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52章赛义德专权
公元1719年，德里红堡的接见殿在四月的晨光中显得格外空旷、清冷。这一年，后来被莫卧儿帝国的宫廷史官在他们的私人秘密笔记中，用颤抖的笔记录为“四帝之年”——这个称呼最终会正式进入官方编年史的脚注，在尘埃中与古罗马的混乱纪年遥相呼应，成为帝国脑死亡前的最后抽搐。德里这座古老的心脏，在短短十二个月内，被强行塞进了四位不同的皇帝。不是四位皇子在战场上分出胜负轮流坐庄，而是四个木偶般的男人，在不到一年里被粗暴地提上孔雀宝座、象征性地坐稳、又被粗暴地拽下来，像丢弃用过的抹布。赛义德兄弟——坐镇阿拉哈巴德的侯赛因·阿里和在德里遥控一切的哈桑·阿里——在这疯狂的十二个月里，如同两个醉醺醺的赌徒，漫不经心地翻弄着一副早已破烂不堪、沾满汗渍和血污的纸牌，将莫卧儿皇统最后一点残存的神圣感和神秘感撕成碎片，扔进了朱木拿河终年混浊的泥水中，连一丝涟漪都懒得去看。
三月的一个清晨，春寒料峭，空气里还残留着冬夜的湿冷。法鲁克锡亚的尸体——那位被赛义德兄弟扶上台、又在失去利用价值后被抛弃的可怜皇帝——还停放在红堡地宫深处那个终年不见天日的停灵间。没有冰块，没有香料，只有角落里几盆半死不活的、据说能“净化空气”的芸香草，散发出一种近乎绝望的苦味。尸体在短短三天内就开始不可抑制地肿胀、腐坏，皮肤变成一种诡异的青黑色，面部五官因内部产生的气体而扭曲变形，散发出甜腻到令人作呕的恶臭。守灵的四个老宫仆不得不用浸了廉价樟脑油的布条紧紧塞住鼻孔，但还是被那无孔不入的气味熏得阵阵干呕，脸色发青。停灵间粗糙的石墙上，不知是哪个无聊或绝望的守夜人，用烧剩的炭条画了一个简陋的棋盘，上面歪歪扭扭地摆着几颗从地上捡来的小石子——那是无数个漫长夜晚中，用来对抗死亡寂静和腐败气息的唯一消遣。棋局似乎还没下完，黑子将白子逼入绝境，但永远停在了那里。因为皇帝死了，对弈的人散了，棋子被遗忘，定格在某个无人知晓的残局时刻，像这个帝国本身的命运。
与此同时，地上金碧辉煌的接见殿里，一场仓促到近乎荒谬的加冕仪式，正在晨光中潦草上演。
新皇帝是拉菲·乌德-达拉贾特，法鲁克锡亚的堂弟，一个刚满二十岁、患有严重慢性肺疾、据说连完整读完一页书都会气喘的年轻人。他被两个面无表情的侍卫几乎是半搀半架地“请”上了孔雀宝座。宝座很高，很冷，他单薄得几乎像一片纸要被那巨大的、镶满黯淡宝石的座椅吞没。他的脚，穿着明显过大的软底宫廷便鞋，够不着银阶下的光洁地面，无力地悬在半空中，不受控制地微微颤抖。他穿着一件显然不合身的、陈旧到有些寒酸的“皇袍”——不是新制的，甚至不是为他准备的，是从库房积满灰尘的角落翻箱倒柜找出来的旧物。据库房管事回忆，这好像是沙贾汗时代某个未成年、早夭的亲王在礼仪场合穿过的。皇袍的肩部过于宽大，金线刺绣早已褪色发暗，失去了往昔的光泽，更触目的是左袖肘部，有一大块用粗针脚、颜色略深的丝线缝补的痕迹，补丁的布料与原本华贵的锦缎质地格格不入，在从高窗斜射进来的冰冷晨光中，那块补丁像一道丑陋的伤疤，格外刺眼，无声地诉说着帝国的窘迫和这场仪式的荒唐。
宫廷首席礼官——一个年逾古稀、胡须雪白、历经三朝的老波斯人——颤巍巍地跪在他面前，双手捧着一顶同样陈旧、边缘已有破损的皇冠。皇冠顶端的核心装饰——一颗原本应该象征至高权力的巨大绿宝石，缺了至关重要的一角，用一块切割粗糙、颜色不正的绿色玻璃拙劣地填补着。玻璃在晨光下反射出廉价、刺目的光芒，与周围真正宝石的温润光泽形成残忍的对比。老礼官深吸一口气，用他那因衰老和恐惧而变得干涩嘶哑、却依然努力保持某种仪式感的声音，在空旷得能听见回声的大殿里开始念诵：
“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以帝国无上之权威与亿万臣民之愿，拥戴拉菲·乌德-达拉贾特殿下，承天景命，继皇帝位，尊号……”
“咳咳……咳咳咳……嗬……嗬……”
一阵剧烈的、仿佛要将五脏六腑都咳出来的痉挛，毫不客气地打断了这庄重的仪式。新皇帝猛地用手捂住嘴，那是一块洗得发白、边缘起毛的普通亚麻手帕。他咳得浑身剧烈抽搐，瘦削得像竹竿的肩膀在那件宽大皇袍下起伏、耸动，像狂风中两片无助的残叶。手帕从嘴边拿开时，洁白的布面上，赫然浸染着一抹暗红色的、触目惊心的血迹，像雪地里绽放的毒蕈。他低头看了一眼，眼神异常平静，甚至带着一丝认命般的麻木，仿佛对这咳血的场景早已习惯，就像习惯每日的晨昏。然后，他默默地将手帕折好，小心地塞回袖中，仿佛那是什么需要隐藏的羞耻。做完这一切，他才抬起因咳嗽而泛着不正常潮红的脸，对僵在原地、不知所措的老礼官勉强点了点头，示意可以继续。
老礼官咽了口根本不存在的唾沫，喉结艰难地滚动了一下，目光闪烁，不敢看皇帝，也不敢看别处，只得重新聚焦在手中的诏书上，继续用那干巴巴的声音念下去。但此刻，大殿里所有人的目光——那些稀稀拉拉、被强制要求到场、站在殿下的几十位朝臣——早已不在宝座上那个咳血的年轻人身上，也不在老礼官身上。他们的目光，像被无形的磁石吸引，齐刷刷地、不由自主地、带着恐惧和窥探，投向了大殿右侧那根巨大的科林斯式石柱投下的、最浓重的阴影里。
那里站着一个人。
侯赛因·阿里。
他没有穿象征宰辅身份的华丽朝服，没有戴标志权力的高冠，只是一身极其简单、甚至有些朴素的深绿色棉布长袍，腰间随意束着一根结实的牛皮腰带，脚上蹬着一双沾着泥点、显然是骑马而来的结实马靴。他双手松松地背在身后，站姿放松，甚至透着一股漫不经心的慵懒，仿佛不是身处决定帝国命运的加冕现场，而是在自家后花园里，悠闲地观赏着晨光中带露的玫瑰。但是，他的目光——那双深陷在眼窝里、鹰隼般锐利、冰冷、仿佛能穿透一切伪装的眼睛——正缓缓地、一寸一寸地扫过大殿的每一个角落。扫过每一根柱子上黯淡的金箔，扫过每一扇高窗上蒙尘的彩色玻璃，扫过殿下每一个朝臣低垂的、苍白的脸，扫过宝座上那个咳血颤抖的年轻人，最后，定格在老礼官手中皇冠上那颗刺眼的、用绿色玻璃填补的破损宝石上。他的嘴角，极其细微地向上牵动了一下，那不是笑，不是喜悦，是一种评估商品成色、计算得失、掌控全局的、近乎冷酷的平静神情。
加冕仪式就在这种诡异的气氛中草草结束。没有山呼万岁的欢呼，没有诗人即兴创作的颂歌，没有外国使节进献奇珍异宝。朝臣们按照早已混乱不堪的品级，机械地上前行礼，动作僵硬，眼神空洞，像一群被上了发线的木偶。轮到侯赛因·阿里上前时，他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匍匐跪拜，甚至没有单膝触地。他只是微微向前倾身，幅度精确地控制在刚好能看出是个礼节动作、却又充满居高临下意味的程度。然后，他直起身，没有等待皇帝任何表示，径直迈步，走到了宝座旁边，仿佛那里才是他理所应当的位置。接着，在众目睽睽之下，他从怀中取出一卷早已准备好的、用深蓝色丝带系着的羊皮纸。
“陛下，”他的声音不高，甚至算得上平和，但每一个音节都异常清晰、坚硬，像冰锥砸在光洁的大理石地面上，“这是摄政诏令。请用印。”
拉菲·乌德-达拉贾特接过那卷羊皮纸。纸很厚，很有分量，上面的波斯文花体字写得密密麻麻，华丽繁复，在病中视力模糊的皇帝眼中，仿佛一团游动的黑色小虫。他没有试图去读——也根本读不完，长期的肺病和高烧已经严重损害了他的视力。他只是抬起头，用那双因高烧而湿漉漉、布满血丝的眼睛，茫然地、带着一丝孩童般的无助，看着近在咫尺的侯赛因·阿里，轻声问道：
“我……我需要……读一遍吗？侯赛因·阿里大人？”
侯赛因·阿里没有回答。甚至没有看他。他微微侧头，瞥了一眼身后。他身后侍立的那名副官——一个面容冷硬如铁、眼神像剃刀般锋利的阿富汗裔军官——立刻上前一步，动作迅捷而精准。他手中捧着一个紫檀木锦盒，盒盖早已打开，露出里面那方沉甸甸的、雕着皇家纹章的青玉御玺。副官没有任何请示，直接伸手从锦盒中取出御玺，然后，在皇帝还没完全反应过来时，握住皇帝那只瘦弱、冰凉、微微颤抖的手，将冰凉的玉玺强行塞进他的掌心，再引导着他的手，稳稳地按在诏令末尾那方朱红的空白处。
“嗑。”
一声轻响。印已盖好。鲜红的玺印，在泛黄的羊皮纸上，像一个新鲜的伤口，又像一个无情的句点。
“好了。”副官松开皇帝的手，后退一步，重新站回阴影中，整个过程流畅、熟练、面无表情，仿佛不是在完成一项关乎帝国最高权力的交接，只是在处理一件每日重复的例行公务。
侯赛因·阿里这才伸手，从皇帝依然有些发愣的手中，取回那卷已盖好印的诏令。他熟练地将诏令卷起，重新用丝带系好，然后，随手放入了自己怀中。仿佛那不是一道可以褫夺皇帝一切实权的法令，只是一份无关紧要的备忘录。做完这一切，他才对宝座上的年轻人几不可察地点了点头，然后，转身，径直向殿外走去。他的脚步落在光滑如镜的黑色大理石地面上，发出沉重、均匀、节奏分明的“嗒、嗒”声，像战鼓的节拍，敲打在每一个在场者的心头，宣告着旧时代的彻底终结，和一种新的、赤裸裸的统治方式的开始。
走到接见殿那两扇巨大的、镶嵌着青铜浮雕的门口时，他停了一下，没有回头，只是对侍立在一旁、早已汗透重衣的宫廷总管淡淡地吩咐道：
“陛下龙体违和，需要长期静养。今后所有奏折、文书、军报，一律先送摄政府审阅。非十万火急、关乎社稷存亡之要务，不必，也不得，打扰陛下清修。明白吗？”
“是……是！大人！”总管深深躬身，额头几乎触到膝盖，汗水从鬓角滴落，在光洁的地面上留下一个深色的圆点。
侯赛因·阿里走了。他的脚步声消失在长廊深处，但那无形的、令人窒息的压力，却像粘稠的沥青，留在了接见殿的每一个角落。大殿里重新陷入死寂，比之前更加深沉、更加冰冷。拉菲·乌德-达拉贾特独自一人坐在那高高在上、却又冰冷刺骨的孔雀宝座上，看着脚下空荡荡、反射着自己模糊倒影的大殿，看着地上那几点自己咳出的、已经发暗的血迹，感受着袖中那块染血手帕的冰凉湿意。突然，又是一阵更猛烈的咳嗽袭来，他弯下腰，咳得撕心裂肺，眼泪和鼻涕不受控制地涌出，身体蜷缩得像一只煮熟的虾米。但没有一个人上前。朝臣们早已在他第一轮咳嗽时，就悄无声息地、像退潮般迅速离开了大殿。此刻，只剩下两个年纪不过十五六岁、面庞稚嫩却眼神惶恐的年轻宫仆，垂手立在最远处的柱子阴影里，低垂着头，眼神躲闪，不敢看他，仿佛他是某种不祥的、会传染瘟疫的存在。
他知道，从这一刻起，他名义上是“万王之王”，实际上，只是一个囚徒。一个住在全印度最华丽的金笼子里、每天咳着血、等待着不知何时降临的死亡的、最高级的囚徒。
摄政诏令的内容，甚至没有等到正式颁布的仪式，就在当天下午，像某种具有顽强生命力的瘟疫，通过德里无数条隐秘的毛细血管——喧嚣嘈杂的酒馆、人流熙攘的集市、莺声燕语的妓院、车马往来的驿站——迅速蔓延开来，传递全城。不是官方通告，是各种精心设计或无意泄露的“小道消息”，每个版本细节略有不同，但核心要旨惊人一致：
一、帝国所有军政大权——包括各省总督、将军的任免升黜，所有军队（无论中央禁军还是地方驻军）的调遣部署，国库所有收支的审计批准——无条件移交给赛义德兄弟直接管理的“摄政会议”。皇帝保留名义上的最终批准权，但“不得无故否决摄政会议之决议”。
二、皇帝及其直系宫廷，每月从帝国国库领取固定年俸五万卢比，用于维持“符合皇帝身份”的基本开支。具体用度，由宫廷总管造册，摄政会议核准，皇帝“不得过问细节”。
三、帝国所有大小官员，上至尚书总督，下至税吏村官，其任命、考核、奖惩，均需“经摄政府审核批准，备案存档”。
这意味着什么，每个稍微有点政治头脑的人都心知肚明。皇帝被彻底架空，成了盖章机器和橡皮图章；赛义德兄弟成了帝国实际上的、没有任何制约的统治者。但诡异的是，德里城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公开抗议或骚动。因为，在诏令内容开始流传的同一周，德里城的上层圈子里，接连发生了三起离奇的、被官方定性为“意外”的死亡事件。这三起死亡，像三把淬了冰的匕首，精准地抵在了每一个可能心存异动者的喉头。
第一起，财政大臣米尔扎·沙菲。
这位侍奉过巴哈杜尔沙、法鲁克锡亚两朝、以精于算计和谨小慎微著称的老臣，在自家书房突发“心疾”，暴毙身亡。发现他的是清晨送茶的小厮。老臣伏在他那张用了三十年、被手肘磨得发亮的紫檀木书案上，面前摊开着帝国下一季度的预算草稿，他用了大半生的那架紫檀木算盘还摆在手边，最后一颗黑色的算珠，停在“七”的位置上，仿佛计算突然中断。御医（摄政会议指派的）前来查验后，出具的诊断是“年老体衰，操劳过度，心血耗尽，猝然而逝”。很体面，很常见的说法。但坊间私下流传，米尔扎·沙菲在死前三天，曾在他最信任的一个侄子面前，一边剧烈咳嗽，一边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抱怨：“国库……国库连老鼠都养不活了……下个月，连陛下那五万卢比的月俸……都、都凑不齐了……他们还要加征‘特别防务税’……这是要逼反最后那点顺民啊……”
第二起，禁卫军副统领阿卜杜勒·卡里姆。
这位出身突厥军事贵族、以勇武和耿直闻名的将领，在一次夜间例行巡逻时，坐骑“突然受惊”，将他从马背上狠狠甩下。不幸的是，他的脖颈恰好撞在了路旁一块突出的界碑石角上，“颈骨折断，当场身亡”。他的坐骑是一匹跟随他南征北战超过十年、性情温顺如老狗的战马，从未有过任何失蹄前科。验尸官（同样由摄政会议指派）在报告中白纸黑字写道：“马匹被野猫惊扰，狂躁失控，将军意外跌落，实属天灾。”报告归档，尘埃落定。然而，有两个当晚在附近屋顶偷偷幽会的年轻人，在事后很久的酒后，才敢战战兢兢地对密友透露：在阿卜杜勒将军坠马前的一刹那，他们似乎看到，一支从对面漆黑小巷里无声射出的、闪着幽蓝光泽的小弩箭，“嗖”地一下，精准地钉进了那匹战马的左眼。马匹人立而起，惨嘶，然后……但他们立刻发誓，当时太黑，一定是看花了眼。
第三起，最蹊跷，宫廷书记官哈桑。
这位负责记录皇帝每日起居言行、批阅奏章流程、纯粹是文牍小吏、从不参与任何派系斗争的老学究，一天夜里被人发现脸朝下漂浮在朱木拿河边一处浅滩。官方结论是“夜间散步，失足落水，不幸溺毙”。发现他尸体的更夫说，水很浅，只到成年人的腰部。哈桑书记官就这么淹死在齐腰深的水里。但有几个细节让暗中议论的人脊背发凉：其一，哈桑书记官有严重的夜盲症，入夜后从不出门，更别说去黑漆漆的河边“散步”。其二，尸体被打捞上来时，双脚还穿着室内专用的、软底绣花的便鞋，鞋底干干净净，几乎没有泥土和水草——一个在雨后泥泞的河边散步失足的人，鞋底怎么可能如此干净？其三，哈桑书记官左手紧紧攥着，掰开后，掌心是一小片被水泡烂的、似乎是从某本账簿上撕下的纸角，上面有几个模糊的、无法辨认的波斯文字。这片纸角在呈交给上级后，就“意外遗失”了。
三起死亡，三种截然不同的“意外”方式，传递出一个冰冷刺骨、不容置疑的信息：不合作，不闭嘴，哪怕只是知道得太多，下场就是“意外”。德里，这座曾经喧嚣的帝国心脏，在1719年的这个春天，陷入了死一般的沉默。朝臣们依然每天按时上朝，行礼如仪，奏报事务，但奏报的内容，越来越像一场精心排演的荒诞剧：某某宫殿的琉璃瓦被夜猫踩碎了几片，需要拨款五十卢比修缮；某某侍奉过沙贾汗皇帝的老太监以百岁高龄寿终正寝，需要发放抚恤金二十卢比并安排一副薄棺；某某来自撒马尔罕的驼队商人在驿站病倒，需要派医官诊治以免“有损帝国仁德之名”……真正的军国大事，关乎帝国生死存亡的急务——锡克起义军在班达·辛格死后化整为零、在旁遮普乡村展开更残酷报复的消息；马拉塔新任佩什瓦巴拉吉·维什瓦纳特改革税制、练兵备战、其年轻统帅巴吉拉奥的骑兵已开始试探性北进的情报；孟加拉总督穆尔希德·库利·汗彻底截留税款、在达卡铸造自己钱币的奏报；海德拉巴尼扎姆阿萨夫·贾赫与马拉塔秘密接触、意图自治的密信；甚至北方边境波斯阿夫沙尔部族蠢蠢欲动的警报——所有这些，全部被直接送往城西那座新挂上“摄政会议”黑色铜牌、戒备森严的府邸，然后，如石沉大海，再无公开声息。
拉菲·乌德-达拉贾特皇帝在位仅仅三个月。这三个月里，他大部分时间躺在那张华丽而冰冷的龙床上。肺病（或许是肺结核，或许是更复杂的疾病）日益沉重，每天午后准时开始高烧，咳嗽带出的血块越来越大，颜色越来越深。御医（现在是摄政会议直接指派、轮班监视的御医）开出的药方千篇一律，且透着一种敷衍的残忍：放血“泄热”，服用剧泻药“清肠”，以及剂量越来越大的鸦片酊“镇痛安神”。他的身体像被蛀空的树干，迅速垮塌下去，瘦得只剩下一把包裹在松弛皮肤下的骨头，眼窝深陷，颧骨高耸，呼吸时胸腔发出破风箱般的嗬嗬声。他唯一一次勉强算是“亲自理政”的行为，是接见一位从遥远的克什米尔雪山脚下，历经千辛万苦来到德里的老嬷嬷。那是他母亲的乳母，从小将他带大，听说他“病了”（民间还不知道他已登基），变卖了家里唯一一头奶牛作盘缠，徒步跋涉了两个多月来看他。
老嬷嬷被允许进入寝宫时，几乎认不出榻上那具形销骨立的“东西”。她颤巍巍地跪在床边，伸出树皮般粗糙开裂的手，轻轻握住皇帝那只冰凉、瘦得只剩骨头的手，浑浊的老泪瞬间涌出，顺着脸上纵横的沟壑滚滚而下：
“殿下……我的小殿下……陛下啊……您怎么……怎么瘦成这样了？他们……他们没给您饭吃吗？没给您请好大夫吗？”
拉菲想挤出一个笑容，想说“嬷嬷，我没事，别哭”，但一开口就是一阵撕心裂肺的呛咳。他咳了很久，咳得浑身痉挛，几乎背过气去，苍白的脸上泛起濒死般的潮红。老嬷嬷吓得手足无措，只是紧紧攥着他的手，哭得说不出话。好不容易平息下来，他喘息着，用尽力气，断断续续地说：
“嬷嬷……我……我想吃您做的杏仁奶冻了……小时候，每次我生病发烧……您就做给我吃……凉凉的，甜甜的……吃了就能睡着……”
老嬷嬷哭得更凶了，连连点头，用袖子胡乱擦着眼泪：“做！嬷嬷给你做！明天……明天嬷嬷就去找材料，给你做最大碗的！让你吃个够！”
但明天没有到来。当天夜里，皇帝突然高烧到昏迷，胡言乱语，浑身烫得像火炭。御医来看过，摇摇头，开了剂量加倍的鸦片酊。三天后的凌晨，当值御医宣布皇帝“驾崩”。死因记录是“肺痨重症，久治不愈，并发心脉衰竭”。没有国丧，没有举哀，没有哪怕最简陋的皇家葬礼。尸体被几个临时雇来的宫中杂役用粗糙的白亚麻布匆匆一裹，从皇宫侧门抬出，运到德里城墙下一处专门埋葬无名尸首的乱葬岗，草草埋进一个浅坑。抬“棺”的四个苦力是街边现找的，工钱每人十个铜板，当场结清。下葬时，天空飘起了冰冷的细雨，泥土很快被淋湿，变成粘稠的、令人绝望的泥浆。苦力们草草掩埋，连坟头都懒得堆，只随便插了根折断的树枝做标记，就匆匆离开，抹去手上的泥巴，赶着去市场寻找下一个能挣铜板的活计。
这位年轻皇帝的死亡，在德里的权力场中，甚至没有激起一丝像样的涟漪。就像一片早已枯黄、失去所有水分的叶子，悄无声息地落入一潭死水，连最微弱的涟漪都未曾荡开，就沉入了腐臭的底部，迅速被遗忘。
赛义德兄弟几乎是毫不停顿地，扶上了第二个皇帝：拉菲·乌德-道拉。他是刚死去的皇帝的亲弟弟，同样年轻（十九岁），同样体弱（据说有轻微的心悸症），同样沉默寡言到近乎自闭。登基仪式比他的哥哥更加仓促、更加敷衍。连那件带着补丁的旧皇袍都懒得换一件新的——只是让宫廷裁缝连夜把左袖肘部那个丑陋的补丁拆掉，然后在原处用金线粗糙地绣了一朵象征皇室的莲花图案试图掩盖。绣工拙劣，金线在陈旧黯淡的锦缎上显得格外刺眼、廉价，像小丑脸上的油彩。
这位新皇帝有个奇特且致命的弱点：他患有严重的“空旷恐惧症”。一走进巨大、高耸、回声清晰的接见殿，他就会不受控制地开始发抖，冷汗瞬间湿透内衣。他尤其害怕孔雀宝座，更准确地说，是害怕宝座后方高墙上那两只巨大的珐琅孔雀。在一次私下的、只有哈桑·阿里心腹在场的“预演”中，他坐在宝座上，突然脸色惨白，指着那两只孔雀，用颤抖的声音对身边的人说：“它们……它们的眼睛……一直在盯着我……转动……盯着我……”登基那天，他几乎是被人半强迫地按在宝座上，整个仪式过程中，他始终侧着身子，不敢正眼去看宝座后方，手指死死抠着扶手上冰凉的宝石，指甲因为用力而发白，深深陷进宝石的缝隙。
在宝座下方阴影里观礼的哈桑·阿里——坐镇德里的弟弟——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他嘴角勾起一抹毫不掩饰的、充满讥诮的冷笑，偏过头，对身边的心腹副官低声说，声音里充满了掌控者的愉悦：
“看来，我们这位新‘陛下’，胆子比受了惊的兔子还小。连两只假鸟都怕。好，很好。越小，越好控制。省心。”
确实“好控制”。拉菲·乌德-道拉登基后，从不过问任何政务，每天最大的、也是唯一的“公务”，就是在御花园那个小小的、有围墙的角落里喂鸽子。他养了三十多只各色鸽子，每只都有他亲自取的名字，记得清清楚楚。他最喜欢的一只是纯白色的信鸽，羽翼如雪，没有一丝杂毛，他给它取名“白云”。他花费大量时间训练它，让它能从红堡最高的角楼起飞，准确地飞到城外一座废弃神庙的塔尖，再从那里飞回他手中。有时，他会用炭笔在极小的纸条上写几个字，卷成细条，小心翼翼地绑在“白云”的腿上，然后放飞。纸条上的内容，是这座阴森皇宫里唯一一点带着温度的、属于“人”的气息：“今天天气很好，花园角落的野薄荷开花了，有蜜蜂。”“午后下雨了，我把‘灰羽’和‘斑点’的窝挪到了屋檐下，它们挤在一起取暖。”“傍晚的云是金色的，镶着红边，像母亲以前纱丽的滚边……可惜她看不到了。”
他不知道，他每一次绑上纸条，每一次放飞“白云”，在花园围墙的阴影里、在角楼的瞭望孔后，都有一双或多双冰冷的眼睛在注视着。每张纸条，无论内容多么琐碎无害，都会被专门负责监视的侍卫截下（他们训练了一只更快的游隼），完好地誊抄一份，然后迅速送到哈桑·阿里的案头。哈桑耐着性子看了最初几份，很快就失去了兴趣，随手将抄件扔进火盆，对负责此事的密探头子挥挥手：
“以后这种痴人梦呓、鸡毛蒜皮的废话，就不用抄送过来了。除非上面出现‘军队’、‘税收’、‘赛义德’、或者任何外地总督的名字。”
然而，百密一疏，或者说，命运总是喜欢在最不经意处埋下伏笔。登基大约两个月后，一个春末晴朗的下午，一只从南方海德拉巴方向来的、翅膀上有特殊褐色斑点的信鸽，在长途飞行中体力不支，或者被“白云”的鸽群吸引，误打误撞地飞进了红堡御花园的鸽棚。这只信鸽腿上，绑着一封用密码书写、火漆密封的密信。收信人本该是潜伏在德里的、海德拉巴尼扎姆阿萨夫·贾赫的秘密联络员。但联络员还没来得及放出信号接收，这只疲惫的信鸽就被好奇的“白云”和鸽群接纳，进而被前来喂食的皇帝拉菲·乌德-道拉发现了。
拉菲·乌德-道拉解下密信，好奇地打开。火漆已经被信鸽腿部的摩擦和汗水弄得有些模糊。信是用一种复杂的波斯文商业密码写的，夹杂着一些德干地区的方言词汇。拉菲的波斯文水平很一般，密码更是完全看不懂，但他勉强辨认出了几个反复出现的、让他心惊肉跳的关键词：“军队”、“调动”、“边境”、“补给”、“谨慎”。他拿着那张轻飘飘、却重如千钧的纸条，在开满蔷薇的花园里呆立了很久，春日的阳光照在身上，他却感到一阵阵发冷。
犹豫、挣扎、恐惧、还有一丝被压抑太久、连他自己都未曾察觉的、属于“皇帝”这个身份的责任感，在他心中激烈交战。最终，他做了一件在哈桑·阿里看来愚蠢透顶、在他自己看来是“履行职责”的事：他没有通过任何官方渠道，也没有告诉任何宫廷官员，而是设法“偶遇”了那位海德拉巴的密使。
机会出现在几天后，他在花园“散步”时，“正好”看到那个伪装成波斯香料商人的密使，在花园角落假装欣赏一丛新开的茉莉花。他屏退了远远跟着的、哈桑安排的监视侍卫（借口想单独安静一会儿），只留下了那个从克什米尔带来的、从小伺候他、他认为绝对忠诚可靠的贴身老宫仆。
这场决定了他命运的谈话，就在茉莉花丛旁、鸽棚的阴影下进行。声音压得极低，被风吹过花叶的沙沙声掩盖。
“那只褐色斑点的鸽子……是你放的吗？”皇帝开门见山，声音有些发紧。
密使显然没料到皇帝会亲自找他，更没想到皇帝提到了信鸽，脸色瞬间变得惨白，下意识地环顾四周，然后才深深鞠躬，几乎把脸埋到地上：“陛……陛下……小人不知陛下在说什么……小人只是……”
“信在我这里。”皇帝打断他，从袖中取出那张已经有些汗湿的纸条，但没有展开，“上面提到了军队调动。我想知道，海德拉巴那边，发生了什么事？我是皇帝，我应该知道。”
密使的额头渗出了冷汗，他不敢抬头，声音发抖：“陛下恕罪……此事……此事关系重大，需经摄政会议……小人无权……”
“我知道要经过摄政会议！”年轻的皇帝突然提高了声音，带着一种孩童般的固执和委屈，“但我先要知道！我是皇帝！这帝国是我的！难道我连知道我的边境上军队在怎么调动的权力都没有吗？！”
或许是皇帝眼中那一闪而过的、真实的痛苦和愤怒打动了他，或许是他自己内心深处也对赛义德兄弟的专横感到不满，又或许只是被皇帝的突然发作吓住了，密使在极度惊恐中，终于断断续续、语无伦次地透露了一些信息：海德拉巴的尼扎姆阿萨夫·贾赫，确实在调整与马拉塔接壤的东部边境驻军，原因似乎是察觉马拉塔有新动向，需要加强戒备，具体调动了几个营，从何处调往何处，补给线如何安排……信息支离破碎，但已足够触目惊心。
皇帝听完，沉默了更久，脸色在花影下明暗不定。最后，他仿佛用尽了所有勇气，将纸条塞回袖中，低声说：“好，你退下吧。今天的事……不要告诉任何人。就当没发生过。”
密使如蒙大赦，几乎是连滚爬爬地逃离了花园，冷汗已经湿透了内衫。他没有任何犹豫，甚至没有回住处，直接绕道去了摄政会议所在的府邸，向哈桑·阿里的心腹副官一五一十汇报了全部经过，包括皇帝的每一句问话和自己的每一句回答。
副官立刻向哈桑汇报。当时，哈桑正在书房里，心情不错地批阅一份最新的“卖官鬻爵”价目表——富庶的孟加拉总督的位置刚刚“出缺”（原总督“病故”），几个地方豪强和富商正在激烈竞价，目前最高出价已经达到了令人咋舌的二十五万卢比。他听完副官低声的汇报，手中那支镶着红宝石的羽毛笔甚至没有停顿，只是在“二十五万”那个数字旁边，流畅地批注了一句：“可再加五万。此人盐铁之利甚厚，财力不止于此。”
批注完，他才放下笔，拿起旁边温热的玫瑰香水漱了漱口，然后拿起丝巾擦了擦手，仿佛刚才处理的不是一桩卖官鬻爵的肮脏交易。他看向副官，脸上没有任何惊讶或愤怒，只有一种洞悉一切的淡漠：
“知道了。你下去吧。那个密使，给他点赏钱，让他管好嘴巴。”
副官躬身退出。哈桑拿起另一份文件，是关于增加德里城内酒类专卖税的报告。看了两行，他忽然又抬起头，对侍立在一旁的另一名亲信说：
“去查查。陛下身边那个克什米尔来的老宫仆，叫什么来着？……哦，对，侯赛因。查清楚，他在克什米尔老家，还有什么亲人。父母是否健在，有无兄弟姐妹，家境如何。要快，要细。”
三天后，一份详细的调查报告放在了哈桑面前：老宫仆侯赛因，五十二岁，克什米尔斯利那加人。父母均健在，父亲是老织毯匠，母亲患有严重的风湿，常年卧床。有一个妹妹，二十一岁，待字闺中。家境贫寒，全靠侯赛因每月寄回的微薄俸禄和父亲接些零活勉强维持。报告最后还附上了其家庭住址的简图。
哈桑点点头，用笔在“父母”、“妹妹”下面划了道线，对亲信说：“安排一下。找可靠的人，去斯利那加，把这三位‘请’出来。就说朝廷恩典，体恤老宫人服役辛苦，特将其家人接出苦寒之地，安置到南方马德拉斯那边去。那里气候温暖湿润，适合养病，也容易给姑娘找个好婆家。一切费用，从摄政府‘特别关怀经费’里支出。要客气，要周到，但也要……确保他们安全抵达，安心住下。明白吗？”
“明白，大人。”亲信心领神会，躬身退下。
一周后，老宫仆侯赛因接到了一封从克什米尔辗转送来的家书。信是邻居代笔的，说前几日来了几位“朝廷的官爷”，态度和蔼，手持公文，说是皇帝陛下和摄政大人体恤他多年辛劳，特恩准将其父母和妹妹接往温暖的马德拉斯颐养天年、治病择婿，所有路费安家费均由朝廷承担，并已留下二十个银卢比作为临时用度。信末，是父亲颤抖的、几乎不成形的签名，和一句“吾儿勿念，安心侍奉陛下”。
侯赛因拿着那封信，在昏暗的仆役房里呆坐了一整夜，脸色像死人一样惨白。第二天清晨，他向宫廷总管“告病”，请求出宫休养一段时间。哈桑很快“恩准”，还特意赏下了二十个卢比的“医药费”和“休养补贴”。老宫仆当天就收拾了简单的行囊，离开了红堡，从此再无音讯。
老宫仆离开的当天深夜，拉菲·乌德-道拉皇帝在睡梦中被一阵异常的响动惊醒。他睁开眼，看见床前站着四个高大沉默、穿着普通侍卫服装、但面孔陌生的男人。没有解释，没有诏书，甚至没有一句话。其中两人上前，用不容抗拒的力量将他从温暖的被褥中拖出，另两人迅速用一件厚斗篷将他从头到脚裹住，然后架起他，像搬运一件没有生命的货物，悄无声息地穿过寝宫黑暗的长廊，走下偏僻的楼梯，绕过夜巡卫士的路线，最后来到红堡西北角最偏僻、最荒废的一处独立小院。
院门打开，他被“请”了进去。院子很小，墙皮大片剥落，露出里面粗糙的砖石，窗棂破损，糊窗的纸早已千疮百孔。屋里只有一张硬邦邦的木板床，一张三条腿、用砖头垫着一条腿的破桌子，一把吱呀作响、仿佛随时会散架的歪腿椅子。唯一的油灯灯盏里，只有小半盏浑浊的、发出难闻气味的菜籽油。门在他身后关上，然后是铁锁落下、“咔哒”一声扣紧的清晰声音。门外，响起了固定岗哨的、沉重的脚步声。
皇帝——不，前皇帝——站在屋子中央，裹着那件陌生的斗篷，呆呆地看着从破窗棂透进来的、清冷苍白的月光。他不明白，或者说，他其实隐隐明白了。他想起了那只误入的褐色斑点信鸽，想起了密使惶恐失措的脸，想起了老宫仆侯赛因突然的、急切的“病倒”和离开。一切线索，在冰冷的月光下，清晰地串联起来，指向一个他早已猜到、却不愿深想的可怕答案。
他忽然笑了。开始是低低的、压抑的轻笑，然后笑声越来越大，越来越凄厉，越来越疯狂，在空荡破败的小屋里回荡，像夜枭的哀鸣。他笑着，用拳头捶打自己阵阵发痛的脑袋，用力撕扯自己披散的长发，疯狂地撕扯身上那件不属于他的、粗糙的斗篷。最后，力气耗尽，他顺着冰冷的墙壁滑坐到地上，蜷缩在墙角，像母亲子宫里的婴儿，开始不可抑制地、无声地哭泣，肩膀剧烈耸动，直到精疲力竭，昏睡过去。
第二天，哈桑·阿里以“皇帝陛下近日精神恍惚，御医诊断需绝对静养，不宜再操劳国事”为由，召集朝臣，宣布废黜拉菲·乌德-道拉，另立新君。朝臣们木然地听着，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仿佛只是在听一段与己无关的天气预报。废帝诏书宣读完毕，大多数人心里盘算的，不是帝国的命运，不是前皇帝的生死，而是自己的官位是否稳固，自己的家产是否安全，自己是否在某个不经意间，也像那个多嘴的密使或那个可怜的老宫仆一样，触碰了不该碰的禁区。
没有人关心那个被锁在荒院里的年轻人，是死是活，是疯是傻。他就像一颗被用完即弃的棋子，轻轻从棋盘上拂落，滚入尘埃，再无价值。
第三个皇帝，易卜拉欣，被拖上舞台。他甚至不是直系的、血缘亲近的皇子，是某个早已在权力斗争中落败、被遗忘在深宫后院几十年的、血缘稀薄到需要翻查三天泛黄的皇家谱牒才能勉强确认的亲王之子。他被从那个种满草药、养着一池锦鲤的偏僻小院里拖出来时，正在专心致志地喂鱼。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肘部打着同色补丁的旧棉布长袍，手里拿着一块干硬的粗面饼，正一点点耐心地掰碎，扔进碧绿的池水中。肥硕的锦鲤争相跃出水面，激起一圈圈欢快的涟漪。
四个穿着禁军服饰、但眼神冰冷的侍卫突然出现，像鹰隼扑向毫无防备的雏鸟，一言不发，架起他就走。他手里的半块面饼掉在地上，被一只匆忙踏过的靴子踩得粉碎。他惊慌地挣扎，喊道：
“你们干什么？放开我！我是易卜拉欣！我是阿卜杜勒亲王的儿子！你们……”
“陛下，”领头的侍卫打断他，声音平板，没有任何情绪，仿佛在陈述一个客观事实，“请跟我们走。您被选中了。”
“选中？选中什么？”易卜拉欣茫然。
“继承皇位。当皇帝。”
易卜拉欣愣住了，眼睛瞪得老大，然后，仿佛听到了世界上最荒谬的笑话，他不可抑制地大笑起来，笑得前仰后合，眼泪都笑了出来：“皇位？我？哈！哈哈！你们是不是找错人了？我连这个月的例银都没领到，饭都常常吃不饱，要靠卖草药和捞池子里的螺蛳补贴！皇帝？你们疯了吗？还是我还没睡醒？”
侍卫不再说话，只是更用力地架着他，穿过一道道他从未见过的、巍峨而阴森的宫门，走过一条条漫长而寂静的、只有他们脚步声回荡的长廊，最后，来到那座只在传说中听过的、巨大冰冷的接见殿。殿里已经稀疏拉拉地站了一些朝臣，个个面无表情，眼神空洞，像一排排等待入土的陶俑。孔雀宝座空着，在从高窗射入的、缺乏温度的晨光中，泛着冷硬、遥远、非人间的光泽。
哈桑·阿里就站在宝座旁，手里随意地拿着一卷诏书。他看着被架进来的、还在因为方才大笑而微微喘气的易卜拉欣，像牲口贩子打量一头新到的牲畜，上下扫了几眼，点了点头，对身边的礼官说：
“还行。至少看着不咳不喘，眼神也还清明。就他吧。快点，仪式从简。”
登基仪式简单仓促到近乎羞辱。没有赶制皇袍——哈桑说“不必浪费”，直接从库房又找了一件前朝某位未成年、早夭郡王的旧礼服。衣服肩膀窄小，袖子短了一截，穿在易卜拉欣身上紧绷绷的，像个蹩脚戏班的小丑。没有皇冠——随手拿了一顶普通的、宫女跳舞时用的金线绣花缀珠小帽顶替，帽子太大，一直滑到他眉毛上，他不得不时时用手去扶。诏书是哈桑的书记官代念的，语速飞快，含糊不清。易卜拉欣只需要坐在那冰冷坚硬的宝座上，在需要的时候，茫然地点点头。
仪式在一种近乎滑稽的氛围中草草结束。朝臣们像完成任务般行礼，然后迅速退去，仿佛多留一刻都会沾染晦气。哈桑走到宝座前，俯视着这个新鲜出炉的皇帝，用一种吩咐下人的口吻说：
“陛下，从今天起，您就住在这红堡里。会有人按时送饭，送换洗衣服，您有什么日常需要，可以提。但有几件事，您要记清楚——”他身体微微前倾，声音压低，却带着钢铁般的寒意，“不该您问的事情，不要问。不该您看的文书，不要看。不该您见的人，不要见。您每天的工作，就是坐在这里，有人拿来文件，您盖章；有人需要签字，您签字。其他时间，您可以在指定区域活动。但未经允许，不得离开红堡，不得私下接触外臣。明白吗？”
易卜拉欣抬起头，看着哈桑那张保养得宜、却毫无温度的脸，眼神里有震惊，有恐惧，有深深的困惑，最后，所有这些情绪，都化为一层荒诞的、近乎透明的薄膜，覆盖在他眼底。他点了点头，动作很轻，很慢。
哈桑似乎满意了，直起身，对着还没完全散尽的朝臣们挥了挥手，像驱赶苍蝇：“好了，都见过了。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别在这儿杵着了。”
人群迅速散去。易卜拉欣独自一人，坐在那高高在上、却冰冷孤寂的孔雀宝座上。他环顾空旷得令人心悸的大殿，仰望高不可及、绘着褪色天堂壁画的穹顶，最后，目光还是无法避免地落在那两只珐琅孔雀冰冷的、仿佛永恒凝视的眼睛上。他突然无比想念自己那个虽然简陋、但充满草药清香和池水气息的小院，想念那些养了多年的、一看见他就会聚拢过来的锦鲤，想念那块掉在地上、被踩碎的粗面饼，想念那种虽然贫穷、但无人打扰、自由自在的、属于“易卜拉欣”而不是“皇帝”的生活。
但他知道，他回不去了。从他被架上这宝座、那顶可笑的帽子扣在他头上的那一刻起，那个喂鱼的易卜拉欣就死了。现在坐在这里的，只是一个名字相同、戴着皇冠的囚徒。一个住在全印度最华丽宫殿里、吃着可能精美但食不知味的食物、穿着可能华贵但如坐针毡的衣服、呼吸着不自由空气的、最高级的囚徒。
他在位不到两个月。这两个月，他严格遵循哈桑·阿里的“规矩”生活：每天早晨，被侍卫“请”到接见殿的宝座上，面无表情地坐上两个时辰；中午，被“请”回指定的寝宫用膳；下午，在指定的、有高墙围起的御花园一角“散步”，身后永远跟着四个距离他十步、不多不少的沉默侍卫。他不说话，不提问，不主动接触任何人，包括送饭的宫仆。哈桑派人送来需要盖章签字的文件，他看也不看内容，找到指定位置，盖章，签字，像一台被设定好程序的机器。他甚至发展出一种独特的、保护自己的麻木，仿佛灵魂已经抽离，飘在半空，冷眼看着下面那具名为“易卜拉欣皇帝”的躯壳，在表演一场荒诞的木偶戏。
直到那一天，哈桑·阿里又来了。这次，他没带任何文件，只带了一句话，和四个熟悉的、沉默的侍卫。
“陛下，”哈桑站在寝宫门口，脸上甚至带着一丝礼节性的、虚伪的关切，“您近日气色不佳，御医说，是这里太过喧嚣，不利于您静养。已经为您准备了一处更幽静、更舒适的居所。您现在，该‘休息’了。”
易卜拉欣正在窗边，看着外面一群麻雀在枝头跳跃。闻言，他缓缓转过身，看着哈桑，脸上没有任何意外或愤怒，只有一片深不见底的、疲惫的平静。他平静地问，声音很轻：
“这次，是软禁，还是……直接处理掉？”
哈桑脸上的虚假关切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丝被冒犯的不悦，但很快又恢复了那种掌控一切的淡漠。他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只是微微侧头。
两个侍卫立刻上前，一左一右，架住了易卜拉欣的胳膊。这次，易卜拉欣没有任何挣扎，甚至没有再看哈桑一眼，任由他们将自己带出这个住了不到两个月的、同样冰冷的“寝宫”，带出接见殿，走向红堡深处另一处更加偏僻、更加破败、仿佛几十年无人踏足的小院。门在身后关上，沉重的铁锁“咔哒”落下，声音在寂静中格外清晰。
他站在荒草丛生、断砖碎瓦的小院里，抬起头，望着头顶那一方被高墙切割出来的、湛蓝的天空。一群不知从何处飞来的鸽子掠过，翅膀划破空气，发出清脆的哨音，自由，轻盈。
他忽然笑了。这次，是真正轻松、甚至带着一丝释然的笑意。他终于，解脱了。虽然是以被囚禁、被遗忘的方式，但至少，他不必再每天坐在那个象征权力也象征枷锁的冰冷宝座上，不必再面对那些空洞而危险的目光，不必再扮演那个可悲又可笑的名叫“皇帝”的角色。他，又只是易卜拉欣了，一个被关起来的、但不必再戴面具的易卜拉欣。
他走进那间同样破败、但至少有张硬板床的屋子，和衣躺下，闭上眼睛。很快，均匀而深沉的鼾声响起。他睡得比过去两个月任何一夜，都要踏实，都要香甜。
四帝之年。疯狂、荒诞、将最后一点遮羞布撕得粉碎的十二个月。四个被匆匆推上宝座又匆匆拽下的男人。一个咳血而死，尸体草草掩埋；一个被诱骗套话后关进荒院，生死不明；一个因“精神问题”被废黜软禁；还有一个，正在走向早已注定的、同样的终点。而赛义德兄弟，始终站在最深最浓的阴影里，嘴角带着讥诮的冷笑，手指轻松地拨弄着帝国的命脉，操控着这一切令人齿冷的闹剧。
但，他们的权力大厦，看似高耸入云，坚不可摧，实则建立在最脆弱、最不稳定的沙基之上：纯粹由恐惧黏合，用贿赂润滑，靠暗杀清除异己。没有制度性的支撑，没有人心的归附，甚至缺乏最基本的、能让底层官僚和军队信服的合法性。当恐惧因司空见惯而逐渐麻木，当贿赂的胃口越来越大直至无法满足，当暗杀开始引发更强烈、更隐蔽的反抗和清算时，这座外表华丽、内里腐朽的大厦，就会从根基处开始崩裂，直至轰然倒塌。
而第一道清晰的裂痕，并非来自外敌，并非来自民间，恰恰来自这对看似铁板一块的兄弟之间。
侯赛因·阿里，长年坐镇阿拉哈巴德，以铁腕控制着帝国东部尚算富庶的几个省份。他利用摄政的名义，建立了一套完全独立于德里旧体系的税收、司法和军事网络。他任用自己的亲信担任各级官员，按照自己的方式训练和武装军队，截留大部分税收用于军费和巩固个人势力。他很少亲临德里，所有命令通过日夜不停的信使传递。信使的马匹，在阿拉哈巴德与德里之间的官道上跑死了一匹又一匹。
哈桑·阿里，则牢牢掌控着德里，这个帝国的门面和残存的中枢。他操控着宫廷里走马灯般的皇帝，掌控着剩下那些唯唯诺诺的朝臣，掌握着红堡的禁卫军和都城的防务。他的权力更加“务实”：卖官鬻爵，明码标价，总督、将军、税吏，任何有油水的位置都可以用卢比换取；截留本应上缴国库或拨付军队的税款，用于维持宫廷表面的奢华，收买关键人物，扩充自己的私人卫队和情报网。两兄弟最初分工明确，配合默契：一个在外掌握实权和刀把子，一个在内控制门面和钱袋子，互为表里，相得益彰。
然而，再紧密的联盟，在绝对的利益和无限的权力面前，也会出现无法弥合的缝隙。缝隙的核心，是钱，是越来越少的钱。
侯赛因需要德里的钱，需要大量的、持续的钱，来供养他日益庞大的军队，镇压各地此起彼伏的叛乱和骚动，支付将领和士兵的粮饷——没有粮饷，再忠诚的军队也会变成土匪。哈桑同样需要钱，需要巨额的、源源不断的钱，来维持德里宫廷那勉强支撑的奢华体面，来收买、贿赂、赏赐那些围绕在他身边的官僚、贵族、军官，巩固他看似坚不可摧的权力网络。但帝国的税收，像漏水的破桶，正以惊人的速度枯竭：孟加拉穆尔希德·库利·汗几乎分文不上缴；奥德总督阳奉阴违，拖欠严重；旁遮普因锡克起义军的持续活动，税收体系早已瘫痪；只有德里周边及恒河中游少数地区，还能被暴力压榨出最后一点油水。而这有限的油水，两兄弟都视之为禁脔，寸步不让。
第一次正面冲突，围绕着“盐税”展开。盐是生活必需品，盐税是帝国为数不多还能相对稳定征收的税种之一。侯赛因以“北方军情紧急，粮饷匮乏，恐生兵变”为由，要求将阿拉哈巴德及邻近几个产盐区的盐税收入，全部直接划拨给他的军营，用于发放拖欠的军饷和购买军械。哈桑则回复：“宫廷用度浩繁，百官俸禄、禁军粮饷、外交使节招待、皇室体面维持，在在需钱。盐税乃京师命脉所系，断不可全部外拨。可按旧例，分润三成。”兄弟俩通过信使，书信往来数轮，措辞从最初的客气商议，逐渐变得生硬，最后充满火药味。侯赛因最后一封信中写道：“军无饷则溃，兵溃则地失，地失则你我皆成丧家之犬，届时纵有金山银海，何用之有？”哈桑的回信则针锋相对：“宫廷若倾，则名分尽失，你我便是拥兵百万，亦是叛臣贼子，天下共击之！无名无分，万事皆休！”
谈判破裂，不欢而散。盐税收入，最终被哈桑以“暂缓拨付，统筹调度”为名，截留了大半。
第二次冲突，缘于“人事任命”。哈桑将刚刚“出缺”的奥德总督职位，卖给了当地一个除了钱多、别无所长的土财主，价码是三十万卢比外加每年两成的“孝敬”。侯赛因闻讯大怒，奥德是拱卫德里东方、连接孟加拉的战略要地，岂能交给一个不懂军事的蠢材？他强烈推荐自己麾下一员经验丰富、忠心耿耿的老将接任。哈桑对此置之不理，直接下达了任命状。当侯赛因的老将持着侯赛因的手令前往奥德首府勒克瑙上任时，发现总督衙门早已被那个土财主用钱收买的当地官员和私兵占据，双方在衙门口剑拔弩张，差点酿成流血冲突。消息传回，侯赛因不得不强行压下怒火，将自己的老将调回，但心中对弟弟的独断专行和贪婪短视，已深怀芥蒂。此事在双方部下中传开，也埋下了猜忌的种子。
第三次，也是最终导致公开决裂的冲突，依然是关于“皇帝”。
哈桑觉得易卜拉欣虽然“听话”，但“木讷无趣”，而且上次“信鸽事件”让他心有余悸，总觉得不够“保险”。他想再换一个，看中了一个血缘更远、年纪更小（只有十五岁）、据说因为幼时高烧导致有些反应迟钝、胆小如鼠的远支宗室少年。侯赛因得知后，去信坚决反对，认为频繁废立皇帝，如同儿戏，会彻底摧毁莫卧儿皇室在天下人心中最后一点残存的敬畏，动摇他们摄政统治本就脆弱的“合法性”根基。哈桑的回信充满了讥讽和不耐：“合法性？大哥，如今这世道，谁还信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刀把子、钱袋子，就是最大的合法性！德里在我手里，玉玺在我手里，我说谁是皇帝，谁就是皇帝！换个更傻更乖的，你我更省心！”
侯赛因的回信则带着压抑的怒火和最后通牒般的警告：“民心如沙，兵心似水。今日可因利而聚，明日亦可因利而散。一年三帝，古今未闻！你若一意孤行，恣意妄为，恐非帝国之福，亦非你我兄弟之福。届时局面崩坏，恐难收拾！”
哈桑接到这封信，只是冷笑一声，随手扔进火盆。他不再与兄长商议，直接以“皇帝陛下突发恶疾，无法理政”为由（易卜拉欣只是被关着，实际上活得好好的），召集了一次仅有十几名核心党羽参加的“御前会议”，草草通过了废立诏书，然后派兵将那个痴呆的少年从冷宫里“请”了出来。
于是，第四个皇帝，在一场只有几十人观礼、气氛比葬礼还要凝重的仪式中，被扶上了孔雀宝座。新皇帝穿着不知从哪个戏班子找来的、金光闪闪但俗不可耐的戏服，头戴一顶摇摇欲坠的、插着彩色羽毛的“皇冠”，坐在宝座上，眼神呆滞，嘴角流着涎水，对眼前的一切毫无反应，只是偶尔伸手去抓空中并不存在的飞虫。哈桑站在宝座旁，看着这个“作品”，脸上露出了满意的、掌控一切的笑容，对心腹说：“看看，这个多好。不会问，不会看，不会想，只会点头。这才是最完美的皇帝。”
但他没有看到，或者说刻意忽略了，台下那几十名“核心党羽”的眼神。在恭敬垂首的表象下，他们的眼神深处，闪烁着兔死狐悲的恐惧，传递着唇亡齿寒的清醒，进行着“今日是他，明日会不会是我”的无声算计。忠诚，在绝对的利益和无常的恐怖面前，薄如蝉翼。人心，在哈桑自以为固若金汤的权力堡垒内部，已经开始出现细微的、致命的松动。
而与此同时，在阿拉哈巴德那座戒备森严、气象森严的统帅大帐里，侯赛因·阿里接到了弟弟悍然废立、扶立痴傻儿为新帝的密报。他展开密信，一字一句看完，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然后，他慢慢地将信纸对折，再对折，直到折成一个紧紧的小方块。接着，他走到帐中燃烧的炭火盆边，松开手指。纸方块落入通红的炭火中，边缘迅速卷曲、焦黑，然后“呼”地一下燃起明亮的火焰，迅速吞噬，化作一小撮随风飘散的、灰白色的余烬。
他走到大帐门口，掀开厚重的毛毡门帘，望着西方德里城的方向。春日明媚的阳光照在他棱角分明、饱经风霜的脸上，却驱不散他眼中深沉的阴霾。他就那样站着，望着，像一尊冰冷的铁像，久久沉默，只有握在刀柄上的手，指节因用力而微微发白。
副官悄无声息地来到他身后，小心翼翼地等待了许久，才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请示：“大人……我们……要不要……”
侯赛因抬起一只手，制止了他后面的话。他没有回头，依然望着德里方向，仿佛能穿透千山万水，看到红堡里那荒诞的一幕。良久，他才放下手，缓缓转身，走回帐中那张巨大的、铺满了地图的橡木长案前。他的目光，落在了德干高原南部，那片用赭红色标注、象征着混乱与机会的区域。那里，海德拉巴的尼扎姆阿萨夫·贾赫正在尼扎姆的头衔下，悄无声息地扩张着自己的实际控制区；马拉塔的新任佩什瓦巴拉吉·维什瓦纳特正以惊人的效率整合资源，他年轻的军事搭档巴吉拉奥率领的马拉塔轻骑兵，已经开始像蝗虫一样，在马尔瓦地区进行试探性的扫荡和劫掠；更南方的迈索尔，那个新兴的印度教王国，正在高山堡垒中闷声发展，积累力量。帝国的南方疆土，正在以不可逆转的速度，脱离德里的掌控，滑向未知的深渊。
他知道，和弟弟哈桑的公开决裂，已经只是时间问题。而一旦兄弟阋墙，他们将面对的，绝不仅仅是彼此手中的刀剑。那些潜伏在阴影中的、曾被他们用铁腕暂时压制的内外敌人，会像闻到血腥味的鬣狗，蜂拥而至。赛义德兄弟那看似登峰造极、不可一世的权力大厦，在达到虚幻顶峰的这一刻，内部已然出现了第一道清晰而致命的裂痕。
裂痕很小，无声无息。
但足以让整座建立在流沙上的华丽宫殿，在某个意想不到的时刻，轰然崩塌，烟消云散。
而这一切的疯狂、荒诞、背叛与崩塌的序曲，都浓缩在公元1719年，那个被历史无奈地标记为“四帝之年”的、血色斑驳的年份里。在这一年，莫卧儿皇统最后一缕神圣的光晕被彻底玷污、踩碎；帝国最后一块遮羞的帷幕被彻底撕裂，露出下面千疮百孔、腐烂流脓的躯干；君臣、兄弟、人伦的最后底线被彻底践踏。剩下的，只有赤裸到令人作呕的权力欲，贪婪到不顾一切的掠夺，以及依靠恐怖维持的、摇摇欲坠的平衡。
以及，在无边黑暗的最深处，在无数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心灵中，悄然滋长、默默传递的，反抗与复仇的火种。
七律·第952章
权臣兄弟握朝纲，废立君王自主张。
独秉机衡排善类，专操国柄害忠良。
帝身空剩虚名位，王业飘摇夕照桑。
中枢气运今朝尽，四海烽烟尽举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