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12章国大党内裂
公元1963年6月19日，新德里。
雨季在三天前正式抵达恒河平原。天空像一块被拧紧后又骤然松开的湿毛巾，暴雨倾盆如注，从孟加拉湾一路追过来的积雨云把整个北印度压在一层铅灰色的穹顶下。雨水连续冲刷了三天三夜，将德里所有街道上的牛粪、尘土和从拉贾斯坦沙漠飘来的细沙冲进下水道，下水道不堪重负，在议会大街和康诺特广场的交叉口涌出一片泛着油光的黑色积水，人力车夫们卷起裤腿站在水中，用竹竿试探着被冲走井盖的下水口位置。
国会大厦的米色砂岩穹顶在灰蒙蒙的天幕下显得沉重而疲惫。这座建筑由埃德温·勒琴斯爵士设计，用从拉贾斯坦邦运来的粉色砂岩和白色大理石砌成，穹顶的直径九十八英尺，比罗马万神殿只小了几英尺。勒琴斯在设计它的时候，脑子里想的是帝国在此再统治一千年。如今帝国走了，穹顶还在，砂岩吸水后变成一种接近褐色的深红，像被血浸透后又晾干的绷带。雨水敲打在三楼国大党议会党团会议室的窗玻璃上，窗框是英式上下推拉窗，密封条早就在十多年的旱季暴晒和雨季浸泡中老化变形，雨水从窗缝渗进来，沿着墙纸的接缝蔓延成一片不规则的水渍，形状像一幅被撕开的次大陆地图。勤务员在窗台下放了几个铁皮水桶，每隔一阵就能听见水滴落在桶底的声音——叮，叮，叮——清脆而毫无节奏，像一座从不走准的挂钟。
这是一次国大党议会党团的闭门会议，名义上讨论即将到来的全国预算案。预算案本身乏善可陈，财政部长莫拉尔吉·德赛提前一天已经将草案分发给各位核心成员，没有人在会议开始前翻超过两页。但实际上，每一个走进这间会议室的人都知道，真正的议程只有一个——权力的分配。尼赫鲁的身体在过去三个月里急速恶化，陆军中央医院的医疗公报措辞越来越谨慎，每一次新的公告都删去了前一次还保留的“稳定”一词。总理府的走廊里开始出现一些以前从不踏足此处的访客，他们进入和离开的时间不再被登记在正式的会客簿上。所有的信号都在指向同一个事实：这个国家正在进入一个没有尼赫鲁的时代，而负责迎接这个时代的人们还没有就怎么分这块蛋糕达成任何不可撤销的协议。
尼赫鲁本人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他对外宣布的理由是感冒，总理府的发言人说他正在宅邸内静养，医生建议他暂停所有公开活动至少两周。但每一个坐在这间房间里的人都心知肚明：那位七十四岁的老人已经没有力气再像以前的二十年那样，只需推开会议室的门，站在门口沉默几秒，用他那双被全印度人民视为国家良心的灰蓝色眼睛扫一圈，所有人就自动闭嘴。那个时代结束了——不是在尼赫鲁停止呼吸的那一刻结束的，而是在他连推开一扇门的力气都不愿意再消耗的那一刻，就已经悄然画上了句号。
而所有这些蠢蠢欲动的派系——保守的辛迪加派、激进的少壮派、各省诸侯般的地方实力派——都像在父亲病榻前就开始私下讨论遗产分配的儿子们。他们小心翼翼的措辞背后，是赤裸裸的权力算计。每一个人的发言都以“总理的健康是我们最关心的事”开头，然后迅速转入“但是”——这个“但是”后面才是他们真正想说的话。但这个词是一个十字路口，每一个不同意向都从这里分岔，通往互不交叉的目的地。
一、辛迪加派的阴影
“我们必须考虑一个现实问题。”
这句话是K·卡马拉杰说的。他没有站起来——他讲话时极少站起来，不像瓦杰帕伊那样需要目光接触和身体语言来放大攻势。他只需要坐在位子上，用那种不急不缓、不带怒气的泰米尔语腔调说出一句又一句被精心打磨过的话，让它们在会议室的空气中慢慢沉降，像恒河平原的尘雾一样均匀地落在每一个人身上。
他今年六十一岁，马德拉斯邦首席部长，一个肤色黝黑、头戴白色甘地帽的泰米尔人。他的甘地帽永远是崭新的——不是因为他奢侈，而是因为他的随从每次出行会带三顶备用的帽子，每当一顶被汗浸透后就换上另一顶。帽子下面那张脸棱角分明，颧骨高耸，法令纹从鼻翼一直刻到嘴角，像两道被洪水冲刷出来的干涸河道。他是印度政坛上少有的那种存在：既拥有足以撬动整个南印度政治底盘的实力，却从不穿西装、不打领带、在公开场合永远只讲泰米尔语或磕磕绊绊的印地语，英语说得破碎但丝毫不减他讨价还价的精明。在坐满孟买棉纺业捐款人和婆罗门律师的这间会议室里，他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印度精英阶层统治的一种无声嘲讽——你们读你们的剑桥和牛津，我在马德拉斯的一个县立中学里读到十年级就辍学了，但今天你们坐在这里，是因为我允许你们坐在这里。
“总理终将老去。”卡马拉杰的声音不徐不疾，每一个词都像用钝刀子在缓慢切割一块已经熟透了的芒果——刀刃不快，但每一次用力都会深入，果肉不会碎，只会听话地裂成两半。“在他离开之前，我们必须重建党内的……怎么说呢？决策核心。不是个人化的决策核心。是制度化的。一个由经过考验的老同志组成的稳定集体。”
他停了一下，环视四周。他的目光在左侧几位元老身上停得稍久一些——不是询问，而是确认。确认他们都在各自的位置上，确认他们不会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说出任何他没有提前与他们商量的内容。
“我提议，”他把面前一份打印稿往前推了推，纸张与桌面之间发出干燥的摩擦声，“全面改组国大党工作委员会。新人应该有机会，但关键的经验不能流失。”
这些话的每一个词都经过了精心粉刷。“制度化的决策核心”——翻译成政治现实就是：他和另外几位实力派元老组成一个实际掌控党机器的核心小组，所有重大决定在这个小组内部做出，再以工作委员会的集体决议名义对外公布。真正的权力运行将被密封在一个不可渗透的圆环内部，连总理都无法轻易打破。“经验不能流失”——翻译过来就是：这个核心小组掌握全部人事提名权，谁能在什么选区的什么位置出来竞选，必须经过他们的点头。一个人能否在国大党内生存，不再取决于他能为选民做什么，而取决于他对这个核心小组的忠诚度测试能否通过。“新人应该有机会”——这一句是他为门面保留的词汇，其实是给一桌老将的菜单最底下画了一份没有人能真正点到的甜点。
这个核心小组，后来被政治观察家们给了一个极富黑色含义的意大利语代号：Syndicate——辛迪加。这个词最早起源于意大利城邦政治中的同业行会，在中世纪的手抄法律文献里指代由少数拥有垄断地位的家族把持商业特权与选区名额划分的秘密同盟，后来被意大利政治学者借用来描述教会内部或城市委员会中操纵选举分配的闭环利益网络。当它被套用到国大党头上时，它的含义不需要注释也能让人感到那种幽闭的压迫感：几个不用参选的年迈老人，在国大党工作委员会会议室外面的休息室里，用一杯茶的时间分配部长职位、首席部长人选和选区拨款，然后把决定交给党团表决。这种政治表演既不是马基雅维利式赤裸裸的权谋术，也不是民主理论课本上可以接受的权力制衡。它更接近一种印度特色的沉默交易——在公开宣称捍卫党的团结的同时，把党变成一座没有招牌的家族信托。
卡马拉杰的左侧坐着阿图利亚·高希，西孟加拉邦党主席，工会领袖出身，早年是加尔各答黄麻纺织厂罢工运动的组织者，曾因煽动工人抗议被英国人逮捕入狱两次。如今他已经从罢工棚屋搬进了加尔各答阿尔波尔路的官邸，他的黄麻厂老工友们偶尔还在选举时替他拉票，但再也没有人能在他的办公室里坐下来向他借钱。他的体型粗壮，下颚前突，声音沙哑，浑身散发着浓重的泡叶烟草味。高希控制着西孟加拉的左翼票仓——这个邦的工会在当时是全印度最强大的，而高希是工会唯一不能罢免的主席。
卡马拉杰的右侧是桑吉瓦·雷迪，安得拉邦元老。他比卡马拉杰年轻十岁，但头发早已全白，浓密的白发从额头梳向后方，与深黑的皮肤形成鲜明对照。他出身于安得拉邦瑞纳尔西马山区的一个大地主家庭，他家族的灌溉渠在独立前已是整个乡最宽的。雷迪的财力是整个辛迪加派运转的润滑剂——选举场地、印制海报、动员志愿者——每一项都需要丰厚的资金。雷迪家里有一名前英国人遗留的庄园管家负责把这些资金支出按月归入没有项目描述的详细账目中。
三个人并不喜欢彼此的意识形态。高希认为自己骨子里仍然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虽然他已经很多年没有研读马克思主义理论，但对资本寡头的鄙夷依然是他公开场合一贯的表情。雷迪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农业保守主义者，他控制选票的主要方式就是维持他所掌握的土地分配现状不被任何土改政策侵蚀。卡马拉杰并不特别在乎什么主义——他在乎的是做决定的权力归谁。三个人在一点上达成了绝对一致的默契：绝不允许任何一个不属于他们小团体的人继承尼赫鲁的权柄。绝不允许。这个负向共识的强度，比任何正面的政治纲领都要坚定和可操作。
卡马拉杰把自己提出的这一整套方案称作“卡马拉杰计划”。这个计划的核心表述简单到荒谬：党的高级领导人应当主动辞职，放弃政府职务，投身基层“服务人民”，去乡村搞组织建设，以便为党注入新鲜血液。这是一套近乎天才的政治骗术——用最崇高的利他主义辞藻，包装最冷酷的权力清洗。谁要是反对这个计划，就会被自动贴上一个标签：自私，贪恋权力，不愿为党奉献。于是反对变成道德自刎——你连服务人民都不愿意，你还算什么国大党人？你还配提你们当年跟着圣雄甘地赤脚走食盐长征的往事吗？
二、病榻旁的沉默
尼赫鲁收到“卡马拉杰计划”完整的打印草稿时，正靠在总理府二楼卧房的高背病床上喝一碗无糖的燕麦粥。时间是晚上九点过一刻。他的私人医生拉尔已经将他的每日工作接触时间限制在严格的不超过两个半小时，来访者的名单被秘书皮莱审查得越来越严，他连自己的老战友——像国防部长恰范和外交部长德斯潘代——也只能每天准见一人，且限定不超过二十分钟。南亚次大陆这个疆域广袤的国家，总理府此刻安静得宛如一个被外面积雪封门、只余炉灶轻轻喘息的山地疗养院。
皮莱把那份打印稿放在尼赫鲁膝盖上的档案夹上面时，没有说话。他把文件的铜钉拆松，将纸页整齐排列成便于卧床人左右逐页查看的顺序，然后将床头灯从低亮度转高了一次档位。老人放下勺子，把仅三页纸的方案从头到尾读了两遍，读第二遍时用食指一行一行地跟，嘴唇微微翕动，但没有发出声音。
窗外的雨已经小了下来，从中午的暴雨变成一种灰蒙蒙的雾霭，在路灯下形成一圈圈毛茸茸的橘色晕影。庭院里那棵老白杨树的叶片上全是雨水，偶尔有积得太重的水珠从叶尖上滑落，砸在下面的台阶上发出极其清脆的一声啪，然后就被下一滴的声响接过去。
“皮莱，”尼赫鲁终于开口，声音干涩沙哑，声带里仿佛有两张砂纸在相互摩擦。“你读历史书的时候，有没有觉得有些词特别好听，但仔细一想全是空心的？”
“比如？”皮莱站在床边，保持着那种跟了总理近十年已经刻印进脊髓的挺直姿势。
“‘服务人民。’‘组织建设。’‘新鲜血液。’”尼赫鲁把那份方案轻轻地从膝上推开，指尖擦过纸面，像是要把那些字从纸上扒拉下去。“这些词，在1942年甘地向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写信取消退出印度运动最后阶段的集体绝食时，是拿命去翻译的。当时每一个举手同意的委员都清楚自己只要继续开会随时可能被英国人抓进监狱。现在，它们变成了党内的某种……我也说不上究竟是什么。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我将近二十年不去留心它们被谁在使用。”
皮莱没有接话。他知道自己的角色，从1955年成为尼赫鲁私人秘书那天起，就给自己定下了一条铁律：绝不就党内政治发表哪怕一个字的个人看法。他负责记录，负责存档，负责在总理需要什么文件的时候用最快速度找到它，仅此而已。
尼赫鲁把视线转向窗外。雨滴长时间流泻在梧桐和白杨叶脉交汇处积成了反光微小的垂幕。他想起1929年拉合尔国大党年会上，他第一次当选党主席。那年他才四十岁，全场代表起立鼓掌长达五分钟，掌声震得天花板上老旧的吊灯都在晃。空气中弥漫着茉莉花环和棉布汗衫的气味。甘地坐在角落里用他那张简易纺车纺着线，对尼赫鲁微微一笑。那时的国大党是一个理想——是一个四种姓、五种宗教、十四种主要语言的所有印度人都能在同一面三色旗下找到属于自己那一条狭窄但直立的位置的理想。
而现在，这面旗帜被自己人——自己一手提拔上来的人——慢慢撕成布条。每人往自己口袋里揣一条，在需要证明自己是合法继承人的时候就拿出来抖一抖，指着上面尚未褪色的颜色说：这就是我。
他有一千个理由公开反对这个计划。但当他拿起笔准备在方案末尾的批复栏写下驳回意见时，突然发现握笔的右手在颤抖。那不是帕金森或其他病理性震颤——几天前拉尔医生替他测试肌力时已经确认他的精细动作未受新发脑部缺血灶的损害。这是一种更深层的、来自灵魂深处的无力感。他这一生中从未在任何事情的决断上犹豫过，从1929年拉合尔大会提出《完全独立决议》到1947年接受蒙巴顿方案，从克什米尔第一次战争决定不轰炸巴基斯坦补给线到1962年批准战败后全线检讨——他每一次都用同一支笔签下自己的名字。但此刻，握笔的那只手像是被一根无形的麻线系住了腕骨，怎么也落不下去。
他最终只在这份方案上写了两个字。蓝色墨水，笔迹依然保持着青年时代在哈罗公学习得的细瘦棱角，但收笔处墨水被停留过久形成了一个微不可辨的蓝点——那是笔尖在纸上多压了半秒。他给卡马拉杰的批复，是——“同意”。
在这之后，他把笔帽合上，转头望向窗外湿透了的白杨树。皮莱把文件收走时发现床单上洒了一点蓝色的墨渍。他没有向总理汇报这个细节，只是把它记在了从来不对外公开的那本私人日志里。
史学家们至今仍在争论这两个字的真正含义。有人认为尼赫鲁是在战略性地让步，以争取时间稳固女儿英迪拉·甘地在党内的地位——这是最被广泛接受的版本。有人认为他纯粹是太累了，已经没有心力和一个由自己的老部下组成的权力俱乐部打一场必定旷日持久的消耗战——这是最令人沮丧的版本。最悲观的解释来自于一位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执教的印度籍历史学家，他在一本关于国大党衰亡史的专著的前言中写道：“尼赫鲁一生都在拆解别人搭建的专断权力。最终当他发现自己搭建的体系也不可避免地坠入同一个定律时，他意识到自己无法像一个普通的竞选人那样重新回到群众中拆掉自己的雕像。于是他下意识地选择了沉默——那是他对自己奋斗七十年换来的制度被偷走所能够做的唯一的抵抗。”
经过这一次病榻旁无声的默许，国大党工作委员会的八位核心成员正式辞职以响应卡马拉杰计划。这八人随后被官方嘉奖为“甘地式自我牺牲的典范”，报纸社论用整版篇幅歌颂他们“放弃权力服务人民”的崇高品质。但在随后三个月内被接替他们位置的人里，至少五人是被辛迪加派借机排挤掉的尼赫鲁嫡系，至少三个邦的首席部长被迫交出了权杖，然后用一句“为了响应总理本人支持的党内更新号召”堵住了所有媒体对他们失权过程的质疑。没有人被公开罢免——不可能被公开罢免，因为每个人都是“自愿辞职”的。辞职信被印在国大党宣传册的铜版纸插页上，字迹各不一样，但开头几乎全是同一句话：“为了响应我们敬爱的总理关于党内自我更新的号召…...”
但每一个在会场沉默注视着辞职信被呈递的人，都闻到了权力游戏中最危险的味道：党内已经不存在中心。尼赫鲁还在——他的心电图还在这座城市某间医院的监护仪上跳动。但他作为可以将分歧控制在爆发门槛以下的那个唯一的轴心，已经从他同意签字的那一刻开始散去。国大党从来没有依赖过程序来运转——它依赖的是他。现在他不在了，程序还在书面上，但书面的程序从来不曾单独起过作用。
三、铁板上的裂痕
辛迪加派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将卡马拉杰计划从一个“自我净化”的口号落实为一场覆盖全国党部的系统化人事清洗。党的地方派系在辛迪加派的刺激下迅速膨胀，每一个邦的首席部长都从这件事中学到了同一课：在新德里，权力不再由某个公正的核心裁定，而是由能够拉拢最多派系的人从桌子底下互相摸牌完成洗牌。于是各省邦国大党变成了事实上的封建采邑，每个邦的首席部长只对提供本地选票的种姓社群和土地利益集团负责，对新德里中央的忠诚度像季风季节的太阳一样不可靠——可以连着十几天完全不见踪影，然后突然在需要中央批项目的时候亮得灼人。
少壮派也不甘永远被挤压在权力边缘。前人民院议员、以激进土改言论和社会平等主张闻名的青年领袖拉姆·马诺哈尔·洛希亚，公开在舆论场上把辛迪加派比作“盘踞在菩提树上开会却从不听树根在说什么的石像鬼”。菩提树是印度教的神树，石像鬼是英国人教堂上用来衔住雨水管道的丑陋石雕。洛希亚用这个意象辛辣地讽刺了辛迪加派拥有不可动摇的国大党资历，却又像殖民建筑上的石雕一样与人民的雨水毫无关联。但洛希亚自己也没有找到一个可以替代辛迪加的方案。他唯一能给出的纲领性答案是“推翻辛迪加”——推翻之后用什么东西填进去，他没有完整的方案，也没有任何一位邦级实力人物敢在辛迪加还控制着党内预算批准权限时公开支持他。
会议散后，卡马拉杰与其他成员在国会大厦的拱廊下分别乘车离开。暴雨已经在傍晚停了一个多钟头，空气里弥漫着被雨水打湿的桉树叶散发出的那种甘甜而辛辣的气味。高希和雷迪同乘一辆黑色的印度斯坦“大使”牌轿车，这辆车是国大党中央为邦级元老配备的防弹车型，车顶的天线底座因为年久而腐蚀出锈痕，每次经过雨水浸泡都会把窗缝里渗入的铁锈味吹进后座。车窗上的雨珠还在折射着拱廊顶灯投出的浅黄色光斑，将两个人的侧脸在雨珠的流动中被拉宽或压缩为滑稽而怪异的面具。车厢里的沉默维持了约一分多钟，被高希从衣兜里摸出打火机叮的一声划破，他点燃了今天下午第九支土制卷烟，摇下一条窗缝，口鼻间吐出的烟雾混杂着从窗缝灌入的雨后寒意搅成一团盘旋状半透明的气流。
“他会见的。只是他现在还不能让人看出来。”高希说。他这句话没有主语，也没有解释“见”的对象和方式。
雷迪也没有问。两个老练的政客在沉默中达成的那种共识不需要任何字据——它属于印度政治中一个专门指代不可言传的事先约定、内定安排或者黑暗中的默契的俗语。这个词没有英文对应翻译，它的字面意思是“空气中已经知道的事情”。民主制度在纸面上最重要的看护机制是透明的程序——每一份决议都有投票记录，每一次发言都有备份公报。但空气中已经知道的事情永远不留下记录，它只在休息室里被压低嗓门传达，在深夜电话里用模棱两可的短句相互确认，在凌晨时分从私人宅邸后门驶出的车尾灯中一闪而逝。纸面的管理规则很容易被遵守，而真正在运行的暗流完全不触碰纸面。
印度民主的心脏，在国大党一党独大近二十年的外貌下，原来早已从内部长出了两道未能被体检单及时发现的血栓——一条是辛迪加派与大地主-工业资产阶级联盟之间的不透明利益的交换循环，另一条是邦一级首席部长将地方公共服务部门逐渐私有化为以种姓亲疏原则分配职位的选举机器。
到1964年初，这些血栓已经扩散到连外界观察者都能通过脉搏跳动察觉的程度。一次联邦预算讨论会上，财政部长要求增加对农业合作化基础设施的拨款，辛迪加派控制的农业委员会直接将提案原文打回，理由是“不符合地方利益”——没有任何具体说明哪些地方的利益不符合，也没有任何修改意见，只有一个三角橡皮章“退回”。类似的事件在交通、教育、工业信贷分配等多个部门不断反复上演。政府的决策效率急剧下降，许多政策在党部讨论阶段就已经被各派系的利益博弈绞杀，根本还不到议会的辩论门槛。有印度政治学者后来统计，从1963年8月到1964年5月，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召开的三十七次会议中，超过三分之一的议程以“改期继续讨论”告终。被无限期搁置的议题不是边缘琐事——其中包括一项关于派遣紧急粮食调查团前往比哈尔邦受旱灾最严重四县的动议，和一项关于在中印边境东段增设两处高原气象观测站的拨款审批。前者因为辛迪加派主张由邦级政府自行处理而被拖延了近六周，后者则因为东段防区由尼赫鲁嫡系势力掌控、辛迪加不希望在他们被清洗之前批任何固定设施预算而遭遇四次议程排序推后。
国大党的第一代——那些在盐碱地赤足行走被英国人警棍打破头皮、在狱中把《薄伽梵歌》抄在厕纸上念给自己听、在午夜钟声中眼含热泪迎接独立的老人们——正在以不可逆转的生理节奏退出历史舞台。而第二代的出场，不是以继承者的庄严姿态，而是以一场葬礼上互相踩脚的竞争者身份，在众人的注视下笨拙而贪婪地挤向第一排的位置。
有一天晚上，尼赫鲁精神稍好的时候，皮莱扶着他从病床上坐了起来，想到自己的私人藏书室里找一本书。老人沿着走廊慢慢走过去，脚步拖在地毯上发出很轻的摩擦声，像帚尾缓慢拖过打扫了一半的石板。藏书室的门用橡木做了加厚隔层，里面保留着独立前所有国大党元老联合签名的初版宪法草案，塞满整墙书架。但他没有去拿宪法草案。他慢慢蹲下来，在最底层书架的一个积了灰的铁皮柜子里，找了一本1928年的日记。日记本是布面装帧的，红褐色棉布封面已经褪成浅灰棕，装订线松断了两处，纸张边缘却因印度北方气候干燥反而保存得很完整。
皮莱站在门外，从门缝往里面看了一眼。老人打开日记第一页，没有读，只是用仍然细长却不再有力的右手指腹抚过那一页上的墨水笔迹。那是一句用紫色钢笔水写的话——那种墨水在1928年被他在伦敦弗利特街上的派克笔店里买回来就停用许久了，颜色已经褪成不肯完全从纸上消失但又无法被轻易辨认的浅灰褐色，像某种黏附在灵魂里的旧伤的色谱残余：
“真正的自由，不是从外国人手里夺回政权。而是在夺回政权之后，不被自己人再次夺走。”
他轻轻合上日记本，把它放回铁皮柜子里，没有放回原处而是斜搁在所有文件最上面，仿佛明天还会再打开。当然他不会再打开它了。皮莱看到老人合上铁皮柜时手指的骨节在皮面上刮下一道淡淡的指甲划痕。那是那天最轻的一道噪音。
窗外，新德里的夜空被无数盏路灯和车灯染成浑浊的橙红色。雨季的云层把这种橙色压低了，反弹回街面，让整个城市看起来像被罩在一个巨大的、质地因吸饱了雨水而变得朦胧了的丝绸帷帐中。远处议会大厦的穹顶被深黑色天空衬成孤单而高耸的剪影，像一副被遗留在展览结束后来不及撤走的巨大木质建筑模型。没有人知道那个夜晚他在想什么，也许是在怀念那个曾经只需要喊一声口号所有人就会放下菜刀和锄头自动排成队伍的印度。
可惜那个印度，已经和1928年的紫色墨水一样，永远地停产了。
七律·第1412章
一党专权岁月长，萧墙祸起暗争强。
权分派系如泾渭，策异离心散庙堂。
元老守成思旧制，新锐谋变欲更张。
根基已动风难稳，待得星沉势更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