不上话，只能尴尬地坐着，听他们用恭敬但疏远的语气，向他汇报一些他已经知道、或者根本不需要知道的事情。
他像一个被强行推进深水里的旱鸭子，拼命扑腾，拼命挣扎，但依然在往下沉，依然在呛水，依然在绝望中看着水面离自己越来越远，看着岸上那些会游泳的人，用或同情、或嘲讽、或漠然的眼神，看着他，但没有人伸手拉他一把，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在这个权力的深水里，不会游泳的人，注定要淹死。伸手拉他，可能自己也会被拖下去。
第一个看出这道鸿沟的人，是宫廷总管马利克·伊赫提亚尔。
马利克·伊赫提亚尔是一个五十三岁的突厥贵族，肥胖，秃顶，永远挂着一副和善的笑容，眼睛眯成两条缝，像两把弯弯的刀。他在宫中服侍了三十三年，经历了伊勒杜特米什、拉齐娅、巴尔班三代苏丹，见证了无数人的崛起与陨落。他的生存法则是：永远站在赢家那一边，永远不在局势明朗之前亮出底牌，永远用最温和、最无害、最讨人喜欢的方式，获取最大的利益。巴尔班活着的时候，他是巴尔班最恭顺、最贴心、最不可或缺的仆人。巴尔班死后，他第一时间跪在凯库巴德面前，额头几乎贴到地面，用最动听的语言，表达最忠诚的誓言。
但在他低垂的眼皮下，那双眯成缝的眼睛，正在冷静地、精确地观察着一切。
他观察凯库巴德如何处理政务——犹豫，迟疑，容易被别人的意见左右，缺乏主见，缺乏经验，缺乏那种让下属敬畏、让敌人恐惧的决断力和魄力。他观察凯库巴德如何对待贵族——过于宽厚，急于讨好，总是想用仁慈和宽容来赢得人心，但不知道在权力的游戏里，仁慈是软弱的表现，宽容是纵容的开始。他观察凯库巴德在朝堂上的每一个表情、每一句话、每一次沉默、每一次脸红、每一次尴尬。他观察凯库巴德和尼扎姆·乌尔·穆尔克的互动——老维齐尔是真心辅佐，但太老了，精力不济，思维也开始迟钝，而且因为过于正直，得罪了太多人，在朝中已经逐渐被孤立。
他的结论很简单：这个少年苏丹，坐不稳那把椅子。至少，坐不久。因为他太年轻，太稚嫩，太缺乏经验和能力。而那个支持他的老维齐尔，太老，太正直，太不得人心。这个帝国，这个庞大的权力机器，很快就会因为掌舵者的无能和辅助者的衰老，而出现混乱，出现真空，出现……机会。
巨大的、可以让他马利克·伊赫提亚尔，从一个宫廷总管，一跃成为帝国实际统治者的机会。
所以他开始行动了。
他的手段并不复杂，但极其有效，极其阴险，极其……符合人性。
二月的某一天，凯库巴德在批阅奏章时，遇到了一个难题。是关于西北边境军饷的奏章。驻拉合尔的将领请求拨付额外的军饷，用于修缮堡垒、补充军械、犒劳士兵。奏章上列出了一长串数字，详细说明了每一项开支的用途和必要性。凯库巴德看了很久，看不懂。那些数字太复杂，那些军事术语太专业，那些开支项目太多、太琐碎。他问尼扎姆·乌尔·穆尔克，老维齐尔仔细看过后，说：“军饷确实应该拨付。西北边境是国防重地，不能有丝毫懈怠。但金额需要核实，项目需要精简，不能有虚报、冒领、贪污的情况。”
“那该拨多少？怎么核实？怎么精简？”凯库巴德问。
老维齐尔沉默了。他老了，精力不济，对具体的数字和细节，已经无法像年轻时那样精准把握。他需要时间，需要查阅档案，需要询问相关的官员。但凯库巴德等不了。朝会上，将领们还在等着他的答复。拖延，会被视为无能，被视为不重视国防，被视为对军队的轻视。
就在凯库巴德焦头烂额、不知如何是好时，马利克·伊赫提亚尔“恰好”走了进来。他端着一壶热茶，几碟精致的点心，脸上挂着那副永远和善的笑容，用最恭敬、最体贴的语气说：
“陛下日理万机，太过辛劳。喝点热茶，用些点心，休息一下吧。政务是处理不完的，身体才是根本。”
若是平时，凯库巴德会拒绝。但今天，他太累了，太烦躁了，太需要一点喘息的空间了。所以他点了点头，接过茶杯，喝了一口。茶很香，是上等的中国红茶，加了蜂蜜和牛奶，温润香甜，从喉咙一路暖到胃里，让紧绷的神经稍稍放松了一些。
“陛下是在为军饷的事烦恼？”马利克·伊赫提亚尔“不经意”地问。
凯库巴德看了他一眼，点了点头。
“这事其实不难。”马利克·伊赫提亚尔笑着说，眼睛眯成两条缝，“西北边境的军饷，历来都有定例。巴尔班苏丹在位时，每年拨付多少，用于哪些方面，都有详细的记录。陛下只需按照旧例拨付即可，不必事事亲力亲为，不必每个数字都核实。那些将领都是跟随巴尔班苏丹多年的老将，忠诚可靠，不会虚报冒领的。陛下若是不放心，可以让他们事后提交详细的支出账目，再派人核查就是了。现在最重要的，是不要让将士们寒心，不要让他们觉得新苏丹不重视国防，不体恤将士。”
他说得很有道理。而且，他提出了一个凯库巴德没想到的、简单可行的解决方案：按旧例拨付。既不会出错，也不会得罪人，还能体现新苏丹对军队的重视和体恤。至于核查，可以事后进行，既给了将领们面子，也体现了苏丹的谨慎。
凯库巴德心动了。他太需要这样一个简单可行的解决方案了。他看向尼扎姆·乌尔·穆尔克，用眼神询问。老维齐尔皱了皱眉，想说“按旧例拨付固然稳妥，但军情年年不同，开支也该有所调整”，但看到凯库巴德眼中的期待和疲惫，看到马利克·伊赫提亚尔那副“我是为您好”的和善表情，他最终把话咽了回去，只是点了点头，说：“按旧例拨付，也可行。”
凯库巴德松了一口气。他当即下令，按旧例拨付军饷。命令传出，西北边境的将领们很高兴，觉得新苏丹虽然年轻，但懂得体恤将士，懂得按规矩办事。朝中的大臣们也很满意，觉得新苏丹处理政务有章法，不折腾，不搞新花样。凯库巴德自己也很欣慰，觉得自己解决了一个难题，赢得了一些人心。
但他不知道的是，那封请求拨付军饷的奏章，是马利克·伊赫提亚尔暗中授意西北边境的某个将领写的。金额比实际需要多出了三成。多出的部分，一半会进入那个将领的腰包，另一半，会通过复杂的渠道，流入马利克·伊赫提亚尔的口袋。而这一切，都被包装在“按旧例拨付”这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下，看起来合理，合规，合乎传统，无可指摘。
这是一个开始。一个微小的、不易察觉的、但意义重大的开始。从这一天起，马利克·伊赫提亚尔开始用这种温和的、体贴的、看似为凯库巴德着想的方式，一点一点地渗透进这个年轻苏丹的决策过程，一点一点地将他引向错误的方向，一点一点地将他变成自己的傀儡，同时也一点一点地，将这个帝国的财富，通过各种隐秘的渠道，装入自己的口袋。
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第三次。
凯库巴德越来越依赖马利克·伊赫提亚尔。因为老维齐尔尼扎姆·乌尔·穆尔克太正直，太较真，太喜欢讲大道理，太喜欢用“应该”“必须”“原则”这些让人压力山大的词。而马利克·伊赫提亚尔不同，他总是笑眯眯的，总是说“陛下不必如此辛苦”“这事其实很简单”“按旧例办就好”“那些人不敢欺瞒陛下”。他总是能提出简单可行的解决方案，总是能让复杂的问题变得简单，总是能让焦头烂额的凯库巴德，在最短的时间内，用最省力的方式，完成那些他根本不懂、也不感兴趣、但又必须完成的政务。
而且，马利克·伊赫提亚尔很会“照顾”人。他看出凯库巴德每天处理政务到深夜，很累，很枯燥，很压抑。于是他开始“贴心”地安排一些“放松”的活动。今天送一壶好茶，明天送几碟精致的点心，后天安排几个乐师在偏殿演奏轻柔的音乐。凯库巴德起初是拒绝的。他说：“祖父说过，苏丹不能沉迷享乐。”马利克·伊赫提亚尔笑着说：“这不是享乐，是必要的休息。巴尔班苏丹年轻时也喜欢听音乐，喜欢喝茶。适当的放松，有助于提高效率，有助于保持清醒的头脑。陛下每天处理这么多政务，若是一直紧绷着，身体会垮的。身体垮了，还怎么治理帝国？”
他说得很有道理。而且，那些茶确实好喝，那些点心确实好吃，那些音乐确实好听。在枯燥繁重的政务间隙，喝一口热茶，吃一块点心，听一段音乐，确实能让紧绷的神经放松，能让疲惫的身体得到片刻的喘息。凯库巴德渐渐接受了。从每天一次，到每天两次，三次。从只在休息时享受，到在处理政务时也边听音乐边批阅奏章。
然后，马利克·伊赫提亚尔开始引入更“高级”的享受。他从波斯请来了最好的舞娘，在宫中表演波斯舞蹈。那些舞娘穿着薄如蝉翼的纱衣，戴着精致的面纱，露着纤细的腰肢和雪白的脚踝，在烛光中旋转，跳跃，像一群从天堂坠落人间的精灵。她们的舞蹈热情奔放，充满异域风情，充满诱惑和挑逗。凯库巴德第一次看时，脸红了，心跳加速了，眼睛不知道该往哪里看。但他没有让她们离开。因为马利克·伊赫提亚尔说：“这是波斯宫廷的舞蹈，是最高雅的艺术。巴尔班苏丹也曾经看过，还赞不绝口。陛下作为苏丹，应该开阔眼界，应该了解各国的文化和艺术。这有助于陛下将来与外国使节打交道，有助于陛下的外交事业。”
他说得冠冕堂皇，无可辩驳。而且，那些舞蹈确实很美，那些舞娘确实很诱人。凯库巴德正值青春期，对异性充满好奇，对美丽的事物没有抵抗力。他渐渐沉迷了。从偶尔看一次，到每天必看。从只看舞蹈，到开始和舞娘交谈，听她们讲述波斯的传说，波斯的诗歌，波斯的……风月之事。
接着，是酒。
马利克·伊赫提亚尔“不经意”地提起：“陛下，波斯的葡萄酒，是天下一绝。巴尔班苏丹年轻时，也喜欢在劳累时喝一杯，舒缓疲劳，促进睡眠。陛下要不要试试？”
凯库巴德犹豫了。他知道《古兰经》禁止饮酒。他知道祖父虽然偶尔喝酒，但很有节制，从不过量。他知道作为一个穆斯林君主，公开饮酒会带来非议，会损害形象。但他太累了，太压抑了，太需要一点东西来麻痹神经，来暂时忘记那些沉重到让他喘不过气的责任和压力了。
“就……一杯。”他说，声音很小，很心虚。
马利克·伊赫提亚尔笑了。他亲自斟酒，用的是最精美的水晶杯，倒的是最醇美的波斯葡萄酒。酒液是深红色的，在烛光下像流动的红宝石，散发着诱人的果香。凯库巴德接过酒杯，犹豫了一下，然后闭上眼睛，一口喝干。
酒很甜，很醇，很烈。从喉咙一路烧到胃里，然后一股热流从胃里升起，涌向四肢百骸，涌向大脑。那种感觉很奇怪，很陌生，但也很……舒服。像有一层温暖的、柔软的毯子，将他包裹起来，将所有的烦恼、压力、恐惧，都隔绝在外。世界变得模糊，变得柔软，变得不再那么冰冷，不再那么沉重。
“好……好酒。”他喃喃地说，脸红了，眼睛开始迷离。
“陛下喜欢就好。”马利克·伊赫提亚尔又斟满一杯，“再来一杯？一杯而已，不会醉的。而且，这是药酒，加了珍贵的药材，有舒筋活血、安神助眠的功效。陛下最近睡眠不好，喝一点，有助于睡眠。”
凯库巴德接过了第二杯。然后是第三杯，第四杯……
那一夜，他喝醉了。醉得不省人事，醉得忘了自己是谁，忘了自己在哪里，忘了自己是苏丹，忘了肩上的责任，忘了祖父的嘱托，忘了父亲的榜样，忘了所有该记住、不该忘记的东西。他只觉得快乐，轻松，自由，像一只挣脱了笼子的鸟，在无边的天空中飞翔，没有方向，没有目标，没有束缚，只有纯粹的、原始的、感官的快乐。
从那以后，酒，成了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每天处理完政务，他都要喝几杯。从葡萄酒，到烈酒，到各种加了香料、草药、甚至迷幻成分的“特制酒”。酒能让他忘记烦恼，能让他暂时逃离现实，能让他体验到那种虚幻的、但无比诱人的快乐和自由。
而马利克·伊赫提亚尔，总是“贴心”地为他准备好一切。好酒，美人，音乐，舞蹈，美食，一切能带来感官享受的东西。他不再劝凯库巴德勤政，反而劝他“适当放松”“劳逸结合”“享受生活”。他说：“陛下还年轻，未来的路还长。不必把自己逼得太紧。巴尔班苏丹操劳一生，最后得到了什么？一身伤病，满心疲惫，连儿子都死在了自己前面。陛下应该吸取教训，应该学会享受权力带来的乐趣，应该对得起自己，对得起这来之不易的苏丹之位。”
这些话，像毒药，一点一点地侵蚀着凯库巴德的意志，一点一点地扭曲着他的价值观，一点一点地将他引向堕落和毁灭的深渊。
三个月后，凯库巴德已经不再上朝了。
起初是偶尔缺席，说是身体不适。后来是经常缺席，说是需要休息。最后是彻底不去了，把所有政务都交给马利克·伊赫提亚尔“代为处理”。他说：“伊赫提亚尔办事稳妥，朕放心。那些琐碎的政务，让他处理就好。有大事，再报给朕。”
但什么是“大事”？马利克·伊赫提亚尔说，西北边境的军情是大事，但陛下日理万机，这种具体军务，交给将领们处理就好，陛下只需最终批准。税收是大事，但陛下不必亲自核算，按旧例征收即可，有尼扎姆·乌尔·穆尔克大人把关，不会出错。贵族们的争斗是大事，但陛下不宜直接介入，让大臣们调解即可，陛下只需最后仲裁。外交是大事，但外国使节由礼部接待即可，陛下只需在必要时接见，说几句冠冕堂皇的话。
于是，所有的事，都成了“不是大事”，都不需要凯库巴德亲自处理。他只需要在马利克·伊赫提亚尔准备好的文件上，盖上玉玺，签上名字，就算完成了“苏丹的职责”。而更多的时间，他沉浸在后宫，沉浸在美酒、美人、音乐、舞蹈构成的、虚幻而快乐的世界里，不愿醒来，不敢醒来，因为一旦醒来，就要面对那个冰冷、沉重、充满挑战和危险的现实，就要面对那个他根本扛不起、也根本不想扛的帝国。
尼扎姆·乌尔·穆尔克试图阻止这一切。
这位老维齐尔拄着拐杖，颤巍巍地走进后宫，穿过那些熏香缭绕、纱幔低垂、弥漫着酒气和脂粉味的房间，在靡靡的音乐和放浪的笑声中，找到他的新苏丹。凯库巴德斜倚在锦缎靠枕上，衣衫不整，眼神涣散，嘴角还残留着葡萄酒的渍迹。一个波斯舞女正在为他弹奏西塔尔琴，琴声缠绵悱恻，像情人的低语，像毒蛇的诱惑。另一个舞女跪在他身边，用纤细的手指，将剥好的葡萄喂进他嘴里。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甜腻的、令人昏昏欲睡的气息，像鸦片，像毒药，像这个帝国正在迅速腐烂的、令人作呕的味道。
老维齐尔跪下来，老泪纵横。
“陛下，”他的声音嘶哑，像砂纸摩擦，像垂死者的喘息，“您的祖父花了三十年才建立起这个帝国。您的父亲用性命守护了它的边境。您不能让它在您手中毁掉。您不能啊！”
凯库巴德眨了眨眼睛，似乎清醒了一瞬。他望着跪在面前的白发老人，望着那张布满皱纹、写满担忧和痛心的脸，望着那双浑浊但依然清澈、依然燃烧着忠诚和信念的眼睛。他的嘴唇动了动，想说“朕知道”，想说“朕错了”，想说“朕会改”。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因为改变意味着痛苦，意味着挣扎，意味着要重新扛起那个他根本扛不动的担子，意味着要重新面对那些他根本应付不了的挑战。而他太累了，太怕了，太贪恋此刻的安逸和快乐了。
就在这时，马利克·伊赫提亚尔从侧门走了进来。他手里端着一只金盘，上面放着一壶刚冰镇过的葡萄酒和一碟蜜渍杏仁。他看了一眼跪在地上的老维齐尔，脸上的笑容没有任何变化，依然和善，依然体贴，依然像一条摇着尾巴、等待主人赏赐的狗。
“尼扎姆大人，”他和颜悦色地说，但语气里有一种不容置疑的疏远和冷淡，“陛下今日身体不适，不宜议事。您老人家先回去吧。有什么事，明天朝会上再说。”
凯库巴德的目光在金盘上的酒壶与跪在地上的老臣之间游移了一瞬。酒壶里的酒是深红色的，像血，像诱惑，像逃避现实的捷径。老臣的眼睛是浑浊的，但清澈，像良心，像责任，像无法逃避的、沉重的现实。他在两者之间挣扎，犹豫，徘徊。然后，他伸出手，拿起了酒壶。
那个动作很轻，很自然，像呼吸一样本能。但就是这个动作，让尼扎姆·乌尔·穆尔克的心，彻底碎了。他闭上眼睛，两行浊泪从他满是皱纹的脸上滑落，滴在华丽但冰冷的地毯上，瞬间被吸收，消失不见，像从未存在过。
他站起身，没有再说一句话，转身，拄着拐杖，一步一步地，走出了后宫。他的背影比来时更加佝偻，拐杖敲击地面的声音在长长的走廊里回荡，笃，笃，笃，像一个即将停摆的钟摆，像这个帝国最后的心跳，在绝望中挣扎，在堕落中微弱，在毁灭中，缓缓走向终结。
走出宫门时，他抬起头，望向德里的天空。三月的阳光很刺眼，刺得他眯起了眼睛。一群鸽子正从大清真寺的圆顶上飞起，翅膀在蓝天下扑打出细碎的声响，像自由，像希望，像这个帝国曾经有过的、但正在迅速失去的、宝贵的东西。
他想起了一年前，巴尔班立凯库巴德为储君的那个黄昏。他站在城楼上，望着夕阳将王宫染成血色，心中涌起一种不祥的预感。现在，预感成真了。而且，成真的速度，比他预想的更快，更彻底，更……令人绝望。
他轻轻摇了摇头。
“愿真主宽恕这个孩子。”他低声说，声音很轻，很疲惫，充满了深深的、无法言说的悲哀。
他没有说出来的后半句是：因为历史不会宽恕他。这个帝国不会宽恕他。那些因为他而受苦、而死去、而失去一切的人，不会宽恕他。而他尼扎姆·乌尔·穆尔克，这个服侍了三代苏丹、为这个帝国付出了一生的老臣，也不会宽恕他。因为宽恕，意味着对背叛的纵容，对堕落的默许，对毁灭的认同。而他，不能，也永远不会，认同这种毁灭。
但他能做什么？他老了，累了，孤立无援了。朝中那些正直的大臣，要么被排挤，要么被收买，要么选择了沉默。军队的将领，有的在边境，有的在观望，有的已经倒向了马利克·伊赫提亚尔。贵族们更是各怀鬼胎，巴不得帝国越乱越好，好从中渔利。他一个人，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能改变什么？能阻止什么？
他什么也改变不了，什么也阻止不了。他只能眼睁睁看着，看着这个他深爱的帝国，在这个年轻而堕落的苏丹手中，迅速滑向深渊，滑向毁灭，滑向万劫不复的结局。
而他，无能为力。
公元1290年，凯库巴德在位仅仅三年后，突厥贵族贾拉尔-乌德-丁·卡尔吉发动政变，攻入王宫，废黜了凯库巴德，随后将其秘密处死。卡尔吉自立为苏丹，建立了卡尔吉王朝。存在了八十四年的奴隶王朝，至此灭亡。
那个巴尔班用铁与血铸造的帝国，那个穆罕默德用生命守护的边境，那个老苏丹在临终前仍然念念不忘的江山，在他孙子的酒杯中，在他孙子的享乐中，在他孙子的堕落和逃避中，化为了泡影，化为了尘埃，化为了历史上又一个短命王朝的、可悲的注脚。
而这一切，在公元1287年那个二月——当十五岁的少年戴上那顶太重的金冠、坐上那把太高的宝座、被那个永远挂着笑容的胖子递上第一杯葡萄酒时，便已经注定。就像一颗种子，在埋入土壤的那一刻，就已经决定了它会开出什么样的花，结出什么样的果。无论这朵花多么艳丽，这个果实多么诱人，它的本质，是毒，是毁灭，是万劫不复。
历史从不宽容。它只负责记录，不负责原谅。它只会冷静地、残酷地、不带任何感情地，将所有的辉煌和堕落、所有的荣耀和耻辱、所有的建设和毁灭，都刻在时间的石碑上，让后来的人，在阅读时唏嘘，在反思时警醒，在借鉴时，但愿，能少走一些弯路，能少犯一些错误，能少一些这样的悲剧，少一些这样的……浪费。
浪费了一个伟人三十年的心血。
浪费了一个英雄用生命换来的时间。
浪费了一个帝国八十四年的积累。
浪费了一段本可以更辉煌、更长久、更值得铭记的历史。
但历史没有“如果”。只有“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而发生在凯库巴德身上的，是“已经发生”的悲剧，是“注定如此”的结局，是这个庞大帝国，在失去强有力的掌舵者后，必然要经历的阵痛、混乱和重生。
只是，这阵痛太痛，这混乱太久，这重生的代价，太大。
大到一个帝国承受不起。
大到一个时代，为之变色。
七律·第615章
凯库巴德继帝基，年轻气盛纵奢糜。
酒色沉迷荒国政，权臣争斗乱朝仪。
三年统治如朝露，一代王朝似弈棋。
奴隶王朝终落幕，卡尔吉氏启新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