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11章攻占巴塞因
公元1776年12月，西印度阿拉伯海的海风在旱季转换了方向。持续了数月的西南季风已经衰竭，取而代之的是从东北方向吹来的干燥而冷冽的风。这风从伊朗高原出发，掠过波斯湾的暖水，在阿拉伯海上空与残留的湿热气流交锋，形成一种奇特的混合体——上层是冷的、干燥的，贴着海面的几英尺却还带着赤道海水的咸腥暖意。风吹拂过葡萄牙人统治了两百余年的古老港口巴塞因时，带来了一种复合的气味：盐粒的尖锐、硝烟的苦涩、远处红树林沼泽在旱季裸露后腐烂植物根茎的甜腥，以及更深处、某种无法言说的、属于围城与等待的焦虑气息。
巴塞因躺在阿拉伯海东岸一片被棕榈树和玄武岩峭壁环绕的天然浅湾里。从海上看去，它像一只半张开的贝壳，壳的边缘是那道用本地深灰色玄武岩砌成的城墙。城墙沿着海岸线的自然弧度弯曲延伸，总长约三英里，将整个港口和后面的城镇围在怀抱中。城墙的高度在十五到二十英尺之间，厚度在墙基处达到十英尺，向上逐渐收窄，到城垛处仍有六英尺。这些石头是两百年前葡萄牙人从西高止山脉的采石场开采的，每一块都被石匠用铁凿敲出规整的长方形，长四英尺，宽两英尺，厚一英尺，重达半吨。石缝之间灌着用贝壳烧制的石灰混合粗砂和碾碎的海螺壳拌成的灰浆——葡萄牙人相信海螺壳能增加灰浆的韧性，抵御海风盐蚀。经过两个世纪的热带海风日复一日地舔舐，这些墙面被侵蚀出无数细密的孔洞和裂缝，远看像是被某种巨大生物用利爪轻轻挠了一百次后再也不收回去的划痕，在午后的斜阳下投射出蜂窝状的阴影。
城墙上每隔一百五十英尺就有一座葡萄牙人遗留的瞭望塔，塔是圆形的，底部直径十二英尺，向上逐渐收细，高约三十英尺，塔顶盖着从果阿运来的红瓦，瓦片在两百年的风雨中褪色成了暗褐色，边缘长着耐盐的苔藓。塔身开着射击孔，孔是内宽外窄的漏斗形，便于守军向外射击而减少被外部火力命中的概率。每座塔可容纳十名士兵，储存够维持一周的饮水和干粮。城墙上有四座棱堡，分别位于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四个方向，棱堡突出城墙外二十英尺，形成交叉火力覆盖城墙的每一寸。棱堡上部署着火炮——有些是葡萄牙人留下的老式青铜炮，炮身上铸着里斯本兵工厂的徽记和拉丁文铭文；有些是后来马拉塔人从法国人那里获得的铸铁炮，炮管更短，但口径更大，发射的炮弹更重。
城内有一座钟楼，位于城镇中心的广场上。钟楼高八十英尺，是巴塞因最高的建筑。钟是从里斯本圣母院运来的，青铜铸造，重两千磅，钟面上用葡萄牙文刻着“印度洋之主”和铸造年份“1653”。钟声洪亮，在无风的清晨能传到五英里外的海面上。这口钟自马拉塔人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取巴塞因以来的几十年里，每天仍在被马拉塔士兵按时敲响——清晨六点，正午十二点，傍晚六点，夜晚九点。因为战争不会打断潮汐，也不会打断报时。即使在围城最紧张的日子里，钟声依然准时响起，那沉闷而悠长的“铛——铛——铛——”，像是这座被困城市的心跳，固执地证明自己还活着。
自从1759年马拉塔联盟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取巴塞因后，这里一直是马拉塔在西海岸最重要的战略支点。这不只是因为它的深水港——港口最深处在低潮时仍有二十八英尺，足以停泊当时最大的远洋商船；也不只是因为它的天然防御——那道由突出海面的玄武岩海岬形成的天然防波堤，能在西南季风期间为港内船只提供庇护。更重要的是它的位置：巴塞因正好位于从孟买到果阿的航线的中点，距离孟买只有七十海里，顺风时帆船一天就能抵达。从波斯湾的阿巴斯港出发的阿拉伯三角帆船，载着波斯地毯、没药、乳香和阿拉伯马，在这里停靠补给，然后继续前往马拉巴尔海岸或孟加拉。从东非海岸蒙巴萨和桑给巴尔来的宽体货运船，装满象牙、丁香、黑奴和黄金，在这里交易，换成印度的棉布和香料。从法国东印度公司在本地治里的仓库中偷偷转运过来的军火和军事顾问，也常常在这里中转，然后通过陆路秘密运往浦那。
巴塞因既是马拉塔联盟与波斯、阿拉伯和非洲东海岸进行贸易的生命线，也是它不被英国人完全包围、能在英法之间维持一种微妙外交平衡的战略通道。只要巴塞因还飘扬着马拉塔的橙色三角旗，英国在孟买的殖民据点就永远无法高枕无忧——从孟买港出发的每一艘商船在绕过巴塞因外海的航道时，都要被马拉塔人的望远镜从岸边高地上的石头哨塔中数一遍。英国海军在阿拉伯海的每一次调动，马拉塔的瞭望哨都能在第一时间发现，并通过烽火信号传回浦那。更重要的是，巴塞因是马拉塔海军——如果那些由阿拉伯三角帆船和本地渔船改装的小型战船能被称为“海军”的话——唯一可靠的母港。从这里出发的马拉塔私掠船，常常袭击英国商船，掠夺货物，索要赎金，成为东印度公司在西印度洋贸易路线上的一根尖刺。
马拉塔驻防将领塔亚吉·霍尔卡知道这一切。他今年五十二岁，但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苍老十岁。这不是因为疾病或放纵，而是因为五十年来持续不断的征战在他身上留下的印记。他的左臂垂在身侧，像一根挂在肩膀上的枯枝——那是1761年帕尼帕特战役留给他的纪念。
他记得那天的每一个细节。那是1月14日，北印度平原的冬天，清晨有霜，地面冻得硬邦邦的。他当时二十二岁，是辛迪亚家族骑兵团的一名百夫长，手下有一百名骑兵。他们穿着橙色的战袍，外面套着锁子甲，头戴圆锥形的头盔，盔顶插着孔雀羽毛。他们的武器是弯刀、长矛和一面小圆盾。马是德干高原的本地马，体型不大，但耐力极好，能在缺乏补给的情况下连续行军数日。
战役在上午十点左右开始。阿富汗杜兰尼帝国的军队从北面压过来，阵线宽达三英里，步兵在前，骑兵在两翼，中间是战象和骆驼炮兵。马拉塔联军也展开阵线，佩什瓦的军队在中路，辛迪亚在左翼，霍尔卡在右翼。最初几个小时是炮兵对射，双方的炮弹在空中呼啸，落地时炸起泥土和碎尸。然后骑兵冲锋开始了。
他记得自己第三次冲锋时发生的事情。他带领的百人队奉命冲击阿富汗军队的右翼，那里是轻步兵阵地，防御相对薄弱。他们冲过两军之间的空地，马蹄声如雷鸣，弯刀在冬日稀薄的阳光下闪着寒光。就在他们即将冲入敌阵时，侧翼突然杀出一支阿富汗骑兵——那是杜兰尼的皇家卫队，穿着鲜红的战袍，骑着高大的中亚战马，手持长矛和火枪。
一个阿富汗骑手从左侧冲向他，两人的马几乎擦身而过。他看到对方的脸——一张年轻但冷酷的脸，深眼窝，高颧骨，留着浓密的黑须。对方的长矛刺向他的左肩，他举盾格挡，但长矛的力量太大，刺穿了盾牌，矛尖扎进他的肩膀，然后向下划，从锁骨一直划到肋骨。他感到一阵灼热的剧痛，像是被烧红的烙铁烫过。他挥刀砍向对方，但刀只砍中了马鞍，对方已经冲过去了。
他从马上摔下来，落在冻硬的地面上。左臂完全不能动了，血从伤口涌出，浸透了锁子甲和战袍。他挣扎着站起来，用右手捡起掉在地上的弯刀。他的战旗倒在血泊里——那是辛迪亚家族的三角旗，橙色的底子上绣着一只金色的狮子。他爬过去，用还能动的右手把旗帜从血泥混合物中拔起来，裹在自己的背上，然后站起来。左臂从此只能垂在身侧，手指能轻微蜷曲但无法抓握任何东西超过一刻钟。但他那只独存的右手仍能稳稳地握刀——他后来在无数场边境冲突、劫掠战中证实了这件事——对准敌人的心脏刺去。
帕尼帕特之后，他在床上躺了三个月。伤口感染了，发烧，说胡话，医生一度认为他活不下来。但他活下来了。左臂虽然废了，但他学会了用一只手做所有事：吃饭、穿衣、写字、骑马、挥刀。十七年后，当他被任命为巴塞因驻防将领时，他对来祝贺的同僚说：“帕尼帕特拿走我一条手臂，但给了我一个教训：在战场上，活下来比死更需要勇气。而守城，是活下来的艺术。”
他在巴塞因的城墙上巡夜时，常常望着远处的阿拉伯海。海平线上总有一两艘英军的巡航舰在游弋，舰体线条优美，三根桅杆上的帆在月光下像巨大的灰色翅膀。那些船是英国海军的眼睛和耳朵，日夜监视着巴塞因的一举一动。他在这些夜晚形成的习惯是把那只无法动弹的左臂用手帕两端打个结吊在肩上——不是疼，是他觉得在部下面前左臂晃来晃去显得散漫。然后他会对身旁的年轻参军们讲述孟买岛上那些白面孔商人的野心。
和他一起巡夜的士兵大多是二十岁出头的马拉塔年轻人，来自德干高原上那些旱季田地龟裂出脚掌宽裂缝、雨季一到又变成青翠海洋的小村庄。他们中有些人从出生起就没见过海，被征入边防军后第一次在巴塞因城墙上望见日落时分海面上铺开的碎金色光浪时，会在心里暗暗觉得这里比家乡更美。但几个月后，当围城开始，食物短缺，炮火日夜不停，他们开始想念家乡的简单生活——清晨在井边打水，午后在榕树下乘凉，傍晚听老人讲《摩诃婆罗多》的故事。
“他们从不休息，记住这一点。”老将军用他那只完好无缺的手指向海平线上隐约可见的英军巡洋舰的桅梢轮廓。桅梢在暮色中变成一小截灰黑色的竖线，若隐若现，像一根被插入海平线的针。“我们在节日里喝棕榈酒——他们不喝。他们的库房里没有节日用的棕榈酒。他们在节日里盘点军火库。你们坐在宗祠前吃妈妈炸的面圈时，他们的炮兵正在把炮管从炮架上拆下来擦净里面的膛垢重新上油。我们打仗是为了讨回被人偷走的东西——土地、港口、被英国人用十张纸九条线划到他们的账本里的自己祖先传下来的地契。他们打仗是为了让偷来的东西合法化。这两种仗是不一样的。他们必须永远保持清醒，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偷了东西；我们可以在棕榈酒里喝到不省人事——因为我们没有偷。但你们现在都给我把眼睛擦亮，因为从今天起直到巴塞因安全为止，没有人再喝酒。”
年轻参军们每次听完训话都会笑着散开，私下里说老霍尔卡又在唠叨他的老一套，但他们也从不在他巡夜时迟一步到岗。他左臂垂挂的身影在城垛的火把光照下被拉得又长又歪，走过每一门铜炮旁边，都用右手挨个摸一下炮尾铸刻的年份铭文——那些炮有些是从葡萄牙人手里缴来的，上面还留着里斯本兵工厂的拉丁文铸造标记，字母被多年的海风盐蚀和海鸥粪便咬得模糊不清；有些是从法国人那里转运来的，炮管上刻着路易十五时代的鸢尾花徽记，法国顾问被赶走后炮被留在了巴塞因要塞地下的石砌弹药室里，霍尔卡命人把它们全部拖出来架到城墙上，因为他觉得这些炮仍然有用，而且他相信任何东西都可以被重新指向曾经拥有过它的人。
然而此刻，巴塞因的城墙上弥漫着一种比海雾更沉重的焦虑。
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孟买管区已经倾尽全力组建了一支远征部队。这支部队的组建过程在孟买港持续了近三个月——从1776年9月开始，码头上就日夜不停地忙碌。印度搬运工每天晨曦初现就被哨笛声唤起，从栈桥尽头把成捆的毛毯、弹药箱、医用绷带、腌肉桶和船用饼干从公司仓库搬到平底货运驳船上，再转运到停泊在深水区的大型武装商船上。工头是孟买的帕西人，能说流利的英语和古吉拉特语，手里拿着皮鞭，看到动作慢的就抽一鞭。但即使是他也开始感到疲惫——连续工作十二小时后，他的手臂举起鞭子都觉得沉重。
英军指挥官是托马斯·戈达德将军，一位在印度服役了近二十年的资深军官。他今年四十八岁，身材中等，略微发福，走路时外八字，说话时语调平板，没有起伏，像是在朗读一份枯燥的报告。但熟悉他的人知道，这种平淡背后是钢铁般的意志和近乎冷酷的理性。他在孟买军事档案室里待了整整两周，仔细研读了所有可获得的关于巴塞因城防、周边地形地貌和马拉塔在西海岸兵力分布的旧档案和法文译本情报报告。他在地图上用红笔标出了每一个可能的登陆点，用蓝笔标出了每一条可能的进军路线，用黑笔标出了每一个可能的伏击点。然后他在作战会议中只说了一句话，就让在场所有提出不同意见的军官闭上了嘴。
他说：“巴塞因不是我们选择的敌人，巴塞因是我们必须拔掉的锁在孟买咽喉上的锁。要么我们拿下它，要么我们放弃西印度。没有第三条路。”
英军从海陆两面包围了这座港口。
海路由三艘战列舰和五艘单桅武装快船组成封锁线，在巴塞因港外两海里处横切成一排相距约半英里的弧形阵型。战列舰是“皇家主权”号（80门炮）、“不屈”号（74门炮）和“复仇”号（64门炮），都是刚从英国本土调来的新船，船体经过特殊处理，能抵御热带海洋生物的附着。武装快船较小，但速度快，机动灵活，负责拦截任何试图突破封锁的小船。封锁线切断了任何试图从海面进出港口的补给船只。最初几天，还有几条马拉塔的渔船试图趁夜色溜出去，但都被英军的探照灯发现，要么被炮火击沉，要么被俘虏。后来就再也没有船敢尝试了。
陆路则由从孟买出发的三个英印步兵营和一支皇家炮兵连从东面包抄。他们绕过了山脊间的溪流谷地——那些谷地在雨季是湍急的河流，在旱季变成干涸的河床，布满滚圆的卵石和晒干的淤泥。工兵在前方开路，用炸药炸开挡路的巨石，用木板在松软的沙地上铺设临时道路。骡马拖着火炮艰难前行，轮子常常陷进沙里，需要士兵用肩膀扛着轮辐才能推出。他们切断了巴塞因与德干高原腹地之间唯一的一条旱季可通行骡马的陆上补给线——那是一条沿着山脊蜿蜒的古老商路，路面是压实的红土，两边长着耐旱的刺枣和金合欢。
英军的战术风格与他们一贯的殖民地战役模式完全相同：围、困、饿、打。先把你要塞同外部世界的所有血管扎死，等你在高墙后面自己慢慢脱水。然后他们用已经从海路运送抵达的新式重型加农炮，对着城墙最薄弱的东南角开始每天定时的精准炮击。
炮击从12月1日开始。每天上午十点和下午三点，准时开火。每次四十发，误差不超过两发。炮位设在距离城墙八百码的沙丘后面，这个距离在大多数马拉塔火炮的有效射程之外。英军使用的是新式的后膛装填加农炮，口径24磅，炮管长九英尺，安装在可调节俯仰角的旋转炮架上。炮弹是实心铁球，重24磅，表面经过打磨，减少空气阻力。每门炮由八人操作：炮长负责瞄准，装填手负责装药和炮弹，点火手负责点火，其余人负责搬运弹药和清理炮膛。
炮击的精度令人恐惧。第一轮齐射，四十发炮弹中有三十七发命中城墙东南角的同一段——那是葡萄牙人时代修建的一段老墙，虽然后来被加固过，但基础已经不稳。炮弹砸在墙上，炸开一团团红色的砖石粉末，在阳光下像绽放的死亡之花。墙砖碎裂，灰浆剥落，墙体开始出现细微的裂纹。第二轮，第三轮，第四轮……每天八十发炮弹，连续轰击两周后，那段墙已经明显向内凹陷，表面的裂纹像蛛网一样蔓延。
马拉塔人擅长平原骑兵战——他们在德干高原上能在一夜之间完成传统英军骑兵需要四倍时间才能覆盖的机动里程，并且能在全速冲锋时用马背上的回旋镖和前装短火枪让敌方阵型在两翼受到的打击密度瞬间突破警戒阈值。他们擅长山地游击——从高止山脉的密林中忽然钻出，对敌方后卫辎重实施短距离突击，然后在敌方增援赶到之前就消失在丛林和芒果林里。但在守城战和海防方面，他们远不如英国人。
马拉塔军队的防御火炮主要是旧式铜铸前膛炮，射速慢，炮膛寿命已近极限。最老的一门炮是葡萄牙人留下的，铸造于1620年，炮身上铸着“上帝与国王”的铭文，但膛线已经磨损到几乎光滑，发射的炮弹出膛后轨迹不稳，常常偏离目标。少数较好的火炮是几年前从法国人手里获得的，口径不一，零件不共通，弹药储备不全。炮手缺乏训练，很多人是临时从步兵中转调过来的，只知道基本的装填和点火流程，不懂弹道计算和火炮维护。
更要命的是，巴塞因城内储存的火药已经在长期的围困中消耗殆尽。围城开始前，城内有三千磅火药，储存在海边一座石砌仓库里。但连续三周的交火和日常的警戒射击，已经用掉了大半。炮手们开始节省弹药，非必要不开火。到了12月中旬，火药库存只剩下不到五百磅。炮手们最后几个星期往炮膛里塞的不再是铅弹和铸铁球，而是碎石、碎铁钉、敲碎的酒瓶子——这些东西也许能在近距离杀伤一两个冲锋的士兵，但绝不可能击穿英军那些刚从朴茨茅斯海军造船厂运来的重型加农炮的钢铁护盾。
英军舰载重炮的炮弹落在城墙顶部时，碎石和砖屑会随着每一次轰击在城墙上空炸开出一团团灰色的碎石喷泉，那些喷泉被午后的阳光穿透时会短暂投下几道晃动的影子，像是某种不祥的舞蹈。站在城墙上的守军能感到脚下传来的震动，那震动从脚底传到大腿，传到脊柱，传到牙齿，让牙床发酸。有些人开始出现耳鸣，即使在炮击间歇，耳朵里也持续响着嗡嗡声。更糟糕的是心理上的压力——你知道炮弹随时会来，但不知道具体什么时候；你知道它大概率会落在城墙的某一段，但不知道会不会正好落在你站着的位置。这种不确定的等待，比直接的死亡更折磨人。
城内粮仓也见了底。
巴塞因的粮仓位于城镇西北角，是一栋用厚实玄武岩砌成的长方形建筑，没有窗户，只有几个窄小的通风口。围城开始前，仓内储存着两千袋稻米、五百袋小麦、三百袋豆子，以及腌鱼、干果、粗糖等。这些粮食原本够全城八千人吃三个月。但围城开始后，霍尔卡下令严格控制配给：士兵每天一磅粮食（主要是糙米或小麦），平民每天半磅，儿童每天四分之一磅。即使如此，到12月中旬，库存也所剩无几。
最后一批储粮被围城切断了补给线之前，已经因为老鼠和长时间盘存在热带湿气中而损失了近四分之一。稻米生了象鼻虫，小麦发了霉，豆子被蛀空。收粮队将还能吃的部分筛出来，锁入城内最干燥的一间石砌地窖。地窖原来是葡萄牙总督的酒窖，墙壁厚五英尺，常年保持凉爽，适合储存粮食。
霍尔卡下令将仅存的一点粗糖和米煮成稀粥——粥稀到一勺舀起来可以在勺底勉强挂住半固体几粒沉底的米渣但绝大部分是带着一点点淡米色的近清水。这些粥只供应给能够站立的守城士兵。每人每天两碗，早晚各一。粥里撒一点盐，补充电解质。即使这样，士兵们也常常饿得头晕眼花，站在岗哨上时不得不靠着城墙才能站稳。
妇孺和老人们只能在神庙门口支起锅，煮着不知名的草根和树皮糊口的汤水。她们从城墙脚下采集可以勉强煮出一点无色清液的野草叶子——主要是马齿苋、灰灰菜和一些不知名的藤蔓嫩叶——混着捣碎的干树根（通常是金合欢的根，虽然苦涩但有些淀粉），煮出的汤水闻起来有一点点类似甘草但苦涩更甚，颜色灰绿，被倒进破损的陶碗里用嘴吹凉之后，孩子们喝了几口就还是饿得哇哇哭。母亲们只能抱着孩子，低声哼唱古老的摇篮曲，希望孩子能在饥饿中睡着。
一座湿婆神庙的祭司在供桌前绝食了整整七日，只喝圣水——圣水池在湿季收集到的雨水在旱季末尾已经浅到了只够用一片折叠的菩提叶舀起几口。他祈祷神明显灵让敌军退却。每天清晨、正午、黄昏，他都在神像前诵经，声音嘶哑但坚定。第七天的黎明，他的弟子在供桌前发现他已坐化，身体仍然保持着莲花坐姿，手放在膝上，面向海上的英军舰船。他的眼睛半闭，嘴角有一丝奇异的微笑，像是看到了凡人看不见的景象。弟子没有哭——因为他的身体已经脱水到没有多余的水分可以化为眼泪；他把师父轻轻平放在供桌前的石地上，用师父常年搭在肩上的橙色棉布轻轻覆盖了整个身体，然后独自走到钟楼上给早课敲了三下。钟声比平日更低沉——不是他用的力气小，而是饿了。钟槌撞在青铜钟上，发出的声音闷闷的，传不远，像是这座城市的叹息。
总攻在12月19日——卡提克·普尼马月圆之夜——开始。
那天碰巧是印度教重要节日。据《往世书》记载，在这一夜，湿婆以“光柱”的形态在梵天和毗湿奴面前显现，这道光柱没有开始，没有中间，没有结束，象征着宇宙的无限。湿婆对两位神说：“你们谁能找到这道光的顶端或末端，谁就比我更伟大。”梵天化作天鹅向上飞，毗湿奴化作野猪向下掘，但都失败了。从此，印度教徒在这一夜点亮油灯，象征光明压倒黑暗，知识驱散无知。
在巴塞因城内，虽然围城困苦，但仍然有女人们在自家屋前点起小小的油灯。油盏是陶制的，巴掌大小，盛着最后一点芥子油，棉芯是从旧衣服上拆下的线搓成的。她们屏着气，压低祈祷文的声音，在城墙上英军每天下午定时炮击的间歇中间急忙念完当天应该念的那几段。微弱的灯火在黑暗中闪烁，像是大地上的星星，与天上的明月和星辰呼应。
而英国舰队选择了这个夜晚发动进攻。
是巧合还是刻意？历史没有定论。舰队原定进攻时间表因为在围城期间遭遇了一场短暂热带风暴而延迟了几天——那场风暴在12月16日袭击了阿拉伯海，虽然不大，但足以让英军的登陆驳船无法出港。风暴过后，舰队指挥官重新评估了天气和海况，将总攻时间定在了19日夜晚。也许有参谋军官注意到了这个日期的宗教意义，建议利用其精神震慑效果。也许只是单纯的战术考虑——月圆之夜潮水最高，便于登陆艇靠岸；月光能提供一定的照明，但又不足以让守军看清海上的具体调动。
无论是哪种原因，结果都是在这个本应充满神圣光辉的夜晚，巴塞因遭遇了最猛烈的炮击。
晚上八点，第一发信号弹升上夜空。那是一颗红色的焰火，从英军旗舰“皇家主权”号的甲板上射出，划破黑暗，在最高点炸开，撒下一片血红色的光雨。紧接着，海上的三艘战列舰和陆地的炮兵阵地同时开火。
炮声如连绵的闷雷，瞬间撕碎了夜晚的宁静。战列舰的侧舷齐射在海面上炸开一阵阵滚烫的火光和瞬间膨胀的白色硝烟团，炮口焰短暂地照亮了舰船的整个侧舷，让那些黑色的船体在刹那间变成燃烧的剪影，然后迅速被海风吹散，只留下刺鼻的硝烟味。炮弹拖着灼热的尾焰，在夜空中划出明亮的弧线，像死神的镰刀，砸向巴塞因古老斑驳的城墙。
陆地上的加农炮也加入了合唱。24磅实心弹以近乎平直的弹道轰击城墙的薄弱点。每一发命中，都会在城墙上炸开一团巨大的火花，砖石碎片如雨点般向四周溅射。有些炮弹穿透了城墙，飞入城内，砸塌房屋，点燃茅草屋顶。很快，城内多处起火，橙红色的火光在夜色中跳动，与天上的明月争辉。
炮击持续了整整一个小时。在这六十分钟里，超过两千发炮弹落在巴塞因的城墙和城内。城墙东南角的那段老墙终于承受不住了。在连续被十几发炮弹命中同一位置后，它发出一声呻吟般的巨响，然后向外翻倒。一段长约四十英尺、高十五英尺的墙体整体坍塌，碎石和砖块如瀑布般倾泻，跌入海水中，激起巨大的浪花。坍塌的缺口有三十英尺宽，足够一个连的士兵并排冲锋。
城墙上的钟楼也被击中。一发24磅炮弹从侧面击中钟楼中部，炸断了支撑的横梁。钟楼摇晃了几下，然后开始倾斜。楼顶那口铸于1653年的青铜钟从支撑架上滑落，先砸穿了钟楼下层的一根横梁，又撞到二楼的石阶，最终重重地摔在地面的石板路上，发出了一声远不同于钟乐的被撞击的闷响——那不是钟声，是金属和石头碰撞的死亡之音。钟体没有碎——老铜钟的韧性让其在遭受猛击后变形成一具扭曲但仍完整的外壳，口沿缺失了约四分之一的铜壁。钟面上的“印度洋之主”铭文在这一击中永远残缺了。
炮击停止的瞬间，海面上响起了刺耳的号角声。那是进攻的信号。
数十艘登陆艇从战列舰后方冲出，每艘艇上载着三十名全副武装的士兵。艇是平底的，船头包着铁皮，便于冲滩。水手们拼命划桨，桨叶在海面上划出白色的尾迹。登陆艇像一群黑色的水甲虫，快速向海滩冲去。与此同时，陆地上的英军步兵也从掩体中跃出，排成战斗队形，向城墙缺口冲锋。
马拉塔守军从震惊中反应过来，开始还击。还能使用的火炮向海面上的登陆艇射击，但由于缺乏火药，炮弹威力不足，多数落在艇前或艇后的海水中，激起高高的水柱，但没能造成实质性损害。弓箭手和火枪手从城垛后向下射击，箭矢和子弹如雨点般落下。但英军步兵训练有素，他们以散兵线前进，利用弹坑和废墟作为掩护，一边前进一边还击。燧发枪的齐射声、弓箭的呼啸声、伤员的惨叫声、军官的命令声，混合成一片死亡的喧嚣。
塔亚吉·霍尔卡在城内的指挥部里，听着炮声越来越近。
指挥部设在巴塞因靠内城东北角的一座前葡萄牙总督府的地下储藏室里。这间石砌地窖墙壁厚达五英尺以上，拱顶用厚重的条石支撑，原是葡萄牙总督储存葡萄酒和腌鳕鱼的地方，后来被改造成战时指挥所。地窖只有一个狭窄的入口，需要弯腰才能进入，里面摆着一张粗糙的木桌、几把椅子、一张行军床，墙上挂着一幅手绘的巴塞因城防图。地图是用羊皮纸绘制的，已经泛黄，上面用红蓝两色标出了炮位、兵营、粮仓和防御重点。
此刻，炮声不是从海上方向再传过来，而是从更近的城砦内部方向传来——这意味着英军已经登上了城墙缺口，正在向内城进攻。有马拉塔士兵在通往缺口的主巷道里与他们争夺每一个门洞、每一段石阶。燧发枪的齐射声、刺刀与弯刀的碰撞声、士兵的呐喊和垂死的呻吟，透过厚厚的石墙隐隐传来，像是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回音。
副官跪在他面前，满脸黑灰和泪痕混成一条条纵贯的暗灰色印迹。他用还在颤抖的手指绞着自己战袍下摆，却好像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个动作的存在。
“将军，巴塞因已经完了。”副官的声音嘶哑，带着哭腔，“城东南角墙倒了。弟兄们还在巷子里把他们挡了一阵——但他们人越来越多。只要您活着，马拉塔就能再添一座新巴塞因。”他说话时不敢看霍尔卡的眼睛，他盯着将军身后挂墙上的那张旧羊皮手绘西海岸海图，图上一块被灯油滴到过的区域已经变成了半透明的深褐色油斑。
霍尔卡沉默良久。地窖外传来一阵激烈的齐射声——那是从斜上方巷道方向传来的，可能是守军最后一批火枪手在从石头胸墙后面往下射击。他用那只独存的手缓缓抚摸着身旁柱子上系着的三角旗。旗子的布面已经被多年的海风吹松了纤维，橙色褪成了接近土黄的淡橘，边角有以前被炮弹破片刮破后由驻军缝纫手笨拙打线的针迹。然后他抽出弯刀。那把弯刀的刀柄是用他祖父留下的旧鹿角刀柄重装过至少三次的——每次换柄，他都会亲手把刨好的鹿角装到刀根上然后用铜钉砸紧——刀面在数不清的磨刀之后最窄处已被磨得比原刀窄了将近一分。他用那面旗子仔细地擦拭了一遍刀刃，从刀根挨磨刀石留下的锉痕窝擦到刀尖。每一下的动作都同样慢，不快，不急促。旗面上残存的老干布纤维在刀刃划过时擦出极细的摩擦声，在寂静的地窖里格外清晰。
“十七岁的时候，我在帕尼帕特看见了我的将军倒在血泊中。”他的声音并不高，但在地窖的低矮拱顶下每一个字都被反射得异常清晰，“巴乌将军倒下的位置离我大约四十步左右，我记得那里有一棵被炮弹打断了一半树冠的老金合欢。他倒下的时候红头巾从头上滑脱了，落在他的战马前蹄旁。我捡起他的战旗跑出了战场。后来所有人都说我是勇敢的幸存者，把那面旗帜带回了营地，是我们辛迪亚骑兵连队里唯一回来的旗。只有我自己知道，五十年来我每晚都会梦见那只被我弃之不顾的旗子。”
他把弯刀从旗面上拿开，右手的指关节因为握刀太紧而显出骨头内侧的暗白色。羊皮手套下的指节因为长年磨损已磨出一个小洞，露出里面长满老茧的皮肤。
“现在我又老又残，没有第二个五十年去再做幸存者了。”
他站起来，将三角旗从柱子上解开。那面被海风吹了几万个小时的旧橙色织物在他手指间显得异常轻，像是没有重量。他把它裹在自己的左肩上——那只废掉的左臂，这一次不晃了，因为旗子的末端被他在左腕上方缠紧然后用牙齿配合右手打了一个多年来他巡夜时打手帕固定左臂时不知打过多少遍的同样的双套结。然后他对副官说——说话时他没有看他，而是转过身去看了一眼地窖上方那个只有一巴掌宽的通气孔外面被炮火映成间歇暗橙色的夜空：
“带年轻人走。从北面那条干泄洪道撤出去，那条道窄到了英军不会先派重兵堵——但天亮之前它能通到城外。让他们记住巴塞因是怎么死的。记住，不是打败仗就是失败，失败是忘了为什么而战。”
副官张了张嘴，想说些什么，但霍尔卡已经走出了地窖入口的矮拱门。他的右手握着他的弯刀，没有鞘——他把鞘放在了地窖的桌上，没有带走。刀身在从通气孔透进的微弱火光中闪着冷冽的光。
黎明时分，英军从城墙豁口蜂拥而入。
豁口处的碎石堆顶端还散落着最后一批马拉塔守军留下的尸体和几根被打断的火枪枪托。尸体的姿态各异：有的俯卧，脸埋在碎石里；有的仰面朝天，眼睛还睁着，望着开始泛白的天空；有的靠着残墙坐着，像是睡着了，但胸口有一个碗口大的洞。血已经凝固，在灰色的石头上变成深褐色的污迹。
第一批涌入城内的英国步兵踩过混着碎砖和破裂棕榈树干的杂乱地面，军靴在石块间踩出急促而响亮的咔嗒声。他们排成战斗队形，三人一组，背靠背，枪口指向不同的方向，随时准备开火。巷战开始了。
巴塞因的街道狭窄而曲折，这是葡萄牙时代留下的布局，不适合大军团作战，但适合逐屋争夺。马拉塔士兵从窗户、门洞、屋顶向下射击，用一切可用的武器抵抗：燧发枪、弓箭、标枪、甚至石块和沸水。英军用排枪还击，然后挺着刺刀冲锋。弯刀与刺刀在狭窄的巷道里碰撞出火星，金属的刮擦声尖锐刺耳。
霍尔卡率领仅存的卫队——总共大约三十四名士兵，大部分受伤，包裹着被血浸透的布条——在内城主巷道与靠近海神庙的方向进行了殊死巷战。他们利用对地形的熟悉，从一条小巷穿到另一条小巷，从一栋房屋的二楼跳到另一栋的屋顶，不断袭击英军的小股部队，然后迅速消失。但英军人太多了，而且训练有素，每次遭遇战，马拉塔人都会损失几个人。
战斗从清晨持续到中午。太阳升到头顶，阳光直射下来，巷战产生的硝烟和灰尘在光线中形成一道道倾斜的光柱。温度升高，血腥味、硝烟味、尸体开始腐烂的甜腥味，混合成一种令人作呕的气味。苍蝇开始聚集，在尸体和伤兵周围嗡嗡作响。
霍尔卡最终退到了海神庙。海神庙是小港口的方向紧邻码头的一座小岩坡上建的小型石砌湿婆庙，庙不大，只有一间正殿和两间侧室，但位置重要——从这里可以控制通往码头的最后一段路。庙门前的石阶只有六阶，阶面被几百年信徒踩得发亮——信徒们多是出海前在此祈祷平安的渔民，他们的赤脚和脚底沾的海沙把石阶磨出一种介于黑色岩石与深灰色反光之间的凝胶状光泽。
他身边只剩下五个人了。每个人都带伤，每个人都很疲惫，但没有人说要投降。他们背靠着庙墙，面对从三个方向围上来的英军。英军大约有一个排，三十多人，呈半圆形包围了神庙。一个英军军官用生硬的乌尔都语喊话，要求他们放下武器投降，保证生命安全。
霍尔卡没有回答。他用右手举起弯刀，刀尖指向那个军官。那是他的回答。
英军开火了。一轮齐射，五名马拉塔士兵中弹倒地。霍尔卡左肩中弹，子弹从锁骨下方穿过，血瞬间浸透了裹在那里的战旗。但他没有倒下，他向前冲去，独臂挥舞弯刀，冲入英军阵中。一个英军士兵挺刺刀刺来，他侧身避开，反手一刀砍在对方脖子上。第二个士兵从侧面刺来，刺刀扎进他的右肋，但他也一刀砍中了对方的头盔。第三个、第四个……
他最终倒在了海神庙的第六阶石板上。身体向前扑倒，脸贴着被无数信徒踩踏过的光滑石面。他能闻到石头的气味——那种混合了海风、香火、汗水、脚底老茧摩擦后产生的微焦味的复杂气味。左肩上的旗子浸透了他的鲜血，橙色被浸染成从中心向四边渐淡的深绣红，缠在左腕的双套结仍然没解开。他的右手还握着弯刀，但手指已经松开了。刀从手中滑落，掉在石阶上，发出清脆的响声，然后顺着石阶滚下，停在第三阶，不动了。
他面朝港口——朝着海上那些曾在过去几个月里日复一日划出的白舰队尾迹在近海停泊区将巴塞因与外界的联系一天天绞死的英军战列舰。他的眼睛还睁着，但已经看不到东西了。最后映入他眼帘的，是石阶缝隙中一株顽强生长的小草，草叶是嫩绿色的，在血泊中显得格外刺眼。然后，黑暗吞没了一切。
巴塞因陷落了。
英军攻占巴塞因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在海神庙的石阶旁立起了一个小型的医务站。军医和担架兵从战场上抬下伤员，不分英军还是马拉塔人，只要还有生命迹象，就进行急救。但医疗资源有限，优先救治英军重伤员，然后是英军轻伤员，最后才是马拉塔伤员。许多马拉塔伤兵在等待中死去。
霍尔卡的遗体被英军士兵从石阶上抬下来，放在庙前空地上的一排尸体中。一个英军少尉认出了他——从裹在左肩的那面独特的橙色战旗，从那只残疾的左臂，从老兵们口耳相传的描述。少尉下令将他的遗体单独放置，用一块帆布盖好，然后派人去报告上级。
下午，英军指挥官戈达德将军来到海神庙。他看了看霍尔卡的遗体，沉默了片刻。然后对身边的副官说：“这是个勇士。给他一个体面的葬礼。”
“将军，按惯例，敌方指挥官的遗体应该……”
“我说，给他一个体面的葬礼。”戈达德打断副官，“用我们对待勇士的方式。明白吗？”
“是，将军。”
霍尔卡的遗体被清洗，伤口被简单缝合，换上了一件干净的白色寿衣。然后被放入一口匆匆打制的松木棺材中。棺材被抬到巴塞因城外西侧的一棵老榕树下——那棵榕树据说有三百岁，树冠遮天蔽日，气根垂到地面，形成一片阴凉的树荫。树下已经挖好了一个墓穴。
葬礼在黄昏举行。参加的有十几名被俘的马拉塔军官，他们在英军看守下站在墓穴旁。还有几个巴塞因本地的印度教祭司，被英军请来主持仪式。戈达德将军本人没有出席，但他派了副官作为代表。
仪式很简单。祭司念诵了往生咒，往墓穴中撒了恒河圣水（是从孟买带来的，装在铜壶里）。然后棺材被放入墓穴。一名被俘的马拉塔少校——霍尔卡的远房侄子，在巷战中被俘——请求说几句话。得到允许后，他走到墓穴边，用马拉塔语说：
“叔叔，你回到了大地。愿大地母亲温柔地接纳你。愿你的灵魂到达该去的地方。愿你的牺牲不被遗忘。”
他从怀中掏出一把刀——那是他在被俘前藏起来的，一把普通的步兵弯刀，刀刃已经卷刃，刀柄缠的布条被血浸透发黑。他将刀轻轻放在棺材盖上。
“这把刀不是你的。你的刀被英国人收走了。但这把刀见过血，它配得上你。带着它上路吧，叔叔。在另一个世界，你还需要它。”
然后他退后。英军士兵开始填土。泥土落在棺材上，发出沉闷的响声。很快，墓穴被填平，上面堆起一个小小的土丘。没有墓碑——英军不允许立碑。但有人在土丘旁放了一块不规则的玄武岩，石头上用刀刻了几个马拉塔文字：“塔亚吉·霍尔卡，战士，死于战斗”。
葬礼结束后，被俘的马拉塔军官被押回战俘营。那个少校在离开前，最后回头看了一眼那座孤零零的坟冢。榕树的枝条在晚风中轻轻摇晃，像是挥手告别。
几天后，俘虏交换开始。按照双方谈判的结果，英军释放了三百名马拉塔战俘，换回了四十名英军俘虏。交换在巴塞因城外五英里的一个中立村庄进行。被释放的马拉塔战俘中，有那名少校。他离开前，英军军官将霍尔卡的那把弯刀还给了他——不是作为战利品没收，而是作为“个人遗物”归还。刀被擦得很干净，血迹都洗掉了，但刀刃上的缺口和磨痕还在，记录着它经历过的每一次战斗。
少校接过刀，什么也没说，转身离开。他和其他被释放的战俘一起，踏上了返回德干高原的路。他们走得很慢，因为很多人受伤。但没有人抱怨。他们只是走，一步一步，离开巴塞因，离开大海，走向内陆，走向家乡。
路上，少校偶尔会拿出那把刀，用手指抚摸刀身上的每一道痕迹。他记得叔叔握这把刀的样子——右手稳如磐石，眼神冷如寒冰。他记得叔叔说过的话：“我们打仗不是为了赢，是为了不被忘记。”现在叔叔死了，巴塞因丢了，但他们没有被忘记。至少，他记得。那些和他一起被释放的战俘记得。那些在战斗中死去的士兵的家人记得。那些在德干高原的村庄里等待消息的父老乡亲记得。
记忆，有时候是比土地更坚固的堡垒。
在马拉塔的村庄里，吟游诗人将霍尔卡唱成了战神卡尔凯蒂耶的化身。
这些吟游诗人多是上了年纪不能再随军出征的老兵，或曾经在少年时代跟随某个边境驻军连队为大家唱歌换取额外饭食的民间艺人。他们中的许多人看不出确切年龄，脸上的皱纹深如刀刻，眼睛因为常年注视远方而显得空洞，但一旦开始歌唱，眼中就会燃起火焰。他们坐在村口老榕树根上，用只有本村人能完全听懂的方言掺杂古马拉塔语单词，把巴塞因之战唱进了英雄世系歌里。
歌编得很快——围城结束后不到一个雨季的周期，已经有几个村在唱不同版本。其中流传最广的一首不是正统赞词，而是更接近歌手自己即兴发挥的叙事体混合挽诗。这首歌的旋律简单，只有四个音，反复循环，但歌词充满画面感：
“当城墙倒塌，群星坠落于海，
只有独臂的老人仍握着战旗。
阿拉伯的盐风吹白了头发，
德干的红土染红了战衣。
他数着潮汐，潮汐数着日子，
日子数着炮弹，炮弹数着死。
直到月圆之夜，神祇显现光明，
光明中降下铁雨，铁雨中屹立不移。
他将骨头埋在海神庙的石阶下，
每一块石头都变成了不再沉默的誓言。
当渔夫的女儿在清晨来打水，
会听见石头低语：记住，记住，记住这个名。”
这首歌在德干高原的村庄里传唱。妇女们在河边洗衣时哼唱，男人在田间耕作时低吟，孩子在游戏中模仿。它成了一种集体记忆的载体，一种抵抗的象征，一种希望的种子。
英军驻孟买管区的情报部门很快得知了这首民谣的存在。他们从线人那里获得了歌词的英文译本，读后深感不安。情报官在给上级的报告中写道：“这首歌在民间广泛流传，其内容具有明显的煽动性。它美化了一个被我们合法击败的敌人，将一场正义的征服描绘成悲剧。建议采取措施禁止传唱。”
禁唱令很快发布。孟买参事会发布公告，禁止在任何公开场合演唱“煽动反英、美化叛军”的歌曲，违者将处以罚款或监禁。公告被翻译成马拉塔语、古吉拉特语、孔卡尼语，张贴在巴塞因、孟买、苏拉特等主要城镇的公共场所。
但民谣就像海潮——堵住了这一个港口，它又从另一个无人守着的渔村漫进来。它在乡村的小路上，在田间的垄沟旁，在夜晚的篝火边，继续传唱。唱的人压低了声音，听的人竖起了耳朵。它不是一张纸，不是一道命令，不是一支军队。它是一种声音，一种记忆，一种情感。而声音、记忆、情感，是禁令管不住的东西。
在离巴塞因海岸以北约十几英里的一个渔村，一个老渔夫在夜晚修补渔网时，低声哼唱着这首歌。他的孙子，一个十岁的男孩，坐在旁边听着。男孩问：“爷爷，歌里那个独臂的老人是真的吗？”
老渔夫停下手中的活，望着窗外的海。月光照在海面上，泛着银色的波光。
“真的。”他轻声说，“我见过他。在巴塞因陷落前一年，他来我们村视察防务。那时他的左臂就已经那样了，吊在肩上。他站在海边，望着远方，看了很久。我问他看什么，他说：‘看潮水什么时候退。潮水退了，敌人就该来了。’”
“后来呢？”
“后来潮水退了，敌人来了。”老渔夫继续补网，针在网眼间穿梭，“但他没有退。他站在那儿，直到最后一刻。”
男孩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我长大了也要像他一样。”
老渔夫没有回答。他只是摸了摸孙子的头，继续补网。但他的手在颤抖——不是因为老，是因为别的原因。
窗外，阿拉伯海在月光下轻轻起伏，潮水拍打着沙滩，发出永恒的、有节奏的声音。那声音像是叹息，又像是承诺。潮水退了还会再来，月亮缺了还会再圆。而有些人，有些事，一旦被记住，就再也不会被忘记。
巴塞因落入英军之手，意味着西海岸最关键的深水港链上被焊上了一根不会被任何敌军拔掉的铁桩。从这一天起，从孟买到波斯湾、到东非再到果阿的英国海上走廊，线头全部握在了孟买参事会的手中。但与此同时，在那棵老榕树下，在那座没有墓碑的坟冢里，在那首被低声传唱的歌谣中，一根更细、更坚韧、更持久的线，也被埋下了。这根线连接着过去与未来，连接着死者与生者，连接着失败与希望。
历史会记住巴塞因的陷落。但历史也会记住，陷落不是终结，而是另一种开始。
七律·第1011章
英兵攻陷巴塞因，马塔痛失海上门。
西岸咽喉归寇手，外洋援线被截分。
军资断绝难为继，战略主权重任凭。
殖民铁枷渐收紧，印度江海日西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