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45章帝国大裂解
公元1707年2月末，德干高原艾哈迈德纳加尔以南三十里，莫卧儿行在大营在连绵的阴雨中浸泡了整整十七个昼夜。
雨季提前了两个月降临，仿佛上天也为这片土地酝酿着一场葬礼。本该是旱季的尾巴，天空却像被凿穿了无数个窟窿，无休无止地倾倒着灰黑色的雨水。那雨不是下，是泼，是倒，是某种粘稠的、带着腐殖质气味的液体，从铅灰色的云层中直接倾泻到人间。营地的土地早已失去了原本的赭红色，被泡成了深褐色的泥浆，一脚踩下去能没到小腿肚。帐篷的下半截浸在泥水里，帆布吸饱了水分，沉甸甸地向下坠着，散发出霉烂、污水和马粪混合的酸腐气味，像一座巨大的露天停尸房。
战马是最先感知到异常的。这些来自阿拉伯和中亚的纯种战马，曾经在沙场上迎着箭雨冲锋，此刻却在泥泞中烦躁地踩着蹄子，打着响鼻，用尾巴疯狂抽打附着在身上的蚊蝇。骑兵们不得不每天花上四五个时辰，蹲在泥浆里为坐骑清洗蹄缝里的淤泥，用匕首刮去蹄铁上结成块的泥块。即便如此，腐蹄病还是以惊人的速度蔓延开来。每天清晨，都会有十几匹甚至几十匹战马被发现站不起来，兽医切开蹄部，流出的是黄绿色的脓液。没有药，只能处死，马尸被拖到营地外，在雨中迅速肿胀，引来成群的秃鹫。
中央御帐是整座大营中唯一还保持着一丝体面的地方。但体面也仅限于外表——帐篷的帆布每天有人擦拭，门口的泥地用烧过的炭灰铺垫，四个角有侍卫二十四小时轮值。可一旦掀开门帘进去，那股死亡的气息便扑面而来：药汤的苦涩、脓血的腥甜、老人身上特有的衰败气味，还有更深处的、某种精神层面的腐朽，混合成一种令人窒息的味道。
八十九岁的奥朗则布躺在一张简陋的行军床上。这张床和普通军官用的没有任何区别：生铁打造的框架，松木拼接的床板，上面铺着一层薄薄的棉垫，棉垫上覆着一张洗得发白的亚麻床单。唯一的特殊之处是床头挂着一柄出鞘的弯刀——不是那些镶嵌宝石的礼仪刀，而是真正的战场凶器。刀身因常年擦拭而泛着暗哑的银光，靠近护手处有一道深深的缺口，那是三十年前在拉杰普特的一次战斗中被敌人的战斧砍出来的；刀柄的缠绳已经被汗水、血水和岁月浸透，变成了接近黑色的深褐。这是五十年前，他的父亲沙贾汗在他第一次领兵出征德干时亲手赐予的，陪他打过大小七十三场战役，砍下过拉杰普特王公、马拉塔酋长、俾路支叛军首领的头颅，也砍断过无数普通士兵的脖颈。如今，这柄刀和他一样，老了，钝了，挂在潮湿的空气里，刃口爬着细密的锈斑，像老人手上的老年斑。
皇帝在发烧。间歇性的、毫无规律的高热，有时连续三天体温滚烫得像块刚从炉膛里掏出的炭，皮肤红得发亮，呼吸时喷出的气息灼热得能点燃纸片；有时又突然降到正常，甚至低于正常，清醒得能背诵整卷《古兰经》的注释，能准确说出二十年前某场战役的细节，能叫出早已死去的老臣的名字。御医们束手无策——或者说，他们知道病因，但无人敢说出口：这不是病，是生命在耗尽，是灵魂的烛火在风中摇曳，是八十九年漫长岁月的重量终于压垮了这副躯壳。
八十九年。其中五十年在马背上度过，三十年穿着四十磅重的铁甲行军，二十年睡在军帐而非宫殿的软榻。这副身体经历过七次重伤，十三次中箭，三次中毒（都挺过来了），感染过三次疟疾，两次霍乱。他的肺在阿富汗的山口被冻伤过，肝因长期饮用德干的生水而硬化，胃因常年饮食不规律而溃疡。如今，所有这些旧伤、隐疾、磨损，在死亡的召唤下一同苏醒，像债主般围堵在病榻前，索要拖欠了太久的代价。
“陛下，该换药了。”
首席御医米尔扎·侯赛因跪在床边，手里端着一个铜盆，盆里的药汤是用苦楝、没药、龙涎香和十七种德干本地草药熬制的，散发着刺鼻的苦涩气味。他是波斯人，祖父是沙贾汗的御医，父亲是奥朗则布继位时的首席医官，他自己侍奉皇帝也已经三十七年了。他见过太多君王的死亡：沙贾汗在阿格拉堡被囚禁八年后郁郁而终，达拉·舒科在德里的广场被公开处决，沙·舒贾在逃亡途中被部落民杀死……但从没见过如此漫长、如此清醒、如此平静的终结。没有临终忏悔，没有恐惧哭喊，甚至没有对生命的留恋，只有一种近乎冷酷的坦然，像在等待一场迟到了太久的约会。
奥朗则布微微睁开眼。他的眼睑沉重得像铅门，抬起时需要耗费巨大的力气。眼睛深陷在骨骼凸起的眼窝里，眼白发黄，布满血丝，但瞳孔依然锐利，像两颗在灰烬中未熄灭的炭，在昏暗中闪烁着最后的光芒。“什么时辰了？”
“申时末了，陛下。天快黑了。”
“穆阿扎姆……有信来吗？”
米尔扎·侯赛因的手不易察觉地抖了一下，药汤溅出几滴，落在铜盆边缘，发出轻微的“嘶嘶”声，迅速蒸发。“还没有，陛下。雨季道路泥泊，信使可能会耽搁。从金吉到这里，要穿过整个马拉塔游击区，路上不太平。”
这是精心编织的谎言。穆阿扎姆——皇帝的长子、名义上的继承人、金吉围城军的总指挥——上一次来信是四十三天前。那封信用最华丽的波斯文写成，花了三分之二的篇幅歌颂父皇的丰功伟绩，然后用剩下的篇幅报告金吉围城的“重大进展”：城墙已经破了两处，守军的粮食“据说”只够维持一个月，破城“指日可待”。但随信附上了一张长长的清单：火药三千桶，弓箭十万支，战马五千匹，白银一百万卢比，以及“为激励士气”需要的黄金饰品和丝绸若干。奥朗则布在病榻上批了“照准”，但宰相阿萨夫·汗私下禀报：国库已经空了，银库里只剩下不到五万卢比，连这个月的军饷都发不出来。最后，宰相和财政大臣动用了皇室私库，变卖了一批珠宝，又向德里的富商“借”了一笔高利贷，才勉强凑出了清单的三分之一，由一支两千人的护卫队押送南下。那支队伍现在应该还在温迪亚山脉的泥泊中挣扎，每天前进不到十里，沿途不断遭到马拉塔游击队的骚扰，等送到金吉时，能剩下多少，只有真主知道。
皇帝没有戳穿御医的谎言。他只是微微点头，任由御医解开他胸前的绷带。绷带是亚麻布的，每天更换，但今天解开的绷带下，伤口的情况让米尔扎·侯赛因的心沉到了谷底。
一道从右肩斜划到左肋的伤口，长约一尺三寸，深可见骨。这是三个月前一次轻微的坠马造成的——当时皇帝在巡视前线时坐骑踏进了田鼠洞，从马背上摔下，被自己的佩剑划伤。对年轻人来说，这不过是皮肉伤，敷药静养一个月就能愈合。但八十九岁的身体早已失去了自我修复的能力，伤口不但没有愈合，反而迅速感染、溃烂、坏死。此刻，伤口边缘已经发黑，像烧焦的皮革，中间部分流淌着黄绿色的脓液，脓液中夹杂着暗红色的血丝，散发出甜腻的腐臭。最可怕的是，脓毒形成的红色纹路已经从伤口向四周蔓延，像树的根系，爬满了整个胸膛——这是败血症的明确标志，死亡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米尔扎·侯赛因用煮过的亚麻布蘸着药汤，开始清洗伤口。每一下触碰都让皇帝的身体轻微痉挛，苍老的肌肉绷紧又放松，像一张被拉满又松开的弓。但他没有发出声音，没有呻吟，只是放在身侧的右手手指蜷缩起来，指甲深深抠进掌心，抠破了皮肤，血从指缝间渗出，滴在床单上，和胸口的脓血混在一起。
清洗持续了一刻钟。御医换了三盆药汤，用掉了二十块布巾，才勉强将表面的脓液清除，露出下面粉红色的、颤抖的烂肉。然后他敷上新调的草药膏——那是用蜂蜜、姜黄、芦荟和磨碎的珍珠粉调制的，据说能“拔毒生肌”，但米尔扎·侯赛因知道，这不过是心理安慰。最后，他换上新绷带，动作轻柔得像在包裹一件易碎的瓷器。
整个过程结束，御医没有立即离开。他跪在那里，低着头，看着铜盆中浑浊的药汤，看着自己倒映在水中的、扭曲的脸。帐篷里只有雨声，还有皇帝压抑的、像破风箱一样的呼吸声。
“说吧。”奥朗则布闭着眼睛，声音平静。
“陛下……脓毒已经入血。接下来可能会高烧不退，可能会说胡话，可能会昏迷，可能……”米尔扎·侯赛因的声音越来越低，低到几乎被雨声淹没，“臣无能，只能尽力减轻陛下的痛苦。最后的时刻……恐怕就在这三五天内。”
“痛苦。”皇帝重复这个词，像在品尝一个陌生词汇的滋味，又像在掂量它的重量，“痛苦是什么？是伤口的疼，是发烧的昏沉，是知道自己要死了的恐惧？还是……别的什么？”
“臣……不敢妄言。”
“我告诉你痛苦是什么。”奥朗则布睁开眼，这次他没有看御医，而是望着帐篷顶，望着那些被雨水浸湿后颜色变深的帆布纹理。他的目光穿透了帐篷，穿透了雨幕，穿透了时间和空间，看到了某种更遥远、更庞大的东西。“痛苦是知道自己一生的努力，最后都变成了废墟。是知道你的儿子们在你尸骨未寒时就会互相厮杀，用你打造的剑砍向彼此。是知道你的帝国会在你死后裂成碎片，像一件从高处掉落的瓷器，无论曾经多么精美，落地时都只会变成一堆锋利的、割伤后人的碎片。是知道你为之奋斗的一切——一个纯净的、统一的、顺从真主旨意的印度——从未存在过，也永远不会存在。”
米尔扎·侯赛因伏地，额头触地，冰冷的泥地让他打了个寒颤。“陛下万寿无疆，帝国永固，真主的旨意必将……”
“够了。”皇帝打断他，声音虚弱，但带着不容置疑的、熟悉的威严，那是五十年来无数人跪拜臣服的威严，“出去。让阿萨夫·汗和米尔·朱姆拉进来。还有……把地图拿来。德干的全图，最新的那幅。”
一刻钟后，宰相阿萨夫·汗和财政大臣米尔·朱姆拉躬身进入御帐。两人都已年过六十，是追随皇帝三十年的老臣，此刻脸上都带着掩饰不住的疲惫和忧虑。阿萨夫·汗的波斯长袍下摆沾满了泥点，靴子湿透，显然是一路踩着泥泞赶来的；米尔·朱姆拉更狼狈，右眼布满血丝，左眼用一块黑布蒙着——那是三天前在计算军费时血管爆裂导致的暂时性失明，御医说需要静养，但他哪敢静养。
他们带来了皇帝要的地图——一张巨大的羊皮纸，需要四个侍从才能完全展开。地图铺开后几乎覆盖了整个帐篷地面，上面用彩色颜料精心标注着：红色代表莫卧儿帝国的控制区，蓝色代表马拉塔的游击区，绿色代表各藩王的半独立领地，黄色代表“局势不明、控制薄弱”的地区。还有无数条黑色和褐色的线，那是错综复杂的行军路线、补给线和要塞防线。
最触目惊心的是红色的区域。五十年前奥朗则布开始南征时，红色几乎覆盖了整个德干高原；三十年前，红色依然占据地图的三分之二；而现在，红色像退潮后的沙滩，只剩下零星的点块，被大片的蓝色和绿色包围、切割、侵蚀。金吉——那座被围困了八年的马拉塔要塞——在地图上是一个顽固的蓝色圆点，周围密密麻麻标注着莫卧儿军队的营地、炮位、壕沟，像一个试图吞噬猎物的蜘蛛网，但猎物还在网中央跳动。
奥朗则布坚持要下床。在两个侍从的搀扶下，他赤脚站在地图上，低头俯视这片他征战了二十年的土地。他的脚瘦得皮包骨，青筋盘虬如老树的根，脚背上布满了老年斑，踩在羊皮纸上，正好踏在“金吉”的位置。透过薄薄的羊皮纸，他能感觉到下面泥地的冰凉。
“金吉……还没有陷落？”他问，没有抬头。
阿萨夫·汗和米尔·朱姆拉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同样的沉重。最后由宰相开口，声音干涩：“祖尔菲卡尔·汗将军最后一次战报是十天前送到的。他说城墙已破三处，我军两次攻入内城，但守军退入山体内部的地道和洞穴，仍在抵抗。他们熟悉地形，我军在狭窄的洞穴中施展不开，伤亡很大。穆阿扎姆殿下认为，彻底肃清需要……更多时间，可能还需要两到三个月。”
“更多时间。”皇帝重复，声音里听不出情绪，只有一种深不见底的疲惫，“八年了。八万最精锐的部队——帝国近卫军、拉杰普特骑兵、阿富汗火枪手——围困一座最初只有五千守军、现在可能只剩下一两千饿殍的石头堡垒，用了八年。帝国的财力、人力、威望，都耗在了那座山上。德里的国库为它而空，旁遮普的粮仓为它而竭，士兵们的青春为它而逝。”他抬起头，深陷的眼睛扫过两位老臣，“你们说实话，不要安慰，不要谎言。我死后，金吉能守住吗？哪怕多守一年？”
沉默。帐篷外雨声渐大，敲打在帆布上，像无数细小的鼓点，又像计时沙漏中不断滑落的沙粒。一盏油灯在角落里噼啪作响，火焰跳动，在帐篷壁上投下巨大而扭曲的影子。
“守不住，陛下。”米尔·朱姆拉终于开口，这位以谨慎、圆滑著称的财政大臣，此刻选择了人生中最大胆的一次直言。他摘下蒙眼的黑布，用那只完好的右眼直视皇帝，“金吉的守军是在为信仰和荣誉而战，他们相信希瓦吉的灵魂在庇佑那座山。我们的士兵……是为军饷和命令而战。一旦——请恕臣直言——一旦中央的权威动摇，军饷断绝，士兵们会做的第一件事不是继续进攻，而是抢劫附近的村庄，然后逃走。围城大军会在一个月内自行瓦解。马拉塔人会像雨季的洪水一样重新淹没那座山，而我们这八年流的血，只会成为他们史诗中又一个值得夸耀的篇章。”
皇帝点头，缓慢地，一下，两下，似乎对这个答案早有预料，甚至期待着被证实。他挣脱侍从的搀扶，独自一人，缓慢地、一步一步地在地图上移动。脚踩过一个又一个地名，每一个地名都是一段记忆，一场战斗，一个胜利或失败的烙印：
比贾普尔——1686年攻陷，苏丹逃亡，城池被劫掠三天，神庙改建成清真寺。
戈尔康达——1687年围城八个月，最后用装满黄金的箱子收买了守将，城门在深夜打开，钻石矿落入手中。
贝拉尔——1690年平定，但十年后叛乱再起，至今仍有游击队活动。
海德拉巴——1688年臣服，尼扎姆阿萨夫·贾赫是表侄，但真的忠诚吗？
他的脚停在海德拉巴的位置，不动了。
“我从三十七岁开始南征，今年八十九岁。”皇帝缓缓说，像在自言自语，又像在对这片土地倾诉，“五十二年。我把一生最好的时光——不，我的一整生，都扔在了德干的群山、烈日、雨季和尘土中。我征服了土地，用剑和火；我拆毁了神庙，用炸药和铁锤；我处死了他们的王公，用绞架和弯刀。我以为这样就能重塑这片土地，用《古兰经》取代他们的吠陀，用清真寺取代他们的神庙，用阿拉伯语的祷告取代他们的梵语颂歌。”
他弯下腰，用颤抖的手指触摸地图上那些蓝色区域，那些代表马拉塔控制区的地方。他的指尖冰凉。
“但我错了。我最大的错误，是以为异教徒的灵魂可以用恐惧来征服。恐惧可以让人跪下，但不能让人皈依。恐惧可以让人沉默，但不能让人心服。恐惧可以让人交税，但不能让人忠诚。恐惧统治下的帝国……”他直起身，望着帐篷顶，声音突然提高，带着一种近乎悲怆的力量，“就像用沙子垒的塔！看着高大，看着坚固，但只要一场雨，只要一阵风，只要一个浪头，就垮了！而我，就是那场雨，那阵风，那个浪头！”
阿萨夫·汗扑通跪倒在地。米尔·朱姆拉紧随其后。两位老臣浑身颤抖，不是害怕，而是某种更深层的震撼——他们侍奉了三十年的铁血君主，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终于承认了自己一生的徒劳。
“陛下……”阿萨夫·汗想说些什么，想反驳，想安慰，想告诉皇帝他的功绩，他建立的秩序，他扩展的版图。但话到嘴边，却变成了哽咽。因为他知道，皇帝说的都是真的。这三十年来，他作为宰相，亲眼看着帝国如何在表面的扩张下内部腐烂：官僚腐败，军队堕落，财政枯竭，民怨沸腾。莫卧儿的辉煌像一件缀满宝石但爬满蛀虫的华服，外面光鲜，里面早已千疮百孔。
奥朗则布没有看他们。他继续在地图上行走，最后停在了“拉伊加德”的位置上——马拉塔帝国的旧都，希瓦吉建造在山顶的堡垒，他一生从未攻下的山峰。他踩在上面，用力，仿佛想把那座山踩进地里。
“他们会怎么写我？”他突然问，声音恢复了平静，甚至带着一丝好奇，“后世的史官，那些用波斯文、阿拉伯文、也许还有梵文和马拉提文写作的人，他们会怎么写奥朗则布？暴君？宗教偏执狂？毁了阿克巴大帝宽容遗产的昏君？也许吧。也许他们还会写，我杀了自己的兄弟，囚禁了父亲，用恐怖统治了五十年。也许他们会把我写成一个怪物，一个只懂得剑和经文的野蛮人。”
他走回床边，这个简单的动作耗尽了他最后的力气。侍从扶他躺下，他闭上眼睛，胸膛剧烈起伏，喘息声在寂静的帐篷中回响，像破旧风箱最后的抽拉。
“但你们要记住，”良久，他重新开口，声音微弱但清晰，“我做的每一件事，都不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权力——我一生睡帐篷的时间比睡宫殿多十倍，穿铠甲的时间比穿丝绸多百倍。不是为了享乐——我禁酒、禁乐、禁一切奢华，我的后宫只有三位妻子，而我的父亲有三十七位。我是为了真主，为了把这片被偶像崇拜玷污的土地，变成伊斯兰的乐土，变成顺从安拉旨意的人间天堂。”
他停顿，深深吸气，仿佛要把全世界的空气都吸进肺里，但只吸进了半口。
“但我失败了。真主没有给我胜利，只给了我时间——太多的时间，多到足以看着自己建造的一切，在眼前慢慢腐朽，看着自己点燃的火焰，反过来烧毁自己的一生。也许这是我的惩罚，也许这是我的考验，也许……根本就没有也许。”
他睁开眼睛，最后看了一眼帐篷，看了一眼跪在地上的老臣，看了一眼地图上那片即将分崩离析的帝国，看了一眼床头那柄陪伴了他一生的、正在生锈的弯刀。
“遗嘱。”他说，声音突然变得异常清晰、平稳、有力，像年轻时的他在朝会上发布命令，“我口述，你们记录。”
阿萨夫·汗连忙示意书记官上前。书记官是个年轻的波斯人，来自设拉子的诗书世家，三个月前刚接替病死的上任。他手在发抖，蘸了三次墨水才稳住，羊皮纸铺在膝盖上，笔尖悬在空中。
“第一，”皇帝的声音在帐篷中回荡，每个字都像凿子刻在石头上，“我死后，葬在道拉塔巴德附近的库尔达巴德，苏菲圣人谢赫·布尔汉的陵墓旁。不要建穹顶，不要大理石，不要镶嵌宝石，用本地最普通的灰色花岗岩做墓碑，尺寸不得超过三尺高、两尺宽。周围围一圈白色大理石板即可，石板不要雕刻花纹。墓碑上只刻三行字：奥朗则布，沙贾汗之子，一个真主的仆人。不要头衔，不要颂词，不要年代。让路过的人知道，这里躺着一个普通人，他努力过，失败了，死了。”
书记官记录的手停住了，抬头看向宰相，眼中满是震惊。阿萨夫·汗闭眼点头，示意他照记。笔尖落在羊皮纸上，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春蚕啃食桑叶。
“第二，我的私人财产……清点过了吗？”
米尔·朱姆拉上前一步，从怀中掏出一卷细羊皮纸，展开，声音干涩：“清点完毕，陛下。现金三百零五卢比又十七安那。另有亲手抄写的《古兰经》副本十二卷，缝制的白色棉布便帽三十四顶，祈祷用的跪毯三条，以及随身衣物、洗漱用具、文具等日用品。没有珠宝，没有金器，没有艺术品，没有地产契约。”
“三百零五卢比……”皇帝嘴角扯动了一下，那是一个自嘲的、扭曲的、近乎可怕的笑容，“一个统治了五十年印度的皇帝，一个从开伯尔山口到科摩林角都曾向他跪拜的君主，死时只有三百零五卢比。一百零五卢比用于我的葬礼——买最便宜的白色裹尸布，雇四个民夫挖墓穴，一切从简，不要仪式，不要诵经团，不要宴席。剩下的二百卢比，全部换成铜币，分给大营外的德干贫民，不论他们是印度教徒、穆斯林、耆那教徒还是什么。每人……多少合适？”
“陛下，”米尔·朱姆拉小声说，声音里带着哭腔，“大营外聚集的贫民、乞丐、战争难民，大约有三千人。每天都有新的到来，都在等一口吃的。”
“那就每人……六个派萨。”皇帝闭上眼睛，像在计算，“六个派萨，够买三天的粗面饼，或者两天的黍米粥。让他们多活三天。要当面分发，让他们看见钱是从我的遗产里出的，看见铜币上印着我的名字。让他们知道，这个他们恨了一辈子的皇帝，这个毁了他们的神庙、杀了他们的亲人、抢了他们的粮食的皇帝，死时和他们一样穷，一样一无所有，一样是这条命，这口气。”
书记官记录，墨水在纸上洇开一小团，像一滴黑色的泪。
“第三，关于继位……”
皇帝说到这里，停住了。帐篷里所有人都屏住呼吸，阿萨夫·汗和米尔·朱姆拉的心跳声在寂静中清晰可闻。这是最关键的部分，将决定帝国未来的命运，决定成千上万人的生死，决定历史河流的走向。书记官的笔悬在半空，一滴墨水滴落，在羊皮纸上溅开，但他浑然不觉。
时间一秒一秒流逝。雨声，呼吸声，油灯的噼啪声。皇帝深陷的眼睛望着帐篷顶，望着那些被雨水浸湿的深色水渍，望着水渍构成的、毫无意义的图案。他的嘴唇在动，但没有声音。他在想什么？在想三个儿子：穆阿扎姆，在德干前线的长子，沉稳但优柔寡断；阿扎姆，在拉合尔的次子，精明但刻薄寡恩；卡姆·巴赫什，在比贾普尔的幼子，勇猛但暴躁易怒。在想他们小时候的样子，想他们第一次骑马，第一次握剑，第一次背诵《古兰经》。在想他们长大后如何明争暗斗，如何在父亲面前表演忠诚，在背后培植党羽。在想自己死后，他们会如何厮杀，如何结盟，如何背叛，如何用父亲打造的帝国作为赌注，进行一场没有赢家的赌博。
许久，也许是一分钟，也许是一刻钟，皇帝缓缓说：
“真主会做出选择。我的儿子们……让他们自己去争吧。谁赢了，谁就是皇帝。谁活到最后，谁就有资格坐在孔雀宝座上。这是他们的命运，也是帝国的命运。”
这句话像一道惊雷，炸在每个人心头。阿萨夫·汗扑通跪倒，膝盖重重砸在泥地上：“陛下！不可！万万不可！必须指定继承人，必须留下明确的遗诏，否则帝国会陷入内战，会血流成河，会分崩离析啊陛下！”
“帝国……”皇帝喃喃重复这个词，像在念诵一句陌生的咒语，“帝国已经分崩离析了，阿萨夫。在我还活着的时候，它就已经开始碎了。我只是……最后的粘合剂。我死了，粘合剂没了，碎片自然会分开。这是规律，像水往低处流，像火向上燃烧，像人一定会死。”
他停顿，深吸最后一口气，那口气在胸腔里发出嘶哑的摩擦声：
“告诉我的儿子们……不，什么也别告诉。让他们自己去发现，去战斗，去毁灭，去重建。如果真主还眷顾莫卧儿，他们会选出一个强者。如果不眷顾……那就让该碎的碎吧。”
说完，他闭上眼睛，不再说话。他的手从床边滑落，手指松开，一直紧握在掌心的一串琥珀念珠掉在地上。念珠是父亲沙贾汗在他十五岁那年赐予的，琥珀珠子每颗都温润如玉，被他摩挲了七十四年。串绳终于断了，一百零八颗珠子散落，在泥地上滚得到处都是，发出清脆的、细碎的声响，像一场微型的山崩。
“陛下？陛下！”米尔扎·侯赛因冲上前，手指颤抖地探向皇帝的颈动脉。停了十息，二十息，三十息。他缓缓收回手，后退两步，深深跪拜，额头触地，整个身体伏在泥地上，像一尊突然崩塌的雕像。
“皇帝……归真了。愿真主赐他安宁，愿他的灵魂升入天堂。”
公元1707年3月3日，申时三刻，莫卧儿帝国第六代皇帝奥朗则布，在德干前线艾哈迈德纳加尔以南三十里的行营中驾崩，享年八十九岁。他没有指定继承人，没有安排权力过渡，甚至在临终前亲手松开了维系帝国的最后一道缰绳。他留下的，是一个从阿富汗延伸到孟加拉、但内部已经千疮百孔的庞大帝国，三个野心勃勃、手握重兵的儿子，一群各怀鬼胎的文武大臣，还有无数在压迫中喘息、在沉默中酝酿反抗的人民。
死亡的消息被阿萨夫·汗和米尔·朱姆拉封锁了九天。这是帝国机器最后的、徒劳的挣扎，试图在风暴来临前争取时间，为权力的平稳过渡创造可能——尽管他们自己都不相信这种可能。
两位老臣在皇帝断气的瞬间就意识到大难临头。他们对视一眼，从对方眼中看到了同样的恐惧和决绝。阿萨夫·汗迅速起身，用这辈子最快的语速发布命令：
“第一，封锁御帐，只允许我们四人进出——我，米尔·朱姆拉，米尔扎·侯赛因，还有你，”他指向年轻的书记官，“你叫什么名字？”
“哈……哈桑，大人。”
“哈桑，从此刻起，你与外界隔绝。第二，对外宣布皇帝感染严重风寒，高烧昏迷，需要绝对静养，所有政务由宰相和财政大臣‘代呈奏报’。第三，调遣最忠诚的皇家卫队二百人，三层包围御帐，任何人未经允许靠近，格杀勿论。第四，派信使——不，派三批信使，每批三人，走不同路线，携带密封的讣告，分别送往三位皇子驻地。命令是：不惜一切代价，以最快速度送到，并且——这是关键——必须同时送达，不能有先后，不能让任何一位皇子觉得被怠慢。第五，以皇帝名义起草命令，发往前线各军：就地固守，不得擅动，违者以谋逆论处。第六……”
他一口气说了十二条，每一条都在试图稳住这艘正在漏水的巨轮。米尔·朱姆拉迅速记录，然后两人分头行动。在接下来的九天里，他们成了帝国的影子统治者，每天只睡两个时辰，其他时间都在发布命令、接见将领、审阅奏报、编造谎言。他们以皇帝的名义免除了三个行省拖欠的税款（反正也收不上来），提拔了十二位将领（反正只是空头衔），处决了五个散布谣言的士兵（尸体挂在营门外示众）。他们秘密联络了德里守将和禁卫军统领，许诺事成之后封侯拜相；他们派心腹前往海德拉巴，联络尼扎姆阿萨夫·贾赫，承诺只要他支持“合法的继承程序”，就让他世袭德干总督。
但所有这些努力，在绝对权力的真空面前，都脆弱得像暴雨中的蛛网。人性、忠诚、秩序、法统——这些帝国赖以运转的齿轮，在皇位空缺的瞬间就停止了转动，露出了下面赤裸裸的欲望和恐惧。
第九天，封锁被打破了。打破它的不是阴谋，不是叛乱，而是一个最卑微的人物：一个负责运送御用冰块的波斯商人。这个叫侯赛因的中年人，三代为皇室供应从兴都库什山脉运来的冰块，在战乱中依然每周一次，用驴车拉着裹在稻草里的冰块，穿越马拉塔游击区，送到皇帝大营。这一天，他像往常一样来到御帐外围，却被侍卫拦住。他贿赂了侍卫队长——不是用钱，他也没钱，用的是他十六岁女儿的美貌，承诺“等战争结束就把她送来”。侍卫队长放行了，但在御帐门口，他被米尔扎·侯赛因拦下。御医不让他进，两人争执，推搡中，帐篷的门帘被掀开一条缝。
侯赛因看到了。
他看到行军床上裹着白布的尸体，看到床前跪着的宰相和财政大臣，看到地上散落的琥珀念珠，看到空气中弥漫的、连药香都掩盖不了的死亡气息。
他转身就跑。没有回营地，没有回住处，直接冲向马厩，偷了一匹战马，在任何人反应过来之前冲出了大营。他一路向北，每到一个村庄、一个驿站、一个市集，就大喊：“皇帝死了！奥朗则布死了！帝国要乱了！”
消息如野火般蔓延，如瘟疫般传播。到第九天中午，整个大营都知道了真相。士兵们不再操练，聚集在将领的帐篷外，不是请战，是索饷——他们已经三个月没领到军饷了。一些高级将领的帐篷里，灯火彻夜不熄，不同派系的人在密谈，声音时高时低，有时传出争吵，有时传出碰杯声。气氛紧张得像一张拉满的弓，弓弦已经发出呻吟，箭在弦上，但不知道该射向哪里。
直到第十天清晨，第一支箭终于射出。
不是来自德干大营，而是来自北方，来自拉合尔。阿扎姆——皇帝的次子，拉合尔总督——在接到讣告的当天就宣布继位。他的登基诏书用最华丽的波斯文写成，由十二位宫廷诗人润色，声称自己得到了“父皇临终前的秘密口谕和传位诏书”，并列举了三大合法性：第一，他是皇帝次子，但长子穆阿扎姆“长期滞留南方，怠慢政务，致使金吉战事拖延八年，耗费国库”；第二，他驻守拉合尔十二年，“熟悉帝国北疆防务，数次击退锡克叛匪和波斯骚扰，功勋卓著”；第三，他获得了德里部分元老贵族、伊斯兰学者和突厥军事集团的支持。诏书末尾盖着新刻的玉玺——他在皇帝死讯传来的当天下午就找来了拉合尔最好的玉匠，逼着他在一夜之间刻好了“巴迪沙（皇帝）之印”，玉匠的手指在雕刻时被削断两根，但没人关心。
消息传到德干大营时，穆阿扎姆正在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帐篷里坐着二十多位将领，包括围城总指挥祖尔菲卡尔·汗。会议的主题是“如何应对父皇病重期间的局势”，但所有人都心知肚明，真正的问题是：皇帝死后怎么办？
当信使冲进帐篷，跪倒在地，用颤抖的声音念出阿扎姆的登基诏书时，帐篷里死寂了三息。然后，穆阿扎姆缓缓站起，他三十七岁，正值壮年，但八年的德干烈日和战争焦虑，已经在他脸上刻下了深深的皱纹。他愣了三息，像没听懂，然后猛地掀翻了面前的桌子。沉重的橡木桌子轰然倒地，地图、沙盘、文书、墨水瓶、茶杯散落一地，墨汁泼在德干的地图上，像一片突然扩散的黑色血渍。
“他敢！”皇子的面孔扭曲，眼球突出，额头上青筋暴起，“我在德干为他打了八年仗！我在金吉的泥泊里耗了八年青春！我吃沙土喝泥水，我每天看着士兵死在城墙下！他现在坐在拉合尔的宫殿里，用父皇的钱养他的军队，然后宣布自己是皇帝？！”
他拔剑，不是拔出来，是砍。一剑砍断了帐篷的中央支柱，帆布帐篷向一侧倾斜，发出刺耳的撕裂声。他又砍，砍断了第二根，第三根。将领们纷纷后退，没人敢劝。只有祖尔菲卡尔·汗坐在角落，面无表情地看着这一切，手中把玩着一把镶宝石的匕首，那是三年前穆阿扎姆赏赐的。
等皇子发泄完毕，帐篷已经半塌，雨水从破口处涌入，浇在倒地的桌子上，浇在散落的文书上，墨迹晕开，字迹模糊，像帝国的命运一样不可辨认。祖尔菲卡尔·汗这才缓缓开口，声音平静得像在讨论天气：
“殿下，现在发怒无济于事。您有两个选择：第一，承认阿扎姆为帝，您以亲王身份返回德里，交出军权，赌他会念兄弟之情，给您一块富庶的封地，比如克什米尔或者坎大哈，让您在山水间度过余生。您会活着，您的家人会活着，但您这辈子再也碰不到兵权，您的名字会从史书中被淡化，您的功绩会被归于‘将领们的努力’。第二，”
他停顿，将匕首插进面前的桌子（桌子还立着的那部分），匕首颤抖着，发出嗡嗡的余震。
“您也宣布继位。然后带着这支军队——这八万在德干磨砺了八年的老兵，这支帝国最后的精锐——打回北方。渡过纳尔默达河，穿过马尔瓦高原，跨过朱木拿河，一路杀到德里城下。用您手中的剑，决定谁该坐在孔雀宝座上，谁该成为这片土地的主人。您会经历血战，可能会死，您的家人可能会被屠杀，但如果您赢了，您就是莫卧儿帝国第七代皇帝，您的名字会被刻在历史最醒目的位置，您的子孙会世代统治从开伯尔到孟加拉的土地。”
他抬头，直视穆阿扎姆的眼睛：“选吧，殿下。但记住，无论选哪个，一旦选了，就不能回头。这是单行道，路的尽头要么是宝座，要么是坟墓。”
帐篷里死寂。所有将领的目光都集中在穆阿扎姆脸上。雨水从破口滴落，嗒，嗒，嗒，像计时沙漏的声音。年轻的将领们眼中燃烧着野心——他们跟了穆阿扎姆八年，等的就是这一天。年老的将领们眼中则是忧虑——他们经历过战争，知道内战意味着什么。但没有人说话，连呼吸都放轻了。
许久，也许是一分钟，也许是永恒，穆阿扎姆深吸一口气。他弯腰，捡起掉在地上的剑，用袖子擦去剑身上的泥水。然后，他走到帐篷中央，将剑插入地面——剑尖穿透羊皮地毯，刺入泥地，发出沉闷的“噗”声。
“拟诏。”他的声音嘶哑，但清晰，每个字都像从胸腔深处挤出来，带着血的味道，“我，穆阿扎姆，奥朗则布皇帝的长子，帝国合法的、唯一的继承人，在此宣布继位，尊号‘巴哈杜尔沙’（勇士之王）。诏告天下，阿扎姆的所谓诏书是矫诏，是叛逆，是对父皇遗志的背叛。所有忠诚于帝国的军队、总督、贵族、平民，应立即向我效忠，随我北上，铲除叛逆，重整山河，恢复帝国的光荣与统一。”
他扫视帐篷中的将领，目光从一张脸移到另一张脸：“有异议者，现在可以离开。我以父皇的名义起誓，绝不追究，绝不加害。留下的，从此就是我巴哈杜尔沙的臣子，与我同生共死，与我共享荣耀，与我一起，要么坐上德里的宝座，要么埋在这片土地下。”
没有人离开。一息，两息，三息。然后，第一个将领单膝跪地，抽出佩剑，剑尖指地——这是莫卧儿军队效忠的仪式。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二十多位将领全部跪倒，剑尖在昏暗的帐篷中闪烁着寒光。只有祖尔菲卡尔·汗最后一个跪下，他拔出插在桌子上的匕首，倒转刀柄，双手奉上：
“陛下，如果您要走这条路，就必须放弃金吉。不是暂缓，是彻底放弃。我们必须全军北返，一刻不能耽搁。要在阿扎姆在德里站稳脚跟之前，在他收买完北方的贵族之前，击溃他。金吉……就留给马拉塔人吧。我们已经为那座石头山流了太多血，多到足够灌溉整个德干。现在是时候让血流向该流的地方了。”
巴哈杜尔沙——从这一刻起，他就是巴哈杜尔沙了——接过匕首，点头：“传令，全军拔营。能带走的带走，带不走的烧掉。金吉……解围。告诉守军，他们可以出来了，帝国赦免他们，只要他们不追击。”
命令下达，但在执行之前，第三支箭射来了。
不是来自北方，也不是来自德干大营，而是来自南方，来自比贾普尔。卡姆·巴赫什——皇帝的幼子，比贾普尔总督——在接到讣告的第三天宣布继位。他的理由最简单，也最直接：他是幼子，最受父皇宠爱，这是全帝国都知道的事实；而且他控制了德干南部最富庶的比贾普尔、戈尔康达地区，有兵有粮有矿（钻石矿）；更重要的是，他得到了德干本地穆斯林贵族和部分马拉塔部落的支持。他的登基诏书最短，只有三句话：
“朕，卡姆·巴赫什，奥朗则布皇帝最宠爱的儿子，德干的主人，在此继位。穆阿扎姆无能，阿扎姆不孝，唯朕可承大统。顺朕者昌，逆朕者亡。”
他甚至没等两位哥哥开战，就派兵北上，占领了戈尔康达和贝拉尔交界处的三座要塞，控制了通往德干中部的要道，摆出了割据南方、坐山观虎斗的架势。
至此，三位皇子全部宣布继位，莫卧儿帝国的三头内战，在皇帝尸骨未寒的第十七天，正式拉开序幕。而这一切，只是裂解的开始。
裂解从来不是一道闪电，不是一声惊雷，不是瞬间完成的崩塌。它是一场缓慢的、持续的、不可逆的腐烂，像一棵内部被蛀空的大树，外表看起来依然参天，但一阵风吹过，就能听见树干内部传来的、空洞的呻吟。
最初的三个月，战争还保持着某种“皇室内部争端”的虚伪体面。三位皇子在互相往来的文书中，仍然尊称对方为“皇兄”或“皇弟”；宣战诏书里充斥着“清君侧”、“诛奸佞”、“奉遗诏”之类的套话，将战争包装成“不得已的正义之举”；军队交战时尽量避免对平民居住区的大规模屠杀，俘虏的贵族会得到符合身份的待遇，受伤的敌方将领会被送回，还附上医生和药物。巴哈杜尔沙和阿扎姆在朱木拿河畔进行了第一次会战，双方各投入约三万兵力，从清晨打到日落，伤亡总计五千人，未分胜负，各自退兵。战后，双方还交换了战俘，巴哈杜尔沙甚至派人给阿扎姆送去了一车治疗刀伤的金创药，附信说“愿真主保佑皇弟安康”。
但体面很快被现实碾碎，被饥饿、贪婪和恐惧碾碎。
首先是财政崩溃。三位皇子都需要钱——大量的钱——来养兵、买马、购械、贿赂将领、收买盟友。而帝国的中央财政系统，在奥朗则布南征的二十年里已经被榨干，在他死后更是彻底瘫痪。德里国库的金库里只剩下灰尘，各省的税款要么被地方总督截留，要么在路上被乱兵抢劫，要么干脆收不上来——农民都逃荒了，找谁收税？
三位皇子不约而同地采取了最简单粗暴、也最愚蠢的方法：在各自控制区内加税，加前所未有、竭泽而渔的税。
巴哈杜尔沙在德干征收“特别战争税”，税率高达收成的四成。这还不够，他还恢复了阿克巴大帝废除的“入头税”，规定每个成年男子每年必须缴纳五卢比，交不起的要么入狱，要么充军。他的税吏像蝗虫一样扫荡村庄，抢走最后一袋粮食，最后一头牛，最后一枚铜币。农民们要么饿死，要么逃亡，要么加入土匪。德干本来就贫瘠的土地，在八年的围城战后又遭遇如此搜刮，迅速变成了人间地狱。一位地方官员在给巴哈杜尔沙的密报中写道：“臣所辖十二村，去岁尚有民四千余，今春已不足八百。路旁白骨相藉，易子而食已非奇闻。若再征敛，恐生大变。”
阿扎姆在北方更狠。他在旁遮普、德里、阿格拉地区同时开征三种新税：“平叛税”（用于讨伐巴哈杜尔沙）、“边防税”（用于防御锡克人）、“皇室特税”（用于维持宫廷开支）。总计税率达到收成的六成。更致命的是，他恢复了奥朗则布在二十五年前废除的“吉兹亚税”——那是专门针对非穆斯林的人头税。但这一次，他连穆斯林也征，理由是“所有真主的子民都应为保卫信仰出力”。这道命令彻底激化了社会矛盾，印度教农民和穆斯林农民联合起来抗税，一些地区爆发了武装暴动。阿扎姆派兵镇压，但越镇压反抗越烈，到1708年夏天，旁遮普北部已有五个县完全脱离控制，税吏和官员被吊死在城门口。
卡姆·巴赫什在南方最精明，也最冷酷。他没有大规模加税，而是直接没收。他瞄准了海德拉巴和戈尔康达的富商——主要是印度教徒和耆那教徒，也有少数波斯和阿拉伯商人。他罗织罪名：通敌（通马拉塔）、逃税、囤积居奇、亵渎伊斯兰。然后派兵抄家。三个月内，他抄没了十七家巨富，没收的黄金、白银、珠宝、货物价值超过五百万卢比。短期内，他成了三兄弟中最富有的，但长期后果是毁灭性的：商人阶层集体逃亡，要么逃往马拉塔控制区，要么渡海去阿拉伯或波斯，德干南部的商业活动几乎停滞。没有商人，就没有贸易，没有贸易，就没有税收的可持续性。卡姆·巴赫什的国库在一年后迅速枯竭，而他树立的敌人，每一个都在暗中等待复仇的机会。
其次是军队失控。当士兵们发现军饷时有时无，有时用粮食抵扣，有时用白条支付，有时干脆没有时，忠诚迅速瓦解。逃兵成倍增加，有些整支小队带着武器投靠地方豪强，变成土匪，反过来抢劫帝国的运粮队。更可怕的是，一些手握重兵的将领开始观望，他们不再无条件服从皇子的命令，而是私下与各方接触，讨价还价。在拉贾斯坦，一位拉杰普特将军公开宣布“不再效忠德里”，恢复了他家族古老的“拉那”（王公）称号，并在城堡上挂起了自己的旗帜——不是反叛，只是“回归传统”。在奥德，一位突厥裔总督扣押了本该运往德里的税款，用来扩充自己的私人卫队，人数从三千增加到一万。在喀布尔，阿富汗部落首领们召开大会，决定“暂时中止向德里纳税，直至帝位尘埃落定”。
裂解的第一块碎片，在1708年春天，从旁遮普脱落。
那年三月，锡克教领袖班达·辛格·巴哈杜尔——戈宾德·辛格指定的继承者，一个在德里监狱里被囚禁了十年、刚刚越狱的传奇人物——发动了全面起义。他在阿南德普尔公开处决了莫卧儿税吏，打开粮仓分给农民，宣布建立“真理之国”。起义军迅速壮大，不到一个月就聚集了两万人，他们不再是游击骚扰，而是开始攻城略地。
四月，起义军攻占萨欣达，处决了总督以下二十七名官员。五月，攻占卢迪亚纳，守军三千人投降，其中一半加入了起义军。六月，兵临贾朗达尔城下，围城十天，破城，但这次没有屠杀，只是驱逐了穆斯林官员，将城市交给锡克公社管理。班达·辛格颁布了《锡克法典》：废除种姓制度，土地归耕者所有，税收不超过收成两成，宗教自由，但禁止压迫和剥削。
此时阿扎姆正与巴哈杜尔沙在德里附近激战，无暇北顾。等他终于意识到锡克起义不是普通的土匪骚乱，而是一场社会革命时，已经晚了。1708年秋天，他匆忙从前线抽调一万军队回援旁遮普，但这支军队在行军途中不断遭到小股锡克武装的骚扰，到达卢迪亚纳时已减员三成，士气低落。双方在萨特莱杰河边展开决战，莫卧儿军大败，主将阵亡，残兵逃回德里。此战后，锡克人控制了旁遮普中部大片地区，切断了德里与拉合尔之间的主要通道，帝国的两大粮仓——旁遮普和恒河平原——被拦腰斩断。
裂解的第二块碎片，在1709年夏天，从孟加拉脱落。
达卡的纳瓦卜（总督）穆尔希德·库利·汗——一个精明、冷酷、高效的波斯裔官僚——在观察了一年半的局势后，得出了清醒而残酷的结论：德里的皇位之争短期内不可能结束，三位皇子谁也不可能快速统一帝国；无论谁赢，都会元气大伤，至少十年内无力控制远方行省；而孟加拉，这片恒河三角洲的肥沃土地，拥有印度最丰饶的农业、最发达的纺织业、最繁忙的港口，不能成为德里内战的牺牲品。
1709年7月，穆尔希德·库利·汗在达卡召开贵族会议。他宣布孟加拉“暂时自治”，理由是“确保地方稳定，防止马拉塔人或缅甸人乘虚而入，保护真主子民的生命财产”。他没有废除莫卧儿皇帝的名号，甚至在星期五聚礼时仍然念诵巴哈杜尔沙的名字，在官方文书上仍然使用“奉德里朝廷之命”的抬头。但税收一分也不上缴德里，全部留在孟加拉；军队完全听命于他本人，军官任免由他决定；外交上，他开始独立与外国势力交往。
他在加尔各答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和昌德纳戈尔的法国东印度公司之间玩起了高难度的平衡游戏。他允许英国人扩建威廉堡，但限制驻军人数不得超过五百；他允许法国人扩大贸易站，但要求他们提供军事顾问训练他的炮兵；他从两家公司收取巨额“保护费”，用来扩充自己的军队。同时，他严厉打击孟加拉本土的地主和商人，没收不合作者的财产，扶植新的代理人。到1710年，穆尔希德·库利·汗已经建立了一个事实上独立的孟加拉王国，拥有五万常备军，年税收超过三千万卢比——是德里朝廷全年收入的三倍。他只是还没有摘掉“纳瓦卜”的头衔，戴上“苏丹”的王冠，但所有人都知道，那只是时间问题。
裂解的第三块，也是最致命的一块，在德干脱落。
巴哈杜尔沙率军北返后，金吉的马拉塔守军（其实只剩不到五百人，且大多伤病）在确认莫卧儿人真的撤走后，小心翼翼地从地道中钻出，重新控制了堡垒。消息像野火一样传遍德干高原，所有在深山老林中坚持抵抗的马拉塔武装，像冬眠醒来的蛇，从藏身之处涌出。塔拉拜太后——希瓦吉的儿媳，桑巴吉的遗孀，马拉塔实际上的统治者——不再满足于游击骚扰。她任命年轻的将领巴吉拉奥一世为佩什瓦（首相）兼全军统帅，开始了系统的、大规模的反攻。
巴吉拉奥，那年才二十岁，但已经在马拉塔军中服役六年，是公认的军事天才。他放弃了传统的围城战，发展出独特的“马拉塔闪电战”：以轻骑兵为核心，每人配两到三匹马，长途奔袭，日行百里，专攻莫卧儿防御薄弱的后方据点，抢掠粮草，焚烧仓库，解救囚犯，然后迅速撤离，不与主力纠缠。等莫卧儿大军赶来，他们早已消失在山林中。这套战术将莫卧儿笨重的、依赖补给线的军队耍得团团转。
1708年至1710年，马拉塔军队以惊人的速度收复失地。马尔瓦，古吉拉特，贝拉尔，冈德瓦纳……一个又一个省份从莫卧儿地图上被抹去蓝色，涂上马拉塔的藏红花色。到1710年秋天，马拉塔军甚至一度兵临海德拉巴城下——那是莫卧儿在德干最后的堡垒。
尼扎姆阿萨夫·贾赫，这位奥朗则布的表侄，德干总督，在城中坚守了六个月。他拥有三万守军，充足的粮草，坚固的城墙。但他知道，没有援军——德里自身难保，不可能派兵南下。六个月后，粮草将尽，军心浮动，城外是五万士气高昂的马拉塔大军。他做出了选择。
1710年11月，阿萨夫·贾赫与巴吉拉奥签订了《海德拉巴条约》。条约规定：尼扎姆承认马拉塔对德干大部分地区的控制，包括贝拉尔、冈德瓦纳、马尔瓦南部；马拉塔承认尼扎姆对海德拉巴及周边地区的统治，不进攻其领地；尼扎姆每年向马拉塔支付“保护费”一百万卢比；双方建立“友好关系”，在对抗“共同敌人”（指德里）时互相支援。
这份条约，等于变相承认了马拉塔帝国的独立地位。从法律上讲，德干不再是莫卧儿帝国的一个行省，而是一个与海德拉巴尼扎姆国并列的、独立的政治实体。消息传到德里时，巴哈杜尔沙正在用餐，他摔碎了手中的银盘，吐血昏厥。醒来后，他喃喃说：“祖父（沙贾汗）征服德干用了二十年，父亲（奥朗则布）用了五十年，我……我用了三年，就把它丢了。”
到1710年秋天，距离奥朗则布驾崩仅三年半，莫卧儿帝国的版图已经缩水了三分之二。实际控制在德里皇室手中的，只剩下以德里为中心、半径不到三百里的“京畿地区”，以及旁遮普、克什米尔的零星据点。其他地方，要么被皇子割据（阿扎姆控制拉合尔周边，卡姆·巴赫什控制德干南部），要么被地方总督自立（孟加拉、奥德、海德拉巴），要么被新兴力量占领（马拉塔控制德干中部和西部，锡克控制旁遮普中部）。
而这一切崩塌的核心——德里红堡，这座由沙贾汗倾尽国力建造的、象征莫卧儿巅峰辉煌的宫殿，正在经历它建成八十年来最荒诞、最凄凉的时光。
德里，1710年深冬，孔雀宝座的黄昏。
巴哈杜尔沙在1710年初终于击败了阿扎姆。那场被称为“朱木拿河决战”的战役，双方投入了总计八万兵力，是莫卧儿帝国内战中规模最大、也最惨烈的一战。战斗持续了两天一夜，最后时刻，阿扎姆的拉杰普特盟军临阵倒戈，从侧翼袭击了本阵，导致全军崩溃。阿扎姆本人被俘，巴哈杜尔沙以“叛国罪”下令处死他。行刑前夜，两兄弟在德里的囚室见了一面。没有旁人，只有一盏油灯，两个曾经在同一个摇篮里玩耍、现在要置对方于死地的兄弟。
记录这次会面的宫廷史官在《秘密编年史》中写道：
“阿扎姆亲王问：‘你会怎么处置我的儿子们？’巴哈杜尔沙陛下答：‘他们会活着，但不会对你有记忆。’意思是，所有关于阿扎姆的官方记载将被抹去，他的名字将从皇室谱系中删除，他的肖像将被销毁，他的儿子们将以平民身份长大，永远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更不会知道父亲差点成为皇帝。阿扎姆大笑，笑声在石砌的囚室里回荡，像夜枭的啼叫：‘你比我狠。我只想杀了你，你想让我从未存在过。但记住，巴哈杜尔沙，你也会有这一天。我们的儿子们，也会为我们这样做。’次日黎明，阿扎姆被弓弦绞死，尸体裹在旧地毯里，秘密运出德里，埋在朱木拿河畔的乱坟岗，无墓无碑，无人在场。只有野狗在远处吠叫。”
击败阿扎姆后，巴哈杜尔沙终于进入德里，举行了迟来三年的加冕典礼。但典礼寒酸得让所有与会者心酸，甚至想哭：
孔雀宝座还在，那件用一千公斤黄金打造、镶嵌两万颗宝石（包括著名的“科赫伊努尔”钻石）的举世珍宝，依然矗立在迪万伊阿姆（公众觐见厅）的中央。但仔细看，宝座上的宝石被偷走了大半——不是在战乱中被抢，而是巴哈杜尔沙自己下令撬下来变卖的，为了支付军饷。剩下的宝石黯淡无光，因为没钱请工匠清洗打磨。宝座上的孔雀尾巴——那些用翡翠和祖母绿镶嵌的羽毛——缺了好几根，用涂了金漆的木条勉强代替。
出席典礼的贵族不到鼎盛时期的三分之一，而且大多衣衫陈旧，面带菜色。许多老牌贵族在内战中站错了队，被清洗；许多地方贵族干脆没来，只派了使者送来一封不痛不痒的贺信；还有一些来了，但明显是来观望的，眼神飘忽，交头接耳。典礼上，当巴哈杜尔沙戴上皇冠——那顶皇冠也比沙贾汗和奥朗则布戴的小一号，因为大皇冠上的宝石也被卖了——时，台下响起的欢呼声稀稀拉拉，有气无力，像病人的呻吟。
典礼后的宴席更是惨不忍睹。按照传统，新皇加冕应该大宴七天，每天不重样地提供烤全羊、抓饭、甜点、水果，供所有与会者免费取用。但巴哈杜尔沙的宴席只有简单的烤肉和面饼，没有音乐，没有舞蹈，没有诗人吟诵颂歌，因为国库连请乐师和诗人的钱都拿不出来。宴席进行到一半，甚至发生了争抢食物的丑闻——几个小贵族的随从因为抢最后一块羊肉打了起来，打翻了桌子，弄得一地狼藉。巴哈杜尔沙目睹这一切，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离席。据说他回到寝宫后，砸碎了房间里所有能砸的东西，然后哭了，哭得像条狗。
但哭解决不了问题。加冕后，巴哈杜尔沙面对的是一个满目疮痍、濒临死亡的帝国。他试图重整河山，像修补一件破衣服一样，一针一线地缝补帝国的裂痕。
他派往孟加拉的钦差，带着“册封穆尔希德·库利·汗为孟加拉总督，世袭罔替”的诏书，被礼貌地迎进达卡，好酒好菜招待了三天，然后被“礼送”出境，诏书被原封不动地退回，附上一封用最华丽波斯文写的信，大意是：臣对陛下的忠诚天日可鉴，但孟加拉局势复杂，需臣全力镇守，暂时无法赴德里朝觐，待局势稳定，定当亲往。随信附上“孝敬”一万卢比——不是税款，是“礼物”，意思是：钱我给你一点，面子我给你一点，但实权你别想。
他派往奥德的钦差更惨，在进入勒克瑙的当天晚上就“失踪”了。三天后，尸体在城外水沟里被发现，喉咙被割开，诏书被撕碎塞在嘴里。奥德总督派人送来一封信，声称是“土匪所为”，并表示“一定严查”，但傻子都知道是谁干的。
他派往海德拉巴的钦差，倒是见到了尼扎姆阿萨夫·贾赫。尼扎姆跪接了诏书，表示“永远效忠德里朝廷”，但转身就与马拉塔签订了那份割让德干的条约。钦差质问，尼扎姆微笑回答：“条约是权宜之计，为的是保存实力，以待将来为陛下效力。”钦差无言以对。
至于税收，更是天方夜谭。京畿地区在连续三年的战乱后，已经穷得“连老鼠都饿跑了”（税吏报告原文）。村庄十室九空，农田荒芜，市集萧条。巴哈杜尔沙下令重新丈量土地，核定税基，但派出去的税吏有一半没能回来——不是被土匪杀了，就是被饥民抢了，还有的干脆自己逃了，因为收税根本是送死。
军队始终是帝国最大负担，士兵拖欠两年全额军饷，只能劫掠平民糊口，百姓早已被搜刮殆尽。1710年夏季，德里接连爆发两次大规模兵变。三千步兵围困大臣府邸索要军饷，巴哈杜尔沙被迫变卖皇室历代珠宝，才勉强平息事端。不久八百阿富汗骑兵夜袭红堡，皇帝亲自披甲带兵血战一夜，平定叛乱。此战宫内血流遍地，叛军尽数被杀，焚尸浓烟笼罩德里数日。
更大的危机自北方袭来。
1710年秋，锡克起义军攻占旁遮普重镇锡尔欣德，生擒当年下令活埋古鲁幼子的莫卧儿总督瓦齐尔·汗。班达·辛格当众公审罪状，亲手将其斩首示众，并在此建立政权，用旁遮普语致信巴哈杜尔沙，直言世代血仇已至清算之时，宣告旁遮普归属锡克，勒令莫卧儿要么退让，要么开战。
朝堂商议后，朝廷仅剩三万残军，粮草仅能支撑一月。避战便会粮尽城破，出战尚有一线生机。1710年11月，巴哈杜尔沙率领两万八千疲惫之师御驾亲征，赌上帝国最后的国运。出征的军队衣衫残破、战马瘦弱，全城百姓默然观望，气氛悲凉萧瑟。
1710年12月7日，卢迪亚纳决战打响。两军兵力相近，莫卧儿军一度占据优势，关键之时军中拉杰普特骑兵因朝廷失信临阵倒戈，大军瞬间崩盘。锡克军队顺势猛攻，莫卧儿全线溃败。巴哈杜尔沙中箭重伤，在护卫掩护下仓皇逃回德里。
此战莫卧儿伤亡过半，锡克彻底掌控旁遮普，兵锋直逼都城。皇帝箭伤感染高烧昏迷，回京后得知城中粮草仅剩一月，彻底陷入绝望。
战败消息传开，莫卧儿中央权威彻底崩塌。孟加拉、奥德、海德拉巴、喀布尔各地总督纷纷割据自治，停止缴税、私练兵马、暗中外联外敌。短短数年，曾经横跨整个印度的庞大帝国，四分五裂，沦为只掌控德里一隅的弱小政权。
1712年初春，巴哈杜尔沙因伤势恶化病逝，年仅四十九岁。一生奔波维稳、四处平乱，最终看着王朝走向覆灭。他留下遗愿，归葬先祖陵园，传位长子，早已看淡皇权兴衰。
自此莫卧儿皇室彻底沦为摆设。皇子内斗不止，皇位频繁更迭，权臣随意废立帝王，君主沦为傀儡。孔雀宝座荣光不再，强盛一统的莫卧儿帝国彻底消亡。
乱世之中各方势力崛起。马拉塔走向全盛，四处征战扩张，雄霸印度腹地；锡克人转入长期游击抗争，逐步形成军事同盟；盘踞孟加拉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不断扩军布局，悄然等待入主印度的时机。
德里皇室依旧居于红堡，保有空洞礼仪与帝王名号，却政令不出宫墙，财力困顿、军力衰微。各地使臣表面朝拜恭敬，私下皆清楚天下早已易主。印度大陆诸侯混战、战火不休，马拉塔、锡克、地方藩王与外来英国人相互角力，旧王朝落幕，混乱而崭新的时代缓缓到来。
七律·第945章
枭雄一逝霸图空，万里江山裂万重。
嗣子争衡燃战火，藩侯裂土各称雄。
马拉铁骑侵京邑，锡克锋芒掠远封。
三百年朝繁华尽，残阳衰草对秋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