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98章南印组协会
公元1884年7月15日，马德拉斯。
阿拉伯海吹来的湿重、咸腥的晨风，如同无形的手掌，黏腻地包裹着这座南印度最大、最古老的殖民城市。在马德拉斯高等法院那栋新哥特式宏伟建筑的三楼，一间宽敞、高顶、摆满法律典籍的办公室内，S·苏布拉马尼亚·艾耶尔（S. Subramania Iyer）独自站在高大的拱形窗前。他四十二岁，头发已过早地花白，面容清癯，戴着一副老花眼镜。此刻，他手中捏着一封刚刚由信差从加尔各答加急送来的信。信纸是普通的英国书写纸，但内容与署名，让它重若千钧——这是苏伦德拉纳特·班纳吉（Surendranath Banerjee）的亲笔信。那位在孟加拉乃至全印都声名鹊起的民族主义领袖、印度协会创始人，在信中诚挚邀请他牵头，在马德拉斯成立一个类似的政治协会，与孟加拉的“印度协会”和孟买的“浦那全民大会”形成南北呼应、东西联动之势。
艾耶尔在马德拉斯高等法院工作了整整十八年，是这里少数几位能以其渊博学识、严谨逻辑、雄辩口才，赢得英国法官表面尊重的印度律师之一。但这份“尊重”是有限、有条件的——他永远不能成为法官，不能审理任何涉及欧洲人的案件，不能进入那些挂着“仅限欧洲人”（Europeans Only）铜牌的俱乐部、餐厅、甚至公园的某些区域。这些有形与无形的栅栏，将他牢牢困在一个既受专业尊敬、又遭受种族歧视的尴尬、分裂的位置。白天，他在法庭上引经据典，捍卫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夜晚，他回到自己的书斋，思考着这片土地上更广大、更深沉的不公。
“先生，客人们都到了。”助手拉古（Raghu）在门口轻声说道，打破了办公室的寂静。
艾耶尔转身，将信仔细折好，放进西装内袋，仿佛那不只是一页纸，而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状。“请他们进来。”
陆续走进来七个人。他们代表着南印度复杂社会图景中的不同切片：
R·拉加戈帕拉查理（R. Raghavachari），五十五岁，泰米尔婆罗门学者，精通梵文、泰米尔文、英文，是马德拉斯大学的哲学教授，面容慈祥，目光深邃，仿佛能洞穿古今。他穿着一身简朴的白色棉布陀地（dhoti）和安加尔（angavastram）。
K·维雷萨林加姆（K. Veerasalingam），三十岁，泰卢固律师，刚从英国伦敦大学留学归来不久，思想激进，言辞犀利，穿着剪裁合体的英式西装，但眉宇间带着南印度特有的倔强。他是社会改革的热心倡导者，尤其关注妇女教育和反对童婚。
P·R·苏达山（P. R. Sudarshan），四十八岁，马拉雅拉姆商人，在香料、椰油、咖啡贸易中积累了可观财富。他体型富态，穿着考究的喀拉拉传统白色长衫（mundu），但谈吐精明务实，对英国商业垄断和歧视性关税深恶痛绝。
约翰·拉坦（John Rathnam），四十岁，纳达尔（Nadar）种姓出身的基督教皈依者，马德拉斯一所知名教会学校的校长。他戴着眼镜，气质温和儒雅，善于在不同社群间沟通协调。
还有三位较年轻的成员：律师G·苏布拉马尼亚姆（G. Subramaniam），记者T·K·马杜赖（T. K. Madurai），以及一位出身商人家庭、受过英文教育的青年活动家C·R·达斯（C. R. Das）。他们代表着新兴的专业阶层与舆论力量。
“请坐，诸位。”艾耶尔示意大家围坐在办公室中央那张巨大、光滑的红木圆桌旁。桌上散落着法律卷宗、报纸剪报、以及一杯杯仆人刚奉上的、冒着热气的南印度过滤咖啡，浓烈的香气在空气中弥漫。
“班纳吉先生从加尔各答来信，”艾耶尔开门见山，用流利的英语说道，但随即切换到泰米尔语，以示对本地语言的尊重与会议的非正式性，“他建议——或者说，强烈呼吁——我们在南印度，特别是在马德拉斯，成立一个有影响力的政治协会。他认为，如果民族觉醒与政治诉求的组织化运动，仅仅局限于孟加拉和孟买地区，而广袤的南印度——这片拥有泰米尔、泰卢固、马拉雅拉姆、坎纳达等古老文明、数千万人口的土地——继续沉默、分散、失声，那么整个印度的民族运动将是不完整、不平衡、易被分割瓦解的。英国人最擅长的就是‘分而治之’（Divide et Impera）。我们必须打破这种局面。”
“我们为什么要听加尔各答的？听孟加拉人的？” P·R·苏达山直截了当地说，他的马拉雅拉姆口音在泰米尔语中显得有些突兀，语气带着南印度商人特有的务实与独立意识，“孟加拉人，还有那些马哈拉施特拉人，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认为他们是印度的天然领袖、思想的源泉。但我们南印度有我们自己的辉煌历史、独特的达罗毗荼文化传统、截然不同的社会结构和现实问题。我们的诉求和斗争方式，可能与他们并不完全相同。”
“不是听命于加尔各答，苏达山先生，”艾耶尔平静地纠正，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是有原则地合作，是战略上的呼应。班纳吉先生说得切中要害：只要我们继续接受英国人强加给我们的分裂状态——泰米尔人、泰卢固人、马拉雅拉姆人、坎纳达人各自为政；印度教徒、穆斯林、基督徒互不信任；婆罗门、非婆罗门、‘不可接触者’之间壁垒森严——我们就永远无法形成一股足以让殖民政府正视的、统一的政治力量。他们会继续用马德拉斯管区的文官，来制衡孟加拉的‘煽动者’；用穆斯林的疑虑，来抵消印度教知识分子的诉求；用南方的‘忠诚’，来对比北方的‘不安分’。我们必须超越这些人为的分割线。”
R·拉加戈帕拉查理教授缓缓点头，他花白的胡须随着动作微微颤动：“艾耶尔说得切中本质。我在马德拉斯大学教书三十年，见过太多聪明、有抱负的年轻人，他们只强烈认同自己是泰米尔人、泰卢固人，只认同自己的宗教社区或种姓集团，却对‘印度人’（Indian）这个更大的政治与文化身份，感到模糊、疏离甚至排斥。这正是英国殖民教育与社会政策最成功、也最致命的地方——他们系统性地削弱、拆解了我们对一个统一文明实体的集体记忆与认同感，让我们忘记了，在多样性的表象之下，我们本是一个拥有共同历史命运的民族。”
“但我们本来就不是一个单一民族啊！” K·维雷萨林加姆插话道，他年轻气盛，身体微微前倾，眼中闪着辩论的光芒，“泰米尔人拥有超过三千年的连续文学与文明史，桑伽姆文学（Sangam literature）的古老与精美，朱罗王朝（Chola）的海上帝国遗产，都是独一无二的！泰卢固人有伟大的毗奢耶那伽罗帝国（Vijayanagara）和灿烂的泰卢固语文学！马拉雅拉姆人有高度发达的古典艺术与独特的母系社会传统！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放弃或淡化这些珍贵的地方身份与文化特质，去拥抱一个抽象的、甚至可能被北印度文化主导的‘印度’概念？这难道不是另一种形式的文化同质化吗？”
办公室陷入短暂的沉默。维雷萨林加姆提出的，正是南印度早期民族主义运动中最核心、最敏感的内在张力：如何在珍视、捍卫高度发达的地方语言文化认同的同时，构建一个能够有效对抗殖民统治的、泛印度的政治民族认同？这不仅是理论问题，更是现实政治策略的根本抉择。
艾耶尔站起身，走到墙边挂着的一幅大型印度地图前。这不是英国官方出版的、标注着各省边界和铁路线的标准地图，而是他自己请人精心绘制的。上面用不同颜色的线条和水彩，细致地标注了印度次大陆上主要的语言区域、历史文化圈、古代王朝疆域，以及各宗教圣地的分布。
“请看这里，”他用手指从地图底部的马德拉斯（金奈）开始，缓缓向上移动，经过孟加拉湾沿岸，指向加尔各答，再向西划过恒河平原，指向德里，最后向西北延伸到拉合尔。“英国人统治的，不是一个个孤立的‘泰米尔纳德’、‘安得拉’、‘喀拉拉’。他们统治的是一个被他们称为‘英属印度’（British India）的整体。他们在德里建立总督府，在加尔各答设立高等法院，在孟买建设帝国港口，在西姆拉建立夏都。他们的行政、军事、经济、法律体系是一体化的，他们的统治逻辑是全局性的。那么，我们的回应，如果仅仅是各自为战的、地方性的诉求，如何能撼动这个庞然大物？”
他转身，面对围坐在桌边的七个人，目光恳切而坚定。
“我不是说，我们要放弃或削弱我们的地方文化。绝对不。泰米尔语必须继续其文艺复兴，泰卢固文学必须更加繁荣，马拉雅拉姆的艺术与传统必须得到保护与弘扬。但与此同时，在政治层面，我们需要一个更大的框架，一个能团结从科摩林角到开伯尔山口、从古吉拉特到阿萨姆的所有印度人的政治身份与共同纲领。否则，我们永远只能是英国人棋盘上一枚枚被他们随意移动、互相制衡的棋子。只有当我们自己先认同为一个民族，才能以一个民族的声音和力量，去争取一个民族的权利与未来。”
约翰·拉坦，那位基督教校长，谨慎地开口，他的声音温和而清晰：“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完全赞同需要超越地方与宗教分歧的更大团结。但我必须提出我的关切：这个拟议中的协会，其性质是什么？它会是一个印度教色彩浓厚的组织吗？它是否会有意无意地边缘化我们这些宗教少数群体——不仅是基督徒，还有穆斯林、锡克教徒、耆那教徒、帕西人？如果它不能真正包容所有信仰印度为家园的人，那么它所谓的‘民族’团结，就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排斥，重复了英国人的‘分而治之’，只不过划分的标准从种族变成了宗教。”
“这就是协会必须从一开始就明确、反复强调的根本原则。”艾耶尔立刻回应，语气斩钉截铁，“我们要建立的，不是一个‘印度教协会’，不是一个‘泰米尔人协会’，不是一个‘婆罗门协会’。我们要建立的，是一个‘印度人协会’（Indian Association）。不论你信仰什么宗教，说什么语言，来自哪个种姓或地区，只要你认同这片土地为家园，愿意为它的进步、尊严与自治而努力，你就应该被欢迎、被尊重、被赋予平等的成员资格与发言权。任何基于宗教、语言、种姓的歧视或排斥，都是对这个协会宗旨的背叛，也是对我们试图对抗的殖民分治策略的可悲模仿。”
讨论持续了整个上午，咖啡凉了又热，反复添换。最终，八个人——尽管背景、视角、侧重点各异——达成了基本共识：成立“马德拉斯土著协会”（Madras Native Association）。宗旨是：在英国法律允许的框架内，以和平、宪政的方式，为所有印度人争取平等的公民与政治权利，促进印度各语言、宗教、社会群体之间的了解、团结与合作，反对一切形式的歧视与不公。
“但名称为什么一定要用‘土著’（Native）这个词？”维雷萨林加姆问道，他仍对这个带有殖民贬义的词汇有些芥蒂。
“因为我们要正面夺取、重新定义这个词汇。”艾耶尔嘴角浮现一丝意味深长的微笑，“英国人称呼我们为‘natives’，带着居高临下的优越感和文明歧视。我们要把这个词拿过来，擦掉它上面的污名，赋予它尊严、力量与主体性。我们要向英国人，也向我们自己宣告：‘土著’不是低人一等的臣民代名词，我们是这片古老土地的合法、天然的主人（swadeshi）。我们的政治诉求，源于我们是这里的主人，而非寄居者或被征服者。这个词，最能刺痛英国人的神经，也最能唤醒我们印度人自己的主体意识。”
他们决定在一周后，即7月22日，召开协会的成立大会，广泛邀请马德拉斯各界的知名人士、知识分子、商人、社区领袖参加。分工迅速明确：艾耶尔负责起草协会章程和成立宣言；拉加戈帕拉查理教授负责联络学术界、教育界；苏达山负责筹措初始经费并联络商界；维雷萨林加姆负责联络青年学生、律师同行和激进改革者；约翰·拉坦负责联络基督教及其他少数宗教社群；G·苏布拉马尼亚姆负责法律框架审核；T·K·马杜赖负责舆论宣传；C·R·达斯负责会务组织。
“还有一个现实问题，”苏达山提醒道，眉头微皱，“英国人，还有本地的殖民当局，会允许我们成立这样一个具有明显政治色彩的协会吗？他们会不会找借口镇压、取缔，或者从一开始就严密监视、处处设障？”
“根据现行的英印法律，只要我们不公开煽动暴力、不威胁所谓的‘公共秩序’与‘政府安全’，和平的集会、结社、请愿权利，在理论上是受到保障的。”艾耶尔冷静地分析，仿佛在法庭上陈述法律条文，“但你说得对，他们一定会监视、干扰、施压，会用各种或明或暗的手段分化、收买、恐吓。我们要有充分的心理与组织准备。我们的每一步都必须严格在法律框架内，我们的言论必须有理有据，我们的组织必须公开透明。我们要让他们找不到合法镇压的借口。如果他们仍然要打压，那将赤裸裸地暴露他们所谓‘法治’、‘文明统治’的虚伪性，这本身就会成为我们最有力的宣传武器。”
“那就让他们监视好了！”维雷萨林加姆激昂地说，“我们没有任何不可告人的秘密！我们在法律赋予的权利范围内活动，争取的是法律本身应该保障的平等！如果他们连这都要打压，那恰恰证明了我们斗争的必要性与正当性！这只会让更多人觉醒，加入我们！”
会议在一种混合着兴奋、凝重、使命感的气氛中结束。众人陆续离开，开始分头准备。艾耶尔独自留在办公室，窗外已是午后，马德拉斯的阳光炽烈地炙烤着大地，但办公室里因高顶和厚墙而显得相对阴凉。他摊开一大张白纸，提起钢笔，深吸一口气，开始一字一句地起草那份将载入南印度政治史册的协会章程。
他写得很快，笔尖在纸上发出沙沙的摩擦声，如同春蚕食叶。第一章，第一条：“本协会定名为‘马德拉斯土著协会’（Madras Native Association），旨在团结南印度乃至全印度各语言、宗教、种姓群体，通过合法、和平、宪政的途径，争取印度人民在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等一切领域的完全平等权利与尊严，反对并致力于废除一切基于种族、宗教、出生地的歧视性法律、政策与社会习俗。”
他停顿，思考措辞。文字需要坚定地表明立场，但又不能过于激进而予人口实；需要明确目标，但又不能太过具体而限制未来的灵活空间；需要鼓舞人心，但又必须基于现实，避免空洞的口号。这需要政治家的智慧与律师的精准。
写到协会宗旨部分时，他沉吟许久，最终写道：
“一、推动并争取印度人在各级立法、行政机构中获得公平、充分的代表权与参与权。
二、反对并致力于修改或废除一切包含种族、宗教、种姓歧视内容的法律、法规与行政命令。
三、促进印度各语言、宗教、地区、社会群体之间的相互了解、尊重、合作与团结，反对一切形式的分裂与仇恨。
四、通过教育、出版、公共演讲等方式，启蒙与提升民众的政治觉悟、公民意识与民族认同。
五、在英帝国宪政框架与法律允许范围内，以和平、渐进的方式，争取印度最大程度的自治（self-government）权利，并最终实现印度人民管理自身事务的目标。”
“在英帝国宪政框架与法律允许范围内”——这是必要的限制，是生存与发展的策略性外壳。而“争取印度最大程度的自治权利，并最终实现印度人民管理自身事务的目标”——这才是内核，是灵魂，是奋斗的终极方向。这外壳与内核之间的张力，将定义这个协会未来十年、二十年的性质、策略与命运起伏。
写完章程草案，已是黄昏。艾耶尔走到窗前，望着马德拉斯的日落景象。太阳如同一颗巨大的熔金火球，缓缓沉入阿拉伯海的万顷波涛之下，将天空渲染成橙红、绛紫、靛蓝交织的壮丽画卷，海面上碎金万点，波光粼粼。这座拥有超过八十万人口的城市，绝大多数是印度人，但统治权、经济命脉、高级职位、法律特权，都掌握在少数英国人及其依附者手中。印度人辛勤工作，缴纳重税，遵守法律，服从管理，但永远被排斥在权力与决策的核心圈之外。
是时候开始改变了，艾耶尔想。不是通过暴力革命与流血冲突——那在当下只会招致残酷镇压与社会崩溃；而是通过和平、理性、有组织的抗争、启蒙与建设。不是靠一时的愤怒呐喊，而是靠持久的诉求与压力。不是加剧印度社会内部的分裂与对抗，而是努力构建超越分歧的团结与共同行动。这条路或许很长，见效很慢，挫折必然很多。但必须开始。因为开始，是一切可能的前提。
一周后，7月22日，马德拉斯市政厅那间可容纳三百人的主会议厅里，座无虚席。两百多个座位全部坐满，还有一百多人站在后面和两侧的过道里，人群一直蔓延到门口。来的人成分之复杂多元，在马德拉斯历史上前所未有：有身着法袍的律师，有学者气质的教授教师，有精明干练的商人，有手持笔记本的记者，有朝气蓬勃的学生；有泰米尔人、泰卢固人、马拉雅拉姆人、坎纳达人，甚至少数北印度移民；有印度教徒（包括婆罗门和非婆罗门），有穆斯林，有基督徒，有耆那教徒；有高种姓，也有明确标识自己来自“落后阶层”的代表。空气中弥漫着各种语言的低语、香料与汗水的气味，以及一种强烈的期待与不确定感。
艾耶尔站在主席台上，看着台下这黑压压一片、面孔各异的人群，心中涌起极其复杂的情绪：有历史时刻的激动，有重任在肩的凝重，有对未知前路的隐忧，更有一种见证并参与一个民族意识在南印度大地破土萌发的深沉自豪。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他用英语开场——这是正式场合的惯例，也是对在场非泰米尔语者的尊重，但随即迅速切换到流利的泰米尔语，这是南印度的通用语之一，也表明了这个协会的本土根基。“欢迎！欢迎来到马德拉斯土著协会的成立大会！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不是作为彼此分离的泰米尔人、泰卢固人、马拉雅拉姆人、坎纳达人；不是作为信仰各异的印度教徒、穆斯林、基督徒；不是作为出身不同的婆罗门、非婆罗门或其他社会群体。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是作为印度人！作为这片自吠陀时代、桑伽姆时代就孕育了伟大文明的古老土地的儿子与女儿！来共同商讨我们所有人面临的共同处境，探索我们所有人的共同未来！”
掌声响起，起初有些零散、试探，随即迅速变得热烈、持久，仿佛压抑已久的情绪找到了释放的出口。
艾耶尔等待掌声稍歇，继续以清晰、有力的语调说道：“在过去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英国统治给印度带来了不可否认的变化。铁路、电报、现代邮政、西式法律体系、英语教育、近代科学知识的引入——这些都是事实。但同样真实，甚至更为根本的事实是：这个统治是不平等的，是建立在种族特权之上的。印度人缴纳巨额税款，但无权决定这些税款如何使用、用于何处；印度人遵守由英国议会制定的复杂法律，但法律本身就包含着对印度人的系统性歧视条款（比如伊尔伯特法案之争）；印度人努力学习英语、掌握现代知识，但学成之后，在政府、军队、司法的高层职位上，依然面临难以逾越的种族玻璃天花板；印度人的工商业发展，受到英国资本与歧视性政策的重重压制。”
他略微提高声音，目光扫过全场：“今天，我们要问，也必须问：这种状况是合理的吗？是公正的吗？是可持续的吗？印度人永远只能是被动的纳税人、守法者、劳动者，而不能成为治理的参与者、法律的共同制定者、国家未来的决定者吗？印度人永远只能为大英帝国的荣耀与利益服务，而不能为我们自己的家园、人民与文明的复兴而奋斗吗？”
“不！”台下多处爆发出响亮的回应。
“对！不！”艾耶尔接过话头，声音坚定如铁，“所以，我们今天要在这里，成立‘马德拉斯土著协会’！我们要用和平、合法、理性的方式，组织起来，发出我们共同的声音，提出我们明确的诉求，争取印度人与生俱来的平等权利、人格尊严与政治自主！我们要让伦敦的议会、加尔各答的总督府、以及所有统治者都听到、看到、并且不得不认真对待印度人民的声音与意志！”
他宣读了事先起草的协会章程草案，然后开放大会讨论。第一个站起来发言的是K·维雷萨林加姆，他用流利但带泰卢固口音的英语说：
“我完全赞同协会的基本宗旨。但我想强调并补充一点：我们的斗争不能仅限于空洞的政治权利口号。我们必须深入到经济权利这一根本层面。英国的商业垄断、歧视性关税、扼杀性的产业政策，正在系统性地榨干印度的经济血液，阻碍印度民族资本与工业的发展，使印度永远处于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的依附地位。我们要具体地、详细地研究、揭露、并提出针对性的经济改革方案与保护民族工商业的诉求。没有经济独立与繁荣，政治权利将是空洞的，民族尊严也将无从谈起！”
接着站起来的是一位穆斯林大商人，阿里·艾哈迈德（Ali Ahmed），他用沉稳的乌尔都语发言（由旁人翻译成泰米尔语）：“作为一个穆斯林，我支持协会倡导的超越宗教的团结。但现实让我不得不提出关切：在印度，穆斯林人口超过七千万，我们有着独特的文化、法律（属人法）诉求与利益。我希望也要求，协会的领导机构与决策过程中，必须有固定比例或制度性保障的少数宗教群体代表，确保我们的声音不被淹没，我们的合法权益在追求‘共同目标’的过程中不被忽视或牺牲。真正的团结，是尊重差异的团结，而不是多数对少数的吸纳或同化。”
然后是约翰·拉坦，他用平和而清晰的英语说道：“我支持协会包容一切宗教的立场。但我想从另一个角度提出思考：在争取权利的同时，我们是否也应强调作为公民、作为共同体成员的责任与贡献？一个真正的、成熟的公民社会，不仅在于要求国家给予权利，也在于主动承担对社会的责任。协会是否可以考虑，在政治诉求之外，也组织或鼓励一些社会服务与建设性活动？比如，在贫民区开设免费诊所或识字班，在灾荒时组织民间赈济，兴办针对贫困儿童的学校，推动公共卫生改善？通过这些切实的利他行动，我们不仅能真正帮助到最需要帮助的同胞，也能在更广泛的民众中赢得信任、树立榜样，展现我们不仅是‘要求者’，也是‘建设者’，这会让我们的政治诉求拥有更坚实的道德基础与群众基础。”
讨论热烈而有序地进行着。不同背景、不同视角的人轮番上台，提出各自的关切、建议、甚至质疑。有人强调语言文化权利，有人关注农民土地问题，有人呼吁重视劳工权益，有人担忧种姓问题会撕裂协会。尽管视角各异，但基调却出奇地一致：都渴望改变印度人被歧视、被剥削、被忽视的现状，都相信或希望通过有组织的、合法的集体行动，能够推动这种改变。
艾耶尔仔细倾听着每一个人的发言，在笔记本上飞快地记录着要点。他欣慰地发现，尽管大家的出发点和侧重点不同，但核心的诉求与情感是相通的：尊严、平等、自主、公正。这给了他巨大的信心——南印度看似分散的各个社会群体，是可以在“印度人”这个更大的政治与文化身份下找到共鸣、形成合力的。
讨论持续了将近两个小时。最后，艾耶尔做总结发言：
“感谢每一位发言的朋友。我从你们的发言中学到了很多，也深受鼓舞。是的，我们要争取政治权利，也要争取经济正义。我们要包容所有宗教群体，也要主动承担对社会的责任。我们要构建超越地方的民族认同，也要尊重、保护、发展我们多元丰富的地方语言文化。我们要团结，也要在团结中保持各自的特色与活力。这些看似不同的面向，并不矛盾，它们恰恰构成了一个健康、完整的民族运动所必需的多元一体格局。”
他停顿，寻找一个恰当的比喻，目光扫过墙上装饰的南印度传统的复杂几何图案。
“这让我想起我们印度传统艺术中常见的‘曼荼罗’（Mandala）图案。”艾耶尔缓缓说道，声音带着一种哲思的意味，“曼荼罗通常有一个清晰、强大的中心点，象征着宇宙的本源或意识的统一。从这个中心向外，衍生出无穷无尽、复杂精美、变化多端的花纹、图案、符号，代表着现象世界的多样性与丰富性。没有那个坚实的中心，所有的花纹将是散乱、无意义的碎片；而如果只有那个空洞的中心，没有周围绚烂的花纹，曼荼罗也将失去其生命力与美感。中心与花纹，统一与多样，一体与多元，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他环视台下专注聆听的人群：“我们所要构建的印度民族运动，就是一个政治的、社会的曼荼罗。那个中心点，就是我们共同的身份——印度人，以及我们对尊严、平等、自治的共同追求。而那些向外辐射的、多彩的花纹，就是我们各不相同的语言、宗教、文化、地域特色、社会关切。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用心、用智慧、用毅力，来绘制这幅属于我们全体印度人的、伟大的曼荼罗。从中心开始，从我们共同的认同与目标开始，然后耐心地、细致地，将每一片独特的花纹描绘、镶嵌进去。这个过程可能很长，充满挑战，每一步都可能遇到阻力。但每前进一步，我们就离那个更公正、更繁荣、更有尊严、也更丰富多彩的印度近一步！”
他停顿，让这个比喻和愿景在空气中沉淀、回荡。
“现在，”他举起手中的章程草案，声音清晰洪亮，“我们对《马德拉斯土著协会章程》进行表决。同意本章程的会员，请举手！”
台下，手臂如同雨后春笋般，齐刷刷地举起，形成一片手臂的森林。艾耶尔目光缓缓扫过全场，估计举手者超过百分之九十五。
“反对的，请举手。”
无人举手。会场一片寂静。
“弃权的，请举手。”
有零星几个人举起了手。
艾耶尔用力敲下手中的小木槌，声音在安静的会场中清脆地回荡：“章程，通过！我宣布——马德拉斯土著协会，于今日，公元1884年7月22日，在马德拉斯市政厅，正式成立！”
会场瞬间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欢呼声、甚至激动的呐喊声。人们纷纷站起来，互相握手、拥抱、拍打肩膀，许多人眼中闪烁着泪光。在这一刻，语言、宗教、种姓、地域的差异似乎暂时消融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生的、强烈的共同体感与共同奋斗的激情。
成立大会后，选举了协会的首届领导机构。S·苏布拉马尼亚·艾耶尔以压倒性票数当选主席。K·维雷萨林加姆、约翰·拉坦、阿里·艾哈迈德、R·拉加戈帕拉查理、P·R·苏达山等七人当选执行委员。协会下设政治、经济、教育、社会服务四个常设委员会，分别负责相关领域的研究、倡议与组织工作。
“我们第一个具体的、公开的行动是什么？”选举结束后，艾耶尔在首次执委会上问道。
“公共集会（Public Meeting）。”维雷萨林加姆毫不犹豫地说，“下周日，在马里纳海滩（Marina Beach）举办我们协会的第一次大型公开集会。向普通市民、工人、农民、小贩宣传协会的理念，解释我们为什么要组织起来。我们要让尽可能多的人知道，有人在为他们发声，为他们争取权益。”
“集会的核心议题呢？”艾耶尔问。
“税收问题。”苏达山接过话头，表情凝重，“今年马德拉斯管区的农业土地税（Ryotwari）又上调了，而且是在去年歉收的背景下。农民苦不堪言，许多小农面临破产。我们可以以此作为典型案例，具体说明印度人在经济上受到的不公与压榨。议题具体，才能引起共鸣。”
“好。”艾耶尔点头，“维雷萨林加姆，你负责准备主演讲，要数据详实、逻辑清晰、富有感染力。苏达山，你利用你的商业网络，收集具体的案例、数据、农民的实际负担。约翰，你负责组织会场、维持秩序、安排不同宗教人士的简短发言。阿里，请你负责联络穆斯林社区，鼓励他们参与。其他人，分工协助宣传、动员。我们要让这次集会，成为马德拉斯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跨社群的政治诉求表达。”
8月3日，星期日，马里纳海滩。这里是马德拉斯最大、最著名的公共空间，绵长的沙滩面对着浩瀚的孟加拉湾，平时是市民散步、嬉戏、社交的场所。今天，海滩中段搭起了一个简易的木制讲台，周围聚集了上千名民众。有好奇的市民，有协会的支持者与成员，有闻讯赶来的农民、小贩、工人，也有混在人群中、目光警惕的便衣警察。
下午四点，集会正式开始。K·维雷萨林加姆第一个登上讲台。他脱掉了西装外套，只穿着白衬衫，更显得精干。他面对人群，用洪亮的泰米尔语开场：
“兄弟们！姐妹们！今天，我想和大家谈一个看起来复杂，但其实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的简单问题——税收（Kadamai）！”
他举起手中一厚叠文件：“这是我从政府公报和民间调查中整理的，关于马德拉斯管区今年税收的报告！印度农民缴纳的农业土地税，在去年歉收、粮价下跌的情况下，反而比前年增加了百分之十五！为什么？因为英国政府要在缅甸（今缅甸）进行一场新的殖民战争，需要额外的军费！缅甸的战争，关我们马德拉斯农民什么事？为什么要用我们的血汗钱，去支付他们的帝国扩张费用？”
台下响起一阵愤慨的低语和议论。
“不止农业税！”维雷萨林加姆继续，声音更加激昂，“还有盐税！英国法律规定，我们印度人不能自己晒盐、制盐，必须购买由英国东印度公司（及其继承者）垄断经营的盐，并且要缴纳高额的盐税！为什么？因为盐是生活必需品，每个人、每一天都要吃盐！垄断盐业，就能确保从每一个印度人——无论你是富人还是乞丐——口袋里，稳定地榨取利润！我们辛辛苦苦挣来的每一个安那、每一个拜沙，都有一部分，通过这看不见的盐税，流进了英国商人和英国国库的口袋！”
他出示了另一份数据图表：“根据统计，一个马德拉斯的中等农民家庭，其平均收入的百分之三十，要用来缴纳各种直接和间接税！而一个在印度的英国家庭，平均税负只有百分之五左右！为什么有如此巨大的差距？因为法律是英国人制定的，他们制定了对自己有利的税法！他们用我们的钱，养他们的军队，建他们的铁路（主要服务于商业和军事），支付他们高薪的官员！”
“这不公平！（Idhu nermai alla!）”台下有人忍不住高声喊道。
“对！不公平！”维雷萨林加姆接过话头，声音因激动而有些嘶哑，“但如果我们继续沉默，如果我们不发出声音，这种不公平就会一直继续、变本加厉！今天农业税涨百分之十五，明天可能涨百分之三十！今天盐税高，明天可能更高！因为沉默等于默许，忍受等于鼓励！”
他转向具体的政策建议，语气坚定：“因此，我们马德拉斯土著协会，代表今天在这里的，以及所有未能到场的同胞，提出我们明确的要求：第一，征税必须经过同意！印度人纳税，就应该有权利知道这些钱怎么用、用在哪里，就应该有代表参与征税和预算的讨论与决定！第二，立即废除盐业垄断和歧视性盐税！允许印度人自由、合法地生产、销售食盐，这是基本的经济权利！第三，建立公平、透明、累进的税制！让所有人——不论种族、宗教——都按照实际能力纳税，而不是让贫困的印度农民背负最沉重的负担！”
掌声再次热烈响起。维雷萨林加姆的演讲数据扎实、逻辑清晰、情感充沛，深深触动了在场许多人的切身之痛。
接着，约翰·拉坦上台，他从基督教“爱邻如己”、“行公义、好怜悯”的教义角度，阐述了公民责任与社会正义的关系。然后是阿里·艾哈迈德，从伊斯兰教强调的“公正”（Adl）与“公益”（Maslaha）观念出发，论述经济剥削的不义与团结抗争的必要。不同宗教背景的发言，从不同的精神资源出发，却共同指向了社会公正与权利平等的现实诉求，这本身就具有强大的象征与团结意义。
集会进行到一半时，发生了意外。一群大约二三十人、手持“忠于女王”（Loyal to the Queen）、“反对煽动”（No Sedition）英文标语的反对者（事后查明多是受雇于某些英商或本地保守势力的闲汉），叫嚷着冲进会场，试图冲击讲台，与协会的维持秩序志愿者发生推搡、冲突。
混在人群中的便衣警察立刻介入，试图隔开双方，现场一时大乱，妇女儿童的惊叫声响起。
艾耶尔此时快步走上讲台，举起双手，用泰米尔语和英语反复高喊：“安静！请大家保持安静！不要冲突！”
人群在他的呼喊和警察的干预下，逐渐平静下来。艾耶尔目光平静地看着那群反对者的头目，一个满脸横肉的印度男子。
“你们举着‘忠于女王’的标语。”艾耶尔用清晰的英语说，确保所有人，包括便衣警察都能听清，“但女王的法律，明确保障公民和平集会与表达诉求的权利。我们今天在这里，正是行使这份法律赋予的权利。如果你们认为我们的集会或言论违法，可以向警察举报，或去法院起诉。但用暴力干扰合法的和平集会，你们的行为本身就涉嫌违法。”
“你们是在煽动！是叛乱（sedition）！”那个头目色厉内荏地喊道。
“我们是在讨论税收政策，是在提出关于经济公平的请愿。”艾耶尔冷静地反驳，“税收是法律问题，是公共政策问题，是每一个纳税人都有权关心和讨论的问题。这不是叛乱。如果你对税收、对我们的具体诉求有不同看法，我们欢迎你上台，给你五分钟时间，陈述你的观点。让我们用道理、用事实来说服彼此，而不是用拳头和叫骂。暴力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会制造更多问题，让亲者痛、仇者快。”
他转向协会的组织者：“给这位先生和他的同伴五分钟发言时间。请大家保持秩序，倾听不同声音。”
那群反对者完全没料到会是这种回应，愣住了。那个头目在众人目光和警察的注视下，支吾了几句，最终挥挥手，带着人灰溜溜地撤走了。集会得以继续。
这个小插曲，反而意外地增强了集会的效果与协会的形象。民众看到，协会的领导人临危不乱、有理有节，既坚持原则，又尊重对方的发言权，展现出一种超越街头殴斗的理性与自信。这种从容与坚定，赢得了更多旁观者的尊重与同情。
集会结束时，艾耶尔做总结：
“今天，我们讨论了税收这个具体而紧迫的问题。但这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我们还会讨论教育、医疗、就业、法律公正、民族工业发展等方方面面的问题。我们相信，通过和平的讨论、理性的建议、持续不断的努力，改变是可能的。也许不会立刻发生，也许会遇到许多挫折。但只要我们坚持，只要我们团结，总有一天，公正的天平会向我们倾斜。”
“我们需要你们的支持，”他看着台下一张张或激动、或沉思、或期待的面孔，“不一定是金钱的支持——虽然协会的运作需要经费。我们更需要道义的支持，是传播的支持。请把你们今天听到的、思考的，告诉你们的家人、朋友、邻居、同事。让更多人知道，有人在为他们争取权利。让更多人加入讨论，形成共识。当千千万万人开始思考同一个问题，发出同一种声音时，那种力量，是任何统治者都无法忽视、无法抗拒的！”
集会结束了，但它的影响如同石子投入池塘，涟漪开始扩散。次日，马德拉斯几家主要报纸报道了这次集会。《印度教徒报》（The Hindu）详细刊登了演讲要点和现场情况；《马德拉斯时报》（Madras Times）英文版发了简讯；而亲英的《英国人报》（The Englishman）则发表评论，指责集会“煽动不满情绪”、“可能破坏社会稳定”，但也不得不承认集会“总体和平”、“未发生严重骚乱”。
在殖民政府办公室，马德拉斯省督弗雷德里克·丹尼森爵士（Sir Frederick Denison）仔细阅读了警察的详细报告和几份报纸的剪报。他六十岁，在印度任职三十五年，从低级文官一路升至省督，深谙殖民统治的平衡术。
“这个新成立的‘土著协会’，依你看，危险性有多大？”他问侍立一旁的警察总监。
“从目前掌握的情报和公开活动看，总督阁下，”警察总监谨慎地选择措辞，“他们严格将自己限定在现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他们的诉求聚焦于具体政策（税收、教育等），避免直接攻击女王或英国统治的根本合法性。他们的组织者，如艾耶尔，是知名律师，熟知法律红线。但，他们确实在系统性地动员民众，提升民众的政治意识，这在长远看，存在潜在风险。他们强调的‘印度人’认同，如果广泛传播，可能削弱我们对不同群体的分治控制。”
丹尼森沉思片刻，缓缓踱步到窗前，望着外面总督府前修剪整齐的草坪。
“监视，保持密切监视。”他最终指示，“记录他们的主要成员、活动、资金来源、言论。但只要他们不公开违法，不煽动暴力，不直接质疑女王政府的权威，就不要采取公开打压行动。有时候，让社会不满有一个合法、可控的宣泄出口，反而能防止其积累成地下的、暴力的反抗。但红线必须明确：任何试图推翻英国统治、煽动种族仇恨或宗教暴力、破坏‘法律与秩序’的言行，必须立即、坚决制止。明白吗？”
“完全明白，阁下。”警察总监躬身道。
丹尼森挥挥手，示意他退下。独自站在窗前，这位老练的总督心中清楚：马德拉斯土著协会的出现，是英属印度统治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标志。不满不再仅仅是零星的、地方性的骚动，而是开始组织化、理论化、跨地区联动。应对这种新型的挑战，需要比过去更精细、更复杂的统治技巧。镇压可能制造烈士，放任可能坐大威胁。或许，有限度的包容加上清晰的红线威慑，配合分化、拉拢等传统手段，是现阶段的最佳策略。关键在于维持那个微妙的平衡——既让协会觉得有活动空间，又不让其威胁到统治的根本。这个平衡很难，但必须维持。因为一旦失衡，帝国的基石就可能松动。
协会成立三个月后，各项工作全面展开。政治委员会广泛收集民众诉求，起草关于立法会议印度代表名额、反对种族歧视法律的请愿书；经济委员会深入研究土地税、盐税、关税政策，撰写改革报告，呼吁保护印度民族工商业；教育委员会在工人聚居区和城郊组织成人识字夜校，编写通俗的政治启蒙读物；社会服务委员会则在贫民区开设了每周两次的免费义诊点，并开始筹划在水灾频繁地区建立民间互助基金。
艾耶尔每天工作到深夜。白天，他在高等法院处理堆积如山的案件，在法庭上为当事人辩护；夜晚，他在书房或协会的临时办公室，处理各种文件、信件、会议记录，与执委们商讨策略，接待各方来访者。他的妻子拉克希米（Lakshmi）担心他的健康，常常炖好补品，等他到深夜。
“等协会走上正轨，我就不用这么忙了。”艾耶尔总是这样安慰妻子。
“你总是这么说。”拉克希米温柔地嗔怪，眼中满是心疼，“但我知道，这件事永远做不完。因为你不是在经营一个店铺或事务所，你是在唤醒一个民族的意识。而唤醒一个民族，是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工作。你的担子，只会越来越重。”
10月的一天，协会遇到了第一个内部危机。在执委会上，K·维雷萨林加姆提出了一项激进的行动建议：组织一次全南印度范围的“罢市”（Hartal）抗议，反对英国殖民政府即将在马德拉斯管区实施的、进一步加重农民负担的新土地税法草案。
“新税法草案我们已经分析过，它将使中等农户的税负再增百分之十，这将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维雷萨林加姆激动地说，手指敲击着桌面，“仅仅靠请愿、报纸文章、公共演讲，英国人根本不会认真对待！我们必须展示民众的力量！组织全城、乃至全管区的商户罢市、学生罢课、工人罢工一天，让经济和社会生活短暂停顿，让英国人清楚看到，如果无视我们的诉求，他们将面临什么！和平的罢市，是非暴力反抗的有力武器！”
“但罢市的风险极高，维雷萨林加姆！”约翰·拉坦立刻表示担忧，“首先，它会直接伤害那些小商贩、人力车夫、日结劳工，他们一天没有收入，可能全家就要挨饿。我们争取权利，不能以底层同胞的生计为代价。其次，一旦大规模人群聚集、情绪激动，极易发生骚乱、打砸抢，甚至与警察发生暴力冲突。那样的话，我们就会从正义的抗议者，变成破坏秩序的‘暴民’，英国人就有了充分借口进行严厉镇压，协会也可能被取缔。这会不会是得不偿失？”
“我们可以组织严格的纠察队（picket），维持秩序，防止暴力！”维雷萨林加姆争辩道。
“纠察队本身就可能与试图强行开店的商家或维持秩序的警察发生冲突！”阿里·艾哈迈德也加入反对行列，“而且，罢市这种激烈形式，可能会吓退许多目前同情我们但害怕激烈对抗的中产阶级、商人。我们刚刚建立起的广泛联盟，可能会因此分裂。”
争论异常激烈。艾耶尔静静地听着双方的论点，等所有人都表达了意见，他才缓缓开口：
“维雷萨林加姆说得对，我们需要在合适的时机，展示我们的力量与决心。约翰和阿里说得也对，我们必须极其谨慎地评估风险，保护民众利益，维护协会的合法性与团结。那么，有没有一种方式，既能有力地表达抗议，又能最大限度地控制风险、保持和平、争取更广泛支持呢？”
他沉思片刻，目光扫过在座每一张紧张的脸。
“我提议，我们组织一场‘和平请愿日’（Peaceful Petition Day），而不是‘罢市日’。”艾耶尔清晰地阐述他的构想，“在这一天，我们鼓励而非强迫全城的商家、作坊、学校、市民，以和平、有序、富有创意的方式表达抗议。比如，商家可以在店铺门口悬挂用泰米尔文、英文书写的请愿标语（如‘反对加税’、‘税收要公平’）；市民可以自发穿上各自的传统服装上街，形成无声的文化展示与身份宣示；我们在全城设立几十个固定的‘请愿点’，组织志愿者，征集民众签名，最终形成一份有数万、乃至数十万签名的巨型请愿书，选派各界代表，庄严地递交给省督府。这样，我们展示了民众的广泛参与与坚定态度，避免了经济生活的中断与暴力风险，保持了行动的完全合法与和平性质。这种沉默但宏大的、文明的压力，可能比一时的激烈对抗，更具持久的心理与政治冲击力。”
执委会进行了投票表决。最终，艾耶尔的折中方案以五票赞成、三票反对获得通过。维雷萨林加姆虽然失望，但尊重了民主程序的结果。
“和平请愿日”定在11月1日。协会动员了全部力量，印制了数万份标语和传单，培训了数百名志愿者，深入各个社区、市场、行会进行宣传动员。到那一天，马德拉斯全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景象：成千上万家店铺门口，飘扬着用各种布料、纸张制作的请愿标语；数万市民——包括许多平日深居简出的妇女——穿着泰米尔、泰卢固、马拉雅拉姆等地的鲜艳传统服装，安静地走在街头，形成流动的文化彩虹；在主要广场、庙宇前、市场入口设立的五十多个“请愿点”前，人们排着长队，秩序井然地签名或按手印。没有口号，没有骚动，只有一种深沉、坚定、文明的集体表达。
这种沉默的力量，比喧嚣的呐喊更让殖民当局不安。英国官员们站在办公室窗前，或坐着马车穿行街市，看着这前所未有的景象，感到一种陌生的压力。这不是他们熟悉的印度——要么是温顺的服从，要么是局部的、暴力的反抗。这是一种新的、难以简单归类的抵抗形式：和平的、有组织的、持久的、文明的，却无处不在。
省督丹尼森爵士收到了那份厚达五百多页、用精美锦盒装着的巨型请愿书，上面有超过八万七千个亲笔签名或手印。他连夜召开紧急会议。
“我们不能让步！”税务官激动地说，“这是赤裸裸的政治要挟！一旦我们在税收这样的核心权力上示弱，他们就会得寸进尺，下一步就会要求立法权、行政权！”
“但我们也不能无视！”警察总监反驳，指着那份沉重的请愿书，“八万七千人！这还不是全部参与者！而且他们的方式完全合法，我们找不到任何法律依据进行镇压或指控！如果我们因为民众和平、合法地表达诉求就镇压，那我们在道义上就彻底破产了，会给伦敦的反对派和国际舆论留下极坏的把柄！但如果我们完全无视，统治的权威和民众的敬畏就会受损，这种和平抗议可能会常态化，成为我们的长期麻烦。”
“这就是问题的棘手所在，”丹尼森苦笑，揉着发疼的太阳穴，“他们学会了用我们的法律、我们的价值观（至少是表面宣扬的）来对付我们。如果我们反应过度，我们就输了道义；如果我们毫无反应，我们就输了权威。也许……有限度的、象征性的妥协，是唯一的出路。既能安抚民众情绪，又不损害统治的根本。”
最终，殖民政府决定“妥协”：新土地税法草案“暂缓实施”，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重新“研究评估”，该委员会将包括“两名”由马德拉斯土著协会推荐的印度人代表。这不是真正的胜利，税法的根本原则未变；但也不是失败，它标志着殖民政府第一次被迫正式承认并“听取”一个有组织的印度政治团体的集体诉求。
协会召开了庆祝与总结大会。虽然成果有限，但象征意义和示范效应巨大：他们证明了，和平、合法、有组织的集体行动，确实可以影响、迫使殖民政府做出政策层面的调整。这给了所有参与者和观望者巨大的信心。
“这只是一个开始，”艾耶尔在庆祝会上冷静地提醒大家，“我们让政府听到了我们的声音，接下来，我们要让政府按照我们的合理建议去行动。这需要更多的工作，更长时间的坚持，更广泛的动员。但我们有耐心，因为我们相信，正义在我们这边，历史的潮流在我们这边，人民最终觉醒的力量，在我们这边。”
那天深夜，艾耶尔很晚才回到家中。妻子拉克希米仍在油灯下等着他，桌上摆着早已凉透的晚餐。
“对不起，又回来这么晚。”艾耶尔歉意地说，脸上是深深的疲惫，眼中却闪着光。
妻子摇摇头，起身去热饭菜：“我知道你在做很重要的事。但别忘了，你也是肉身，需要休息，需要健康。”
“等协会更稳定些，等年轻人能更多地挑起重担……”艾耶尔习惯性地说。
“你总是这么说。”拉克希米温柔地打断他，将热好的饭菜端到他面前，眼中是理解与深深的爱，“但我知道，这件事没有尽头。因为你不是在建立一个组织，你是在参与唤醒一个沉睡千年的巨人。而唤醒一个巨人，是一生，甚至几代人的志业。你的担子，只会随着觉醒的人越多，而变得越重。但我为你骄傲，我的丈夫。”
艾耶尔握住妻子粗糙却温暖的手，眼眶湿润了。“你说得对。这是一生的工作。也许我这一生，都看不到树苗长成参天大树的那一天。但至少，我种下了种子，浇了第一瓢水。后面的人会继续浇水、施肥、修剪。就像种树，种树的人可能看不到树荫，但享受树荫的人，会记得那里曾经有一片需要开垦的土地，和第一个挥动锄头的人。”
他望向窗外，马德拉斯的夜空，星辰在薄云后时隐时现，如同历史中明灭不定的希望。
“有时候我会想，一百年后，马德拉斯会是什么样子？印度会是什么样子？那时的人们，还会记得1884年的这个夏天，在马德拉斯市政厅和马里纳海滩，有一群来自不同背景的人，开始尝试用和平、理性的方式，组织起来，为一个叫做‘印度’的共同家园的尊严与未来而发声、奋斗吗？他们会如何评价我们今天的努力，哪怕是那些幼稚的、充满妥协的、效果有限的努力？”
“他们会记得的，”拉克希米轻声而坚定地说，依偎在丈夫肩头，“因为历史不会轻易遗忘那些在漫漫长夜中，最早尝试点燃火把的人。即使他们的名字被岁月的尘埃掩埋，他们点燃的那一点光，以及那光照亮的道路，会被后来者看见、记住、并沿着走下去。你种下的种子，会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在你不知道的时刻，破土、发芽、生长、开花、结果。然后，新的种子又会落下……这就是奋斗的意义，不是吗？不是个人的荣辱，而是生命与理想的传递。”
艾耶尔紧紧握住妻子的手，泪水终于无声滑落。是的，这就是意义。马德拉斯土著协会，只是南印度政治觉醒漫长征程中，一个微小却明亮的起点。但起点的方向，一旦被无数人看清并追随，终将汇成不可阻挡的历史洪流。
因为，当亿万人开始望向同一个方向，历史的潮汐，终将因他们目光的重量而改变流向。
而这一切，从1884年马德拉斯的那个闷热夏天，从八个人在高等法院办公室的聚会，从一个名为“土著”的协会的成立，开始了。
七律·第1198章
马德拉斯聚群贤，土著协会启新篇。
反对歧视争平等，力推改革求主权。
南印首举民族帜，万众同呼独立言。
星火虽微终燎野，为兴党业奠先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