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42章穆盟联合退
公元1939年10月17日，联合省勒克瑙的省务会议厅里，空气凝重得像一块即将碎裂的玻璃。这是国大党和穆盟在联合省的最后一个联席会议，每个人都知道结局是什么，但每个人都还坐在那里，仿佛只要不站起来，不说出那句话，某些东西就还能维系下去。
长条会议桌被擦得一尘不染，能照见天花板上缓慢旋转的吊扇叶片。桌上按惯例摆着茶点——银质茶壶、细瓷茶杯、小碟装的杏仁饼干。但没有人碰。茶凉了，饼干软了，服务生站在角落里，垂着眼，像一尊木雕。
国大党代表和穆盟代表分坐两侧。中间隔着三盆从英国温室运来的观赏植物，叶子已经开始发黄卷边。没有人浇水，就像这段已经枯萎的合作关系，再浇灌也只是徒劳。
穆盟联合省主席乔杜里·卡利库扎曼坐在左侧首位。他五十八岁，留着精心修剪的灰白胡子，每根胡须都朝着精确的角度。今天他穿着传统的穆斯林长袍，外面罩一件深棕色开襟外套，手指上戴着一枚祖传的绿松石戒指。从会议开始到现在，他一直沉默着，只是用手指摩挲着一串琥珀念珠。珠子碰撞发出细碎的声响，嗒，嗒，嗒，像倒计时的秒针。
他的目光偶尔飘向窗外。院子里，那棵他两年前刚上任时亲手种下的菩提树苗，叶子已经掉光了。十月的寒风把光秃的枝条吹得微微摇晃，在灰蒙蒙的天空背景下，像一只瘦骨嶙峋的手，徒劳地想要抓住什么。
“乔杜里萨赫布。”坐在对面的潘特终于开口，声音低沉，带着熬夜后的沙哑。他用了敬语后缀，这是他们共事两年来形成的默契。平时他们互称“潘特吉”和“卡利库扎曼萨赫布”，带着一种在工作中磨合出来的、超越党派的亲近。但今天，这亲近正在迅速冷却。
卡利库扎曼抬起眼，琥珀珠子在指间停住了。
“我们在一起工作了两年。”潘特继续说，手指无意识地在桌面上划着圈，“我们一起做了很多事。在穆斯林聚居区建了六所小学，三间诊所。在勒克瑙老城修复了那座十六世纪的清真寺。我们一起减了地租，废了人头税。那些孩子们——”他顿了顿，从公文包里拿出一沓照片，推到桌子中央，“那些孩子们现在能写出自己的名字。他们的母亲能在诊所里免费拿到奎宁，不用再眼睁睁看着孩子死于疟疾。”
照片散落在桌上。一张是一个戴头巾的穆斯林小女孩，举着练习本，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乌尔都语字母。一张是一个老妇人握着年轻医生的手，泪流满面。一张是清真寺修复后的全貌，白色的穹顶在阳光下泛着柔和的光。
卡利库扎曼看着那些照片，看了很久。然后他缓缓伸出手，拿起最上面那张小女孩的照片。他的手指在颤抖，很轻微，但潘特看见了。
“潘特吉，”卡利库扎曼终于开口，声音很慢，像把每个词都放在舌尖上掂量过才吐出来，“你说的都对。我们确实一起做了很多事。在那些新建的小学里，有百分之八十的学生是穆斯林。在那三间诊所，救治的病人里穆斯林占了七成。我感激你，真心感激。”
他放下照片，抬起眼睛，直视潘特：“可你知道，在那些小学里，新聘的十三个教师，十二个是印度教徒。只有一个穆斯林，教乌尔都语的，还是兼职。你知道在清真寺旁边那所学校，校歌里没有一句提到先知，没有一句提到‘真主至大’。你知道在地方税务所，穆斯林职员永远坐在靠门的位置，晋升永远排在印度教徒后面。”
他每说一句，就停顿一下，让那句话在空气中沉淀。会议室里静得可怕，连吊扇转动的声音都显得刺耳。
“不是哪一件事特别大。”卡利库扎曼的声音依然平静，但平静之下有什么东西在翻涌，“是一件一件的小事，像雨水一样，一滴，一滴，滴在我们心上。滴了两年。”
潘特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指。他知道卡利库扎曼说的那些“小事”确实存在。他知道在基层，很多国大党干部是虔诚的印度教徒，他们下意识地排斥穆斯林的文化符号。他训诫过他们，处罚过几个特别过分的，但他管不住每个人心里那点隐秘的偏见。那些偏见像空气一样，看不见摸不着，但它就在那里，呼吸之间，无孔不入。
坐在潘特旁边的夏斯特里忍不住开口：“卡利库扎曼萨赫布，我们已经尽力了。基层的情况很复杂，有些事……”
“有些事你们控制不了，我理解。”卡利库扎曼打断他，语气依然温和，但温和里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决绝，“就像我们控制不了那些在集会上高喊‘印度是印度教徒的印度’的极端分子。就像我们控制不了那些在清真寺外涂写侮辱性标语的人。就像我们控制不了那些在市场上故意不卖肉给穆斯林的商贩。”
他环视在座的国大党代表，目光从一张脸移到另一张脸：“你们说这是‘少数人’的行为。但就是这些‘少数人’，在穆斯林聚居区放火，打断穆斯林的腿，往清真寺的水井里扔死猪。而警察呢？警察总是‘晚到一步’，总是‘证据不足’，总是‘正在调查’。”
潘特想说什么，但卡利库扎曼抬手制止了他。
“潘特吉，我不怪你个人。我知道你是个正直的人。但我必须告诉你一件事。”卡利库扎曼从怀里掏出一个信封，抽出几张纸，“这是我三天前收到的。来自我家乡，阿扎姆加尔的一个小村庄。我侄子写来的。”
他把信纸推到桌子中央。纸上用乌尔都语写着歪歪扭扭的字，有些地方被水渍晕开了，也许是泪水。
“我念一段。”卡利库扎曼戴上眼镜，声音开始颤抖，“‘叔叔，上周五主麻日，我们做完礼拜出来，发现清真寺大门上被人用牛粪涂了字。我们去找村长，村长是印度教徒，他说他会调查。第二天，我儿子去上学，被几个高年级的印度教学生堵在路上，逼他吃猪肉。他不吃，他们打他，打断了他两颗牙。我去学校找老师，老师说孩子们打闹而已。我去报警，警察说没有证人。叔叔，这就是我们得到的新印度吗？’”
念完最后一句，卡利库扎曼摘下眼镜，用指尖按了按眼角。他没有哭，但他的眼眶红了。
“这不是个例。”他把信纸放下，声音恢复了平静，但那平静更像是在压抑着什么，“过去两个月，我收到了二十七封这样的信。来自联合省各地。被打的，被抢的，房子被烧的，女儿被骚扰的。每一封我都亲自回信，说我们会处理，会调查，会还你们公道。但我心里知道，我处理不了。因为这不是法律问题，这是人心问题。而人心里的偏见，是法律管不了的。”
会议室里一片死寂。窗外的风更大了，吹得菩提树苗的枝条剧烈摇晃，像在挣扎，又像在告别。
潘特感到喉咙发干。他想喝水，但茶杯里的水已经凉透了。他想起去年发生的一件事。在法扎巴德，一个穆斯林小贩和印度教顾客发生争执，顾客叫来一群人，把小贩的摊子砸了，人打进了医院。地方警察局局长是印度教徒，拖了半个月才立案，最后以“斗殴”结案，双方各打五十大板。潘特知道后很生气，把局长叫来训斥，局长委屈地说：“长官，这种事情天天有，我要是每个都严办，警察局早被拆了。”
当时潘特觉得局长是在推诿。现在他忽然明白了，局长说的是实话。这种事情天天有，在市场的角落里，在学校的操场上，在村庄的水井边。微小，琐碎，但无处不在。像无数根细小的刺，扎在肉里，不致命，但每动一下都疼。
“所以你们要退出？”潘特最终问，声音很轻。
卡利库扎曼点点头，没有立即说话。他重新拿起那串琥珀念珠，一颗一颗地捻过去。珠子碰撞的嗒嗒声，在寂静的会议室里格外清晰。
“这不是一时的冲动。”他说，眼睛看着念珠，而不是看潘特，“我们内部讨论了三个月。每一次暴力事件发生，每一次歧视事件曝光，穆盟内部要求退出联合政府的声音就大一分。真纳萨赫布在德里劝我们要忍耐，要顾全大局。我们忍了。但忍耐是有极限的。”
他抬起头，目光越过潘特，望向窗外那棵光秃的菩提树苗：“潘特吉，你还记得两年前我们刚组建联合政府时，在这里种下这棵树吗？那天阳光很好，我们俩一起挖的坑，一起填的土，一起浇的水。你说，希望这棵树能长得又高又大，像我们的合作一样。”
潘特记得。那天是1937年7月的一个早晨，天空是干净的蓝色，没有一丝云。他和卡利库扎曼都穿着简单的白布衣，卷着袖子，在院子里挖坑。土很硬，他们轮流挖，汗流浃背。树种下去后，卡利库扎曼用乌尔都语念了一段《古兰经》，潘特用梵语念了一段《吠陀》。然后他们相视而笑，说这是“印度教-穆斯林团结的象征”。
“树还在。”卡利库扎曼轻声说，“但我们，要散了。”
他站起身，椅子向后移动，发出刺耳的刮擦声。其他人也跟着站起来。国大党代表们脸色凝重，穆盟代表们表情复杂——有解脱，有不舍，有决绝，也有悲伤。
卡利库扎曼走到门口，手放在门把上，停住了。他没有回头，背对着所有人，说了一段话。声音很低，像是在自言自语，但每个人都听见了：
“克什米尔有一句古老的谚语：‘我们曾在同一颗树下乘凉，分享同一块馕饼。现在树还在，馕饼还有，但我们散了。’”
他推开门，走了出去。门在他身后轻轻合上。不是摔上的，是轻轻地、几乎无声地合上。但那一合，合上的不只是一扇会议室的门，是一道历史的闸门。从那以后，在联合省，在印度，国大党和穆盟再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合作。
潘特站在原地，看着那扇关上的门，看了很久。然后他走到窗前，看着卡利库扎曼走出大楼，走向停在院子里的汽车。司机为他开门，他坐进去，车缓缓驶出大门，消失在街角。
风吹进来，带着深秋的寒意。潘特打了个冷颤。他低头看桌上的照片，那些笑脸，那些希望，那些刚刚开始就戛然而止的梦想。他忽然感到一阵巨大的疲惫，从骨头深处涌上来，几乎要把他压垮。
夏斯特里走到他身边，拍拍他的肩：“潘特吉……”
“我知道。”潘特打断他，声音沙哑，“我都知道。但知道又有什么用？我们救不了那棵树。”
他最后看了一眼窗外。那棵菩提树苗在寒风中颤抖，光秃的枝条指向灰暗的天空，像一个无声的质问，也像一个提前到来的墓志铭。
消息是第二天传到德里老城一间低矮民房里的。
阿卜杜拉·汗坐在破旧的收音机前，耳朵几乎贴到喇叭上。收音机是老式的菲利普牌，是他父亲留下的遗物，杂音很大，要很仔细才能听清。但今天，广播里的每一个字他都听清了：
“……穆盟联合省分部正式宣布退出联合政府。主席乔杜里·卡利库扎曼在声明中说，国大党在基层的排穆行为已经无法容忍……这是继孟买、中央省之后，第三个穆盟退出联合政府的省份……真纳呼吁全印穆斯林保持冷静……”
阿卜杜拉关掉收音机，房间里瞬间安静下来。只有窗外传来的市井声：小贩的叫卖，孩子的哭闹，远处清真寺的唤礼声。他二十三岁，刚从阿里格尔穆斯林大学辍学加入政治运动，嘴唇上还只有一层淡淡的绒毛。此刻他感到胸中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苦涩，因为这意味着印穆关系的彻底破裂；激动，因为他隐约感到一个只属于穆斯林的政治前景正在浮现。
“阿卜杜拉！”隔壁传来敲门声，是邻居法鲁克的声音，“你听到广播了吗？”
阿卜杜拉打开门。法鲁克站在门外，手里还拿着木匠用的刨子，木屑沾在胡子上。他是个木匠，三十五岁，手艺很好，但生意一直不好——因为他是穆斯林，很多印度教顾客不愿找他。
“听到了。”阿卜杜拉说，侧身让法鲁克进来。
法鲁克走进这间拥挤的小屋，在唯一的椅子上坐下。椅子的一条腿有点短，他晃了晃，从口袋里掏出个小木片垫上。这个动作他做了无数次，熟练得像呼吸。
“所以我们的孩子将来就不会被欺负了？”法鲁克问，语气里有怀疑，有不安，还有一种不太敢说出口的迷茫，“没了国大党，我们真的能过得更好？”
阿卜杜拉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在大学里读的是政治学，老师讲过民族自决，讲过少数族群权利，讲过联邦制。但那些理论和眼前这个木匠的问题之间，似乎隔着一道深渊。
“真纳萨赫布说，我们需要自己的家园。”阿卜杜拉最终说，声音里带着年轻人才有的那种坚定，“一个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我们制定自己的法律，用自己的语言教学，按自己的方式生活。”
法鲁克低头看着手里的刨子。刨子已经很旧了，刀刃磨了又磨，只剩下窄窄的一条，但依然锋利。他用拇指试了试刃，轻声说：“我父亲是个木匠，我祖父也是。我们家在德里老城住了四代。我爷爷告诉我，他小时候，这条街上住着印度教徒、穆斯林、锡克教徒、基督徒。过节时互相送甜点，谁家有事大家都帮忙。现在呢？”
他抬起头，看着阿卜杜拉：“现在这条街上一半的房子空了。印度教徒搬走了，锡克教徒搬走了，只剩下我们穆斯林。为什么？因为他们害怕。害怕什么？害怕我们？还是害怕那些放火打人的人？”
阿卜杜拉语塞。他想起上周在集市上看到的一幕：一个穆斯林小贩和印度教顾客吵架，很快围了一群人。有人喊“巴基斯坦万岁”，有人喊“印度母亲万岁”。要不是警察来得快，可能就打起来了。他当时站在人群外，看着那些愤怒的脸，忽然觉得很陌生。那些喊口号的人，和他住在同一条街，喝同一口井的水，拜同一个神（虽然名字不同），但现在他们看着彼此的眼神，像看仇人。
“我不知道。”阿卜杜拉最终诚实地说，“我只知道，如果继续这样下去，我们会越来越被排挤。学校不收我们的孩子，工厂不要我们的工人，商店不卖东西给我们。我们需要保护自己。”
法鲁克沉默了很久。窗外传来卖酸奶的小贩的吆喝声：“达希！新鲜的达希！”声音悠长，带着老德里的腔调。这吆喝声一百年没变过，但吆喝声下的城市，正在剧烈地变化。
“阿卜杜拉，”法鲁克站起身，拍拍裤子上的木屑，“我有个女儿，六岁。我想让她上学，让她读书，将来当医生，或者老师。我不想让她一辈子像我一样，靠手艺吃饭，看人脸色。你说，如果我们有了自己的国家，她就能实现这个愿望吗？”
阿卜杜拉看着法鲁克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有一种朴素的、父亲对女儿的期望，那期望如此沉重，让他不敢轻易承诺。
“我不知道。”他再次诚实地说，“但我相信真纳萨赫布。我相信他会给我们一个更好的未来。”
法鲁克点点头，没再说什么。他走到门口，又停住，回头说：“对了，你家大门的合页坏了，我明天来修。这次不要钱。”
他走了。阿卜杜拉关上门，靠在门上，长长地叹了口气。他想起父亲。父亲是个小布商，在老德里开着一家小小的布店，一辈子没参与过政治，只知道起早贪黑守在店里，用尺子量布，用算盘算账，最大的愿望就是多攒点钱，供儿子读完法律，当上律师，光宗耀祖。阿卜杜拉辍学参加政治运动时，父亲三天没跟他说话。后来父亲病重，临终前拉着他的手说：“儿啊，政治是老爷们玩的游戏。我们小老百姓，只想过安稳日子。”
但安稳日子，似乎越来越远了。
阿卜杜拉走到窗边，看着外面的街道。夕阳西下，金色的余晖洒在破旧的房屋上，洒在晾晒的衣物上，洒在玩耍的孩子身上。几个穆斯林孩子和印度教孩子在一起玩弹珠，笑声清脆。也许他们不知道，大人们正在为他们决定一个怎样的未来。
远处，德里红堡的轮廓在暮色中渐渐模糊。那座莫卧儿帝国留下的宫殿，见证过多少帝国的兴衰，多少民族的悲欢。现在，它又将见证一个新的分水岭。
阿卜杜拉忽然想起大学时读过的泰戈尔的诗：
“在世界的溪流中
在时代的波涛中
我只是一滴水
但我有自己的光
尽管微弱
尽管短暂
但我折射过太阳”
他闭上眼，感到一滴眼泪从眼角滑落。为谁而流？他不知道。为那个即将破碎的印度？为那些即将分离的同胞？还是为那个渺茫的、充满不确定的未来？
他不知道。他只知道，历史的车轮已经转动，没有人能让它停下。
就在同一天晚上，在孟买的穆盟集会上，真纳发表了也许是其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演讲。
会场设在克劳福德市场旁边的一片空地上，临时搭建的讲台上方挂着巨大的绿色横幅，上面用乌尔都语写着“穆斯林团结万岁”。台下人山人海，粗略估计有五万人。有穿西装打领带的城市精英，有裹着头巾的旁遮普大地主，有穿长袍的学者，也有衣衫褴褛的贫民。他们来自不同的阶层，说着不同的语言，但此刻都被同一个词凝聚在一起：穆斯林。
真纳站在讲台上，穿着标志性的黑色西装，白衬衫一尘不染，领带打得一丝不苟。聚光灯打在他脸上，那张瘦削、棱角分明的脸在强光下像一尊大理石雕像。他已经六十三岁，头发稀疏，背微微佝偻，但眼睛依然锐利，像鹰。
他没有用激昂的语调，没有挥舞手臂。他说话的方式像一个律师在做结案陈词——冷静，理性，逻辑严密。但每句话都像一把手术刀，精准地剖开问题的核心。
“同胞们，”他开口，声音通过扩音器传遍会场的每个角落，“今天，我要谈一个痛苦但必须面对的事实：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不是同一个民族。”
台下瞬间安静。五万人屏住呼吸，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那个站在聚光灯下的瘦削身影上。
“我们有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历史，不同的法律，不同的社会习俗，甚至不同的历法。”真纳的声音平稳，但每个字都重如千钧，“印度教徒崇拜牛，我们宰牛。印度教徒相信轮回，我们相信末日审判。印度教徒用梵语念经，我们用阿拉伯语祈祷。印度教徒的火葬，我们土葬。我们吃什么，怎么吃，什么时候吃，都不一样。我们怎么结婚，怎么离婚，怎么继承财产，都不一样。”
他停顿了一下，目光缓缓扫过台下无数张仰望的脸：“两个如此不同的民族，怎么可能在同一个国家里和平共处？怎么可能共享同一个政府，同一个宪法，同一个未来？”
台下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有人高喊“真纳万岁”，有人高喊“巴基斯坦万岁”，有人激动得泪流满面。坐在前排的旁遮普大地主们用力点头，脖子上粗大的金链跟着晃动——他们想的是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源，是穆斯林地主的税收应该由穆斯林官员来管，而不是交给德里那群印度教徒出身的官僚。后排的贫苦工人们也欢呼——他们想的是另一回事：如果有了自己的国家，也许工厂不会再因为他们是穆斯林而少发工资，也许孩子上学不会再被歧视。
某种意义上，这些人都在为同一个词欢呼，但在各自心中，那个词所指的方向完全不同。这种微妙的错位，当时没有人细究，但它将在七年后长出无法弥合的裂痕。
真纳等待掌声稍歇，继续说：“我不是在煽动仇恨。相反，我是在避免仇恨。如果两个民族硬要挤在一个屋檐下，结果只能是不断的冲突、暴力、流血。分开，是对彼此都好的选择。在西北部和东北部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建立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制定自己的法律，用自己的语言，按自己的方式生活。这是我们的权利，也是我们的未来。”
“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巴基斯坦！”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声浪几乎要掀翻临时搭建的讲台。
在会场的边缘，一个年轻的英国记者飞快地记录着。他叫詹姆斯·卡梅伦，来自《曼彻斯特卫报》，是少数几个被允许进入会场的非穆斯林记者。他在笔记本上写道：“这不是一场政治集会，这是一场民族的诞生仪式。真纳不是在做演讲，他是在接生一个还未出世的国家。而那个国家的名字，叫巴基斯坦。”
他抬头看了一眼沸腾的人群，又低头写道：“可怕的是，他们说的每一点都是事实。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确实不同，而且差异越来越大。但更可怕的是，一旦这个国家真的诞生，将有多少人流离失所，多少家庭破碎，多少鲜血流淌？没有人问这个问题。或者，问了也没人在意。在民族主义的狂热面前，个体的命运轻如尘埃。”
卡梅伦合上笔记本，悄悄退出会场。外面，孟买的夜晚温暖而潮湿，空气中弥漫着海水的咸味和咖喱的辛辣。街边的小摊还在营业，卖茶的小贩在炭炉前忙碌，卖花环的老妇人向路人招手。生活依然继续，仿佛刚才那场可能改变数百万人命运的演讲，不过是夜晚的一段插曲。
但卡梅伦知道，那不是插曲。那是一道分水岭。从今夜起，印度的历史将走上另一条路，一条无法回头的路。
他走到海边，望着阿拉伯海漆黑的波涛。远处，货轮的灯光在黑暗中明灭，像漂浮的幽灵。他忽然想起在伦敦读书时，一位印度裔教授说过的话：“印度不是分裂的，印度是被分裂的。被英国人，被政客，被我们自己心中的恐惧和贪婪。”
当时他不理解。现在，站在孟买的海边，听着身后隐约传来的“巴基斯坦万岁”的呼喊，他似乎明白了。
恐惧催生隔阂，隔阂催生仇恨，仇恨催生分裂。而分裂一旦开始，就像雪崩，没有人能阻止。
消息传到德里，尼赫鲁在书房里坐了整整一夜。
他没有开灯，就坐在黑暗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雪茄的火光在黑暗中明灭，像一只孤独的眼睛。烟灰缸很快就满了，但他没注意到。
他想起五年前，和真纳的一次长谈。那时他们还在同一个阵营，一起为印度的完全独立奋斗。那是在阿拉哈巴德尼赫鲁家的书房，窗外下着雨，他们喝着茶，讨论独立后的印度该是什么样子。
“一个世俗的民主共和国。”尼赫鲁当时说，“宗教归宗教，政治归政治。每个人，无论信仰什么，都是平等的公民。”
真纳沉默了很久，然后说：“贾瓦哈拉尔，理想很美好。但现实是，在印度，宗教就是政治。你改变不了几千年的传统。强行把不同的人塞进同一个框架里，结果只会是爆炸。”
“那你说怎么办？”
“给穆斯林充分的自治权。在穆斯林占多数的省份，让他们自己管理自己。联邦制，但给予各邦最大程度的自主权。”
“那和分裂有什么区别？”
“区别在于，我们还在同一个国家里。虽然松散，但还是一个国家。”
尼赫鲁当时觉得真纳太悲观了。他相信，随着教育普及，经济发展，宗教的隔阂会逐渐淡化。人们会更认同“印度人”这个身份，而不是“印度教徒”或“穆斯林”。
现在，五年过去了。教育确实普及了一些，经济确实发展了一点。但宗教隔阂不但没有淡化，反而加深了。每次宗教冲突，死的人更多，仇恨更深。而真纳，从“充分的自治权”走到了“建立独立国家”。
是他错了吗？尼赫鲁问自己。是他太天真了吗？是他低估了宗教的力量，高估了理性的力量吗？
他不知道。他只知道，那个他梦想中的、统一的、世俗的印度，正在离他越来越远。而一种他无法理解也无法接受的力量，正在把这个古老的次大陆撕成两半。
窗外传来鸡鸣。天快亮了。尼赫鲁掐灭最后一支雪茄，站起身，走到窗前。东方天际已经泛白，新的一天要开始了。但这一天，和昨天已经不一样了。
门轻轻开了，妻子卡玛拉走进来，手里端着一杯热牛奶。
“你一晚上没睡。”她说，把牛奶放在桌上。
“睡不着。”尼赫鲁说，没有回头。
卡玛拉走到他身边，和他一起看着窗外的黎明。晨光从东方地平线漫上来，一点一点染红天空，像血，又像火。
“会打仗吗？”卡玛拉轻声问。
尼赫鲁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不知道。但我希望不会。已经打了一场世界大战，死了几千万人。不能再打了。”
“可如果他们要分裂……”
“那就分吧。”尼赫鲁的声音突然变得疲惫不堪，“如果在一起只会互相伤害，那就分开吧。至少，分开后也许能各自安好。”
他说出这句话时，感到心里有什么东西碎了。那是他坚持了半生的理想，是他坐牢、流亡、奋斗的全部意义。现在，他亲口说出了“那就分吧”。像一个父亲，终于同意把连体婴儿分开，尽管知道手术风险巨大，尽管知道即使成功，两个孩子也都不完整了。
卡玛拉握住他的手。他的手冰凉，在微微颤抖。
“你会被骂的。”她说。
“我知道。”尼赫鲁说，“但有些事，不是对错的问题，是不得不做的问题。就像截肢。很痛，很残忍，但如果不截，整个身体都会坏死。”
他看着窗外越来越亮的天空，喃喃自语：“只是不知道，被截掉的那部分，和被留下的这部分，哪一个会更痛。”
晨光完全升起来了。阳光照在德里老城的屋顶上，照在清真寺的穹顶上，照在神庙的尖塔上，照在流淌了千年的亚穆纳河上。这座城市，这个国家，这片土地，即将迎来它历史上最痛苦的一次分娩。
而阵痛，才刚刚开始。
三天后，穆盟在拉合尔召开全国工作委员会会议，正式通过决议：要求在英国撤离后，在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建立独立国家。决议没有用“巴基斯坦”这个词，但所有人都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决议通过的当晚，在卡拉奇的一个小渔村里，老渔民侯赛因坐在海边补渔网。他六十岁了，在阿拉伯海边打了一辈子鱼，不识字，不懂政治，只知道什么时候出海，什么时候收网。他儿子从城里回来，兴奋地告诉他：“爹，我们要有自己的国家了！叫巴基斯坦！”
侯赛因抬头看了儿子一眼，问：“巴基斯坦在哪儿？”
“就在这儿啊！信德，旁遮普，西北边境，都是巴基斯坦！”
“那海呢？”侯赛因指着眼前无边无际的阿拉伯海，“海也是巴基斯坦的吗？”
儿子愣住了，不知道怎么回答。
侯赛因低下头，继续补网。渔网破了一个大洞，要补很久。他一边补，一边低声说：“我爷爷在这片海上打鱼，我父亲在这片海上打鱼，我在这片海上打鱼。海就是海，不分巴基斯坦还是印度。鱼游来游去，也不分巴基斯坦还是印度。为什么人一定要分呢？”
儿子张了张嘴，想解释，但最终什么也没说。他知道父亲不懂那些大道理，父亲只懂海，懂鱼，懂怎么在风浪中活下去。
远处，一艘渔船正在归航，船头的灯在暮色中明灭，像海上的星星。侯赛因看着那灯光，忽然想起很多年前，他还年轻时，和一个印度教渔民一起出海。风暴来了，他们的船差点翻。那个印度教渔民死死抓住他的手，说：“别松手！抓紧！”他们一起熬过了风暴，一起回到了岸。上岸后，他们拥抱，然后各自回家，从此再没见过。
那是四十五年前的事了。侯赛因还记得那个渔民的名字：拉朱。拉朱后来怎么样了？还活着吗？还在打鱼吗？如果巴基斯坦真的成立了，拉朱会去哪里？他还能在这片海上打鱼吗？
不知道。侯赛因不知道。他只知道，渔网破了要补，船漏了要修，风暴来了要顶住。至于海那边的叫什么名字，是巴基斯坦还是印度，不重要。重要的是，明天还能不能出海，还能不能打到鱼，还能不能养活一家人。
他补好了网，站起身，拍拍身上的沙子。夕阳完全沉入海平面，天空从橙红变成深紫，最后变成墨蓝。第一颗星星出来了。
儿子还在兴奋地说着巴基斯坦的未来。侯赛因没听，他只是望着海，望着星空，望着那艘正在靠岸的渔船。
渔船的灯光近了，能看见船上的人影。是穆斯林还是印度教徒？看不清。但有什么关系呢？都是渔民，都是在海上讨生活的人，都要面对同样的风浪，同样的艰辛，同样的、对明天的微弱希望。
侯赛因转身往家走。身后，儿子的声音渐渐远去，被海风吹散。前方，村里亮起了点点灯火，像散落在人间的星星。
每一盏灯下，都有一个家庭，都有一个故事，都有一个对未来的期盼。而这些灯，这些故事，这些期盼，即将被一道看不见的线分开，划归两个不同的国家，两个不同的未来。
侯赛因不知道这些。他只知道，天黑了，该回家了。妻子应该已经做好了饭，孙子应该在等爷爷回来讲故事。至于国家大事，让大人物们去操心吧。他只要明天的渔汛好一点，打的鱼多一点，卖的钱够买米买面，就够了。
他走进家门。屋里点着油灯，光线昏暗，但温暖。妻子在灶台前忙碌，孙子跑过来抱住他的腿：“爷爷！今天抓到螃蟹了吗？”
“抓到了，明天给你煮。”侯赛因摸摸孙子的头，笑了。
屋外，夜色完全降临。阿拉伯海在黑暗中低声呜咽，像在预告什么，又像在哀悼什么。但屋里的人听不见。他们只听见锅里沸水的声音，只听见家人说话的声音，只听见平凡生活的、微小的、珍贵的声音。
而那些声音，即将被历史的洪流淹没。但此刻，在此刻，它们还在。这就够了。
七律·第1342章
同室操戈泪满襟，两年携手化商参。
涓涓琐碎成江海，寸寸猜疑蚀铁金。
古树荫凉犹在眼，故人背影已难寻。
一从分道扬镳后，谁记当初共雨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