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35章卡利卡特站
公元1499年，冬。
卡利卡特港的冬天与里斯本那种凛冽刺骨的冬日截然不同。这里没有雪，没有霜，甚至连一丝凉意都称不上勉强。只是空气从雨季那种令人窒息的闷热，变成了干燥的、带着细沙的、被东北季风反复洗涤过的温热。正午的阳光依然毒辣，但清晨和傍晚的风里终于有了一丝可以被称为“凉爽”的气息。港口里的商业活动一如既往地繁忙，渔船依然在日出前出海，阿拉伯独桅帆船依然在装卸货物，码头上的苦力依然把胡椒、肉桂、豆蔻、檀香木、丝绸、珍珠、象牙从船上搬到牛车上，再从牛车上搬进仓库。空气里弥漫着三百年来从未改变过的、香料、海盐、汗水、牲畜粪便、以及数百种货物混合的、浓得化不开的贸易气味。
但在港口的东侧，在靠近礁石区的一片未经铺砌的泥滩码头上，多了一样东西。
一座木头和夯土搭建的简陋房屋。
它看起来寒酸得令人心疼——面积不会超过里斯本一间普通的乡村教堂，墙体是用匆忙夯筑的土坯混合石灰砂岩砌成，墙面上还能看到工匠用手掌抹平时留下的指纹痕迹。屋顶铺着本地椰棕编成的廉价防雨垫，那些棕榈叶在正午的阳光下被晒得卷曲发黄，风一吹就有几根干枯的纤维从屋顶边缘飘落，在泥地上打转。窗户上糊的不是玻璃——他们从葡萄牙带来的玻璃在好望角风暴中碎了一大半，剩下的要留着更重要的时候用——而是用船上替换下来的旧帆布余料，帆布被反复缝补，颜色已经从本白色变成了被雨水、盐雾、太阳反复侵蚀后呈现的灰黄色斑块。门前泥滩上铺着几块从圣加布里埃尔号上卸下来的压舱石板，那些石板在船上压了十个月，已经被海水和重物压磨得光滑，但现在被来来回回搬运货箱的苦力踩踏，表面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凹痕和裂痕。
这就是葡萄牙人在印度建立的第一个贸易站。
若奥·德·科英布拉站在贸易站门口，对着手中那卷羊皮纸货物清单发愁。他是达·伽马临行前任命的贸易站第一任站长，一个被大西洋的海风和烈日反复加热又冷却了三十年、皮肤像旧皮革一样粗糙的葡萄牙中级贵族。他今年四十五岁，左腿在十年前与摩尔人的海战中被炮弹碎片击中，虽然保住了腿，但留下了永久的跛足。右眼也在同一次战斗中受伤，视力下降到只能勉强分辨眼前一臂距离内的人脸。但他还活着，这在葡萄牙海军中已经是个奇迹。
现在，这个奇迹被留在了卡利卡特，管理着这座寒酸得令人想哭的贸易站。
清单上的货物少得可怜：三袋丁香，每袋大约五十磅；两小桶姜黄，桶是当地用椰木粗制滥造的，已经开始渗漏；十几把本地产的粗羊毛毯，织工粗糙，颜色暗淡，在欧洲恐怕连最穷的农民都不会买；还有一箱不知什么原因竟然被人从里斯本一路运到卡利卡特、在十个月航行中经历了风暴、虫蛀、霉变、却至今仍未卖出去的北欧黄铜纽扣——那是某个里斯本商人在最后一刻塞进货舱的“投资”，现在成了科英布拉最大的笑柄。
货物太少，仓库空间大部分空着。那些用土坯隔出的货架上空空荡荡，只有角落堆着几袋从当地买的、用来喂马（如果他们能有马的话）的粗麦。阳光从帆布窗户的破洞照进来，在泥土地面上形成一个个不规则的光斑，灰尘在光柱里安静地翻涌，像无数个微小的、正在缓慢死去的精灵。
科英布拉叹了口气，把清单卷起来，塞进怀里。他转身走进贸易站内部——与其说是“内部”，不如说是一个稍大一点的房间，用几块破布帘隔成了“办公区”、“起居区”和“储藏区”。办公区只有一张用椰木钉成的粗糙桌子，桌上放着一本航海日志、几支鹅毛笔、一小瓶快要用完的墨水。起居区更简单：一张用木板搭成的床，上面铺着从船上带下来的、已经被汗水和盐渍浸得硬邦邦的旧毯子。储藏区堆着几袋面粉、一桶腌鱼、几罐橄榄油——这是他们从葡萄牙带来的最后一点储备粮，必须省着吃，因为不知道下一批补给船什么时候能到。
从里斯本到卡利卡特，海运航程用时将近一年。这意味着，如果明年季风季节结束前，葡萄牙的补给船没有带着新一批货物、人员、和指令抵达这个码头，这个贸易站就将断粮、断货、断人，变成一座被热带雨季的暴雨浸烂的木桩子，被白蚁蛀空，被时间遗忘。
但科英布拉发现了一件他一开始完全没有预料到的事情。
本地人不但没有驱逐他们，反而挺喜欢来找他们做生意的。
原因很直白，直白到连科英布拉自己第一次意识到的时候都愣了一下：葡萄牙人虽然是异教徒，皮肤苍白，说着奇怪的语言，穿着古怪的衣服，但他们的价格比阿拉伯中间商透明。一个印度教香料商人把一磅胡椒卖给葡萄牙人，能拿到的铜币数量虽然不算高，但是现货付款、不入股本、不压货款、没有那个复杂的穆斯林贸易信用体系层层抽佣——阿拉伯老商人们靠这个体系垄断利润源已经上百年，每个环节都有一张做熟了的利益网，而这个欧洲来的新人还来不及织自己的网，于是他暂时只报最简单的物物交换价格，还没有复杂到可以玩猫腻的程度。
因此，不到一个月之内，这片原本偏僻冷清的泥滩码头忽然变得热闹了起来。一些本土中底层商贩主动划着小船来到贸易站的临水台阶，带着自家晒的小豆蔻、刚摘的鲜姜、或者从深山里采的野生肉桂，来交换欧洲铜器、玻璃珠子、小镜子、或者任何葡萄牙人从船上卸下来的、在他们看来新奇的小玩意。有一些头号商人虽不肯亲自出面——怕被阿拉伯商会排挤——但悄悄派了自家的二管家，拎着几条上好檀香木或者一小袋品质不错的珍珠，来“验货”，看看这些欧洲人到底有什么本事。
科英布拉还发现一个更微妙的现象：他甚至不需要会说马拉雅拉姆语，因为那些商人自己会带着各自的阿拉伯语翻译来凑合沟通，而那些翻译佣金不需要葡萄牙人出。生意，就是世界各地之间不需要同一本字典就能完成的第一通用语。一个手势，一个表情，一堆铜币在桌上推来推去，一杆秤的两端此起彼伏——这就是贸易，最原始，也最纯粹。
但在这片突然热闹起来的生意景象中，有一个常客让科英布拉隐隐感到不安。
那是一个看起来毫不起眼的中年人，大约四十岁，穿着洗得有些褪色的深蓝色棉袍，头上缠着本地常见的白布，脸膛棕褐，眉骨上方有一道从小没愈合好遗留的浅色旧疤痕，使他看上去像是在少年时摔了一跤恰好摔在自家门框上的那种小店主或码头记账员。这个人最近几周来了四次，每次买的都不多，只是几件粗羊毛毯、一小袋丁香、一小瓶从葡萄牙水手私货中流出来的廉价玫瑰香水。他付钱爽快，不还价，买了就走，不多说一句话。
但科英布拉注意到一些细节：这个人每次来，眼睛都在四处打量——不是好奇的那种打量，是评估的那种打量。他看贸易站的结构，看守卫的位置，看货品的堆放方式，看葡萄牙人的人数和状态。他的问题也很特别：不问价格，不问产地，问的是“你们多久补一次货？”“从里斯本到这里要航行多久？”“如果我想大批量购买，你们能提供多少？”
科英布拉的回答都很谨慎：“补货时间不确定，要看季风。”“航行时间很长，很危险。”“大批量购买需要提前预订，而且要用黄金或白银支付。”
那人每次听完都点点头，不再多问，付钱，拿货，离开。
但科英布拉心里那根弦一直绷着。在海上混了三十年，他能分辨出哪些人是真正的商人，哪些人是别的什么。这个人，不完全是商人。
他叫维普拉·拉奥。不是商人，是扎莫林派出的密探之一，同时也是卡利卡特城中那些最大的阿拉伯香料行会共同雇佣的线人。他买回去的每一样葡萄牙人都觉得是“破烂货”的欧洲商品，都被送到了扎莫林宫廷和阿拉伯商会会长的私人宅邸，在专人的仔细拆解下逐项查验：羊毛毯用了什么织法，丁香有没有被掺入不明成分的防腐剂，铜盆底部的锻造纹路透露了什么样的冶金技艺，而那瓶廉价玫瑰香水的成分——用阿拉比诺蒸馏器蒸了一遍又一遍之后——发现就是本地产的野蔷薇精露兑了欧洲酿的葡萄酒发酵副产物，没有毒，但也不比自己这边做的香水更好。
他们把每一件货都拆到底，然后维普拉再带着钱若无其事地回到贸易站，像任何一个只想赚差价的小店主一样再买几件新货。
维普拉本人对这份工作没有任何个人兴趣。他是婆罗门出身，受过梵文教育，能背诵《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的长篇选段，年轻时梦想成为学者或祭司。但家道中落——父亲在一次宫廷斗争中站错队，被剥夺了土地和爵位，郁郁而终——他不得已靠替人做这种半间谍半记账员的工作维生。每次从葡萄牙人那里买完货回去时，在穿过程序杂乱而生气勃勃的香料市场时，他都会路过自己少年时读书的梵文学院外墙。
那座学院已经年久失修，石墙上爬满了棕榈树的须根，讲经堂的屋顶在去年雨季时塌了一半，至今未修。梵文——这种曾经是印度次大陆所有学问、所有法律、所有神圣文本的语言——正在被波斯语、阿拉伯语、以及各种地方方言取代。只有少数像他这样的老派婆罗门，还在固执地守护着这门古老的语言，像守护一盏在风中随时可能熄灭的油灯。
维普拉偶尔会在黄昏时分特意绕过那条路，只为了听见学院里面传来的、那几个只剩下四五个学生的背诵声——背的还是两千年前波你尼写的梵文语法经文。那声音清亮而古老，穿透石墙和废墟，像一条没有断流却越来越窄的河，在黄昏的微光中静静流淌。
“一切词语皆源于根。根是词之灵魂，如火是光之源头……”一个稚嫩但认真的童声在背诵。
维普拉每次听到这背诵声都会忽然走得慢一些。他手里攥着葡萄牙人给他的铜币和阿拉伯人给他的佣金，心里算着一笔怎么也平衡不了的账。他知道——所有他提供的这些不起眼的小情报累加起来，迟早有一天会被扎莫林的人写成一封正式的外交抗议信，或者一次海上突然检查的理由，到那个时候，港口东侧那座寒酸的木质葡萄牙贸易站，可能就会被烧成一片灰烬。那些苍白皮肤的欧洲人，可能会被杀，被俘，被驱逐。
那他，维普拉·拉奥，促成这件事的小角色，会不会变成被双方同时抛弃的那一类人？他帮阿拉伯商人挣钱——可那些阿拉伯商会的会长从来不正眼看他一眼，因为他不是穆斯林，他只是一个没落的婆罗门。他帮扎莫林收集情报——可扎莫林的宫廷里连一个允许他坐下说话的官职都没有。他帮自己——可他连自己究竟想要什么，也开始说不清了。
他只是想活下去。在这个日益复杂、日益危险、日益不属于他熟悉的那种世界的卡利卡特，活下去。
今天，维普拉又来到了贸易站。他像往常一样，买了一条粗羊毛毯，一小袋丁香，然后看似随意地问：“最近有新的货船来吗？”
科英布拉看了他一眼，谨慎地回答：“还没有。不过应该快了。”
“从里斯本来的？”
“是的。”
“那一定带了很多好东西吧。”维普拉笑着说，但他的眼睛没有笑，“我听说欧洲的布料很漂亮，武器很精良。如果下次有，请一定告诉我。我认识很多有钱的商人，他们愿意出高价。”
科英布拉点点头，没有接话。他不想透露任何关于补给船的信息——事实上，他也不知道补给船什么时候能到，甚至不知道会不会有补给船。达·伽马离开时承诺“一年内会带补给回来”，但海上的事，谁能保证？
维普拉付了钱，拿起货物，转身离开。但走到门口时，他停了下来，回头看了科英布拉一眼。
“站长，”他忽然说，声音比平时低了一个度，“有件事，我觉得应该告诉你。”
科英布拉的心一紧：“什么事？”
“最近港口里有些……流言。”维普拉斟酌着用词，“说你们葡萄牙人在东非海岸打劫穆斯林商船，说你们是海盗，不是商人。阿拉伯商会的人很生气，他们正在游说扎莫林，要求把你们赶出卡利卡特。”
科英布拉的呼吸停了一拍。他知道这些流言——事实上，那不是流言，是事实。在绕过非洲东海岸时，他们确实在莫桑比克和蒙巴萨与当地的阿拉伯商船发生了冲突。达·伽马当时毫不犹豫地用火炮击沉了那些敢于反抗的船只，缴获了船上的香料和黄金。那些事发生在几个月前，但消息显然比他们的船更快，已经通过穆斯林海上贸易网络传到了印度。
“那是误会。”科英布拉艰难地说，试图保持镇定，“我们是为了自卫。那些船先攻击了我们。”
维普拉看着他，看了很久，然后轻轻摇了摇头。
“站长，我是为你好才说这些。”他的声音更低了，低到几乎只有两人能听见，“在这座港口，真相不重要。重要的是扎莫林相信什么，阿拉伯商会让他相信什么。如果他们决定你们是海盗，那你们就是海盗。到那时候，海军会来，火会烧起来，人会死。”
他停顿，然后补充道：“如果你聪明，趁现在还有机会，带着你的人，上船，离开。回你们的欧洲去。这里……不适合你们。”
说完，他不再看科英布拉，转身走出了贸易站，消失在正午炽热的阳光下。
科英布拉站在门口，久久不动。汗水顺着他的脊背流下来，浸湿了粗糙的棉布上衣。他感到一种熟悉的、冰冷的恐惧——不是对死亡的恐惧，是对失败的恐惧。对辜负了达·伽马信任的恐惧。对让那十个月航行、那一百二十六条人命变得毫无意义的恐惧。
“站长。”一个声音从他身后传来。
是佩德罗，贸易站的守卫队长，一个三十岁、脸上有一道从耳朵划到下巴的狰狞刀疤的葡萄牙老兵。他走到科英布拉身边，压低声音：“那个人……他说了什么？”
科英布拉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他不能慌，他是这里的负责人，如果他都慌了，其他人怎么办？
“他警告我们，阿拉伯商会在游说扎莫林驱逐我们。”科英布拉说，尽量让声音保持平稳，“他说，如果我们聪明，就该趁现在离开。”
佩德罗的眼中闪过一丝凶光：“离开？我们花了十个月才到这里，死了那么多人，现在让我们离开？不可能。”
“我知道。”科英布拉说，“但我们需要准备。如果阿拉伯商会真的说动扎莫林对我们动手，我们不能毫无防备。”
“我们有什么？”佩德罗苦笑，“十五个人，五支火绳枪，二十把剑，还有一些生锈的匕首。如果扎莫林派海军来，我们连一个时辰都撑不住。”
科英布拉沉默了。他知道佩德罗说的是事实。他们的贸易站建在泥滩上，没有防御工事，没有城墙，没有火炮。如果敌人从陆上来，他们可以退到船上；但如果敌人从海上来，用船封锁港口，用火炮轰击，他们连逃都逃不掉。
但他不能表现出来。他是站长，是这里的主心骨。
“加强警戒。”他下令，声音恢复了军人的干脆利落，“从今天起，所有人分成三班，日夜警戒。贸易站周围挖一道壕沟，不用太深，但要有。把从船上卸下来的那两门小炮架起来，对准码头方向。还有，派人去城里，打听消息。不要用我们自己的人，花钱雇本地人。我们要知道阿拉伯商会在做什么，扎莫林在做什么，港口的驻军有什么动静。”
佩德罗点点头：“是。我马上去安排。”
“还有，”科英布拉叫住他，“给达·伽马船长写信。把这里的情况告诉他，请求指示。如果可能，请求支援。”
“信怎么送？”佩德罗问，“补给船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来。”
“用商船。”科英布拉说，“花钱，雇一艘去东非的阿拉伯商船，把信带到索法拉或蒙巴萨。那里有我们的联络点，他们可以把信转送回里斯本。虽然慢，但总比不送好。”
佩德罗再次点头，转身去安排了。
科英布拉独自留在贸易站门口。他望着眼前这片泥滩码头，望着远处繁忙的卡利卡特港，望着那些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阿拉伯独桅帆船和中国硬帆船，望着码头上堆积如山的香料和货物。
这一切都那么真实，那么触手可及。但这一切，又都那么脆弱，那么容易被夺走。
他想起了达·伽马离开前对他说的话。
那时，达·伽马刚刚任命他为贸易站站长，在圣加布里埃尔号的船长室里，在昏暗的油灯下，这位以冷酷著称的船长难得地流露出了一丝人性的疲惫。
“若奥，”达·伽马说，声音低哑，“我把这里交给你了。这座贸易站，不只是个买卖货物的地方。它是葡萄牙在印度的第一只脚，第一个据点，第一个……家。如果我们能在这里站稳，未来会有更多的船来，更多的人来，更多的贸易站、要塞、甚至城市在这里建起来。但如果失败……”
他停顿，目光变得深远：“如果失败，葡萄牙可能永远失去通往印度的机会。威尼斯人和阿拉伯人会继续垄断香料贸易，我们会继续贫穷，继续被边缘化，继续在世界的角落里苟延残喘。所以，你不能失败。无论发生什么，无论多难，无论要付出什么代价，你都要守住这里。守住我们这十个月航行换来的一点点立足之地。”
科英布拉当时跪在地上，以生命和荣誉发誓：“我会守住，船长。只要我活着，贸易站就不会倒。”
现在，考验来了。
阿拉伯商会的敌意，扎莫林的摇摆，港口的流言，维普拉的警告。这一切都像一张正在收紧的网，而他们，就是网中的鱼。
但科英布拉不打算逃。他逃不了——不是不能，是不想。三十年的海上生涯，十年的战争，无数次的生死边缘，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有时候，活着比死更需要勇气。而死，有时候比活着更容易。
他要活着。要守住这座贸易站。要证明葡萄牙人不是来乞讨的，是来贸易的。要证明那十个月的航行，那一百二十六条人命，不是毫无意义的牺牲。
即使这需要他用生命来证明。
夜幕降临时，贸易站的守卫们按照科英布拉的命令，开始在周围挖掘壕沟。壕沟不深，只有齐膝，宽约一步，但挖出的泥土堆在贸易站外围，形成了一道低矮的土墙。那两门从圣加布里埃尔号上卸下来的小口径火炮被架在土墙后，炮口对准码头方向。虽然这两门炮已经很旧，在好望角风暴中进了海水，炮膛有锈迹，能用的火药也不多，但至少是个象征——一个“我们不会任人宰割”的象征。
科英布拉亲自检查了每一处防御工事，每一件武器，每一个哨位。他跛着脚，在泥泞的壕沟边艰难地行走，汗水浸透了他的衣服，但他没有停下。他知道，这可能是在做无用功——如果扎莫林真的派大军来，这道壕沟和这两门小炮根本挡不住。但他必须做点什么。必须让守卫们看到，站长在努力，在准备，在战斗。这样，他们才会有勇气，才会有希望。
深夜，当所有人都去休息，只留下两个哨兵在壕沟边警戒时，科英布拉独自坐在贸易站里那张粗糙的椰木桌旁，就着一盏用鱼油做燃料、冒着黑烟的小油灯，给达·伽马写信。
鹅毛笔尖划过粗糙的羊皮纸，发出沙沙的声响。他写得很慢，很仔细，尽量客观地描述这里的情况：贸易的进展，本地人的态度，阿拉伯商会的敌意，维普拉的警告，他们所做的防御准备。他不夸大，不隐瞒，不乞求。只是陈述事实。
“……综上所述，船长，我认为我们正处在危险之中。阿拉伯商会视我们为威胁，正在不遗余力地游说扎莫林驱逐我们。而扎莫林的态度尚不明朗，但显然在权衡——是容忍我们带来的新贸易机会，还是屈服于阿拉伯商会的压力，维护传统的贸易体系。”
“我已加强警戒，做了力所能及的防御准备。但我们必须面对现实：如果扎莫林决定对我们动手，以我们目前的力量，无法长期抵抗。我们需要支援——更多的人，更多的武器，更多的船。如果可能，请尽快派遣补给船队，带来我们需要的一切。”
“但无论支援何时抵达，无论局势如何发展，我向您保证：只要我若奥·德·科英布拉还有一口气在，葡萄牙在卡利卡特的贸易站就不会倒下。我们会坚守在这里，用生命捍卫您和国王陛下赋予我们的使命。愿上帝保佑葡萄牙，保佑这次航行，保佑我们所有人。”
他签下自己的名字，然后小心地把信纸卷起来，用蜡封好，盖上他的个人印章——那是一枚小小的银戒指，上面刻着他的家族纹章：一艘在风暴中航行的帆船。
这封信，明天会交给佩德罗，由他去找一艘可靠的阿拉伯商船，付钱，托他们把信带到东非，再从东非辗转送回里斯本。这可能需要几个月，甚至一年。到那时，这里的情况可能已经天翻地覆。
但科英布拉还是写了。因为这是他的责任。因为这是他能做的，为数不多的事情之一。
写完信，他吹灭了油灯，躺在硬邦邦的木板床上。透过帆布窗户的破洞，他能看到卡利卡特的夜空——清澈，深邃，繁星密布，像一块缀满了钻石的黑色天鹅绒。那些星星和他在里斯本看到的星星是同一批，和他在大西洋上、在好望角、在印度洋上看到的星星是同一批。但它们在这里，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看起来如此不同。
他想起了里斯本，想起了特茹河口，想起了出发那天码头上的人群，想起了国王的华盖，想起了主教的祝福，想起了那震耳欲聋的钟声。
还想起了出发前夜，他去和儿子道别的情景。
他的儿子，小曼努埃尔，今年八岁。妻子在五年前死于瘟疫，儿子是他唯一的亲人。出发前夜，他站在儿子的卧室门口，看着那个在月光中熟睡的小小身影，想进去亲吻他的额头，想说些什么告别的话。但他最终没有进去。他只是站在门框的阴影里，用口型对着熟睡的儿子说：“爸爸会回来的。带着荣誉，带着财富，让你过上更好的生活。”
现在，他躺在这张硬邦邦的木板床上，在距离里斯本两万公里外的卡利卡特，在随时可能被攻击、被杀死、被遗忘的贸易站里，忽然怀疑自己当时的选择。
如果他不来，如果他现在还在里斯本，每天傍晚回家，和儿子一起吃晚饭，教他识字，给他讲海上的故事。虽然贫穷，虽然卑微，但至少活着，至少安全，至少能和亲人在一起。
而现在，他在这里。在这个陌生的、危险的、可能永远回不去的地方。为了什么？为了荣誉？为了财富？为了国王的野心？还是为了某种他自己也说不清的、关于“发现”和“征服”的虚幻梦想？
没有答案。只有卡利卡特的夜风，穿过帆布窗户的破洞，带着香料和海盐的味道，轻轻拂过他的脸。
远处，港口方向传来了隐约的钟声——是某座清真寺的宵礼钟，悠长，浑厚，在夜空中回荡。然后是第二座，第三座。很快，整个卡利卡特城的清真寺钟声此起彼伏，像一场宏大的、多声部的合唱，在星空下展开，宣告着一天第五次礼拜的开始。
那钟声如此庄严，如此虔诚，如此不容置疑。它提醒着这座城市里的每一个人——无论你是穆斯林、印度教徒、基督徒、还是什么别的——在某个时刻，在某个方向，有某种高于一切的存在，需要你停下手中的一切，跪下，祈祷，忏悔，寻求指引和宽恕。
科英布拉不是穆斯林，但他闭上了眼睛。不是祈祷，只是……聆听。聆听那些钟声，聆听夜风，聆听远处海浪拍打礁石的声音，聆听这座巨大、古老、复杂、既欢迎他又排斥他的城市，在深夜里均匀的呼吸。
然后，在钟声渐渐停歇，夜色重归寂静时，他低声说了一句话。声音很轻，轻到只有他自己能听见：
“上帝啊，如果你真的存在，如果你真的在看，如果你真的在乎……请给我们一个机会。一个证明我们不只是野蛮人，不只是掠夺者，不只是……‘白人’的机会。一个让我们在这里，在这片土地上，找到自己位置的机会。一个让我们活下去的机会。”
他停顿，然后补充道，声音更轻了：“如果你不能给我们机会，至少……请让我死得像个战士。像个葡萄牙人。像个……父亲，让儿子在未来提到我的名字时，不会感到羞愧。”
说完，他翻了个身，面朝墙壁，强迫自己入睡。
明天，新的一天会到来。新的挑战，新的危险，新的不确定性。但他必须面对。因为他没有选择。
就像十个月前，站在圣加布里埃尔号的船尾，面对无边无际的大西洋时，他也没有选择。只能向前，只能相信，只能祈祷。
而现在，他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做着同样的事。
向前。相信。祈祷。
然后，等待命运的裁决。
七律·第735章
卡利卡特立商站，葡人初据印度滩。
香料丝绸收异域，黄金白银载满船。
贸易初开通万国，殖民始步祸千年。
从此印度洋上浪，尽是西人争霸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