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17章粮储体系建
公元1964年10月9日，旁遮普邦，珀丁达。
珀丁达是旁遮普平原上一座以面粉加工和棉纺著称的工业小镇。镇中心矗立着一座始建于英殖民时期的钟楼，红砖砌成，四面表盘分别对着通往德里的国道、通往拉合尔的旧商路、通往伯蒂亚拉土邦王宫的白杨大道和通往棉花仓库的铁路支线。每到整点，钟声会在平原上传出七八公里远，与麦浪的沙沙声混在一起，像有人在用一把巨大的木槌敲击地平线。钟楼的机械机芯是1903年从曼彻斯特运来的，齿轮已经磨损得咬合不再精准，每到十二点报时时总会慢半拍，镇上的老人们习惯了在钟声结束后自己补敲一下烟斗——当，当，当，铛——最后一声是烟斗敲在石阶上的闷响。
如今，钟楼北侧一公里外，一片占地三十英亩的工地正在昼夜不停地施工。推土机的柴油引擎日夜轰鸣，钢筋焊接的电弧光在黄昏里闪着蓝白色的光，运送碎石和水泥的卡车排成长队，轮胎碾过临时铺就的碎石路面，扬起漫天的灰白色尘土。尘土落在路边的桉树叶上，把叶片染成了灰绿色；落在附近晾晒的纱丽上，女人们不得不每天傍晚重新抖一遍。但没有人抱怨——至少没有人大声抱怨。珀丁达的居民知道这片工地意味着什么。去年秋天，旁遮普的麦收折了将近一成半，粮价在三个月内涨了两成。每一户人家都有人在邦民事供应公司的配给站前排过队，攥着配给卡在烈日下等几个小时，等来的往往只是一句“今天的面粉已经发完了”。
这是旁遮普邦新建的第一座国家级现代化粮食仓储基地，也是印度全国粮食储备体系建设的首发站。这个项目的全称是“国家战略粮食储备与应急调配系统”，在财政部的预算档案中编号为第64-AC-007号中央项目。但珀丁达的居民们给它起了一个更短的名字，用旁遮普语叫它——“安娜·班克”，谷物银行。
这个项目的前身是一次险些被湮没的国防调查。1963年春天，陆军东部军区在例行防务评估中，由分管后勤的退役准将萨提亚·纳拉扬·米什拉主持，向国防部递交了一份长达九十页的风险评估报告。米什拉是一个在阿萨姆步枪队服役了大半辈子的后勤军官，在二战缅甸战场上亲眼见过因补给断裂而导致整营溃散的惨状。他将同样的逻辑应用到了对印巴与印中两线压力的推演中。报告的结论简洁而令人震惊：如果印度在边境同时与两个邻国发生高强度冲突并持续三个月，当前的全国粮食总库存只够给所有军队、预备役人员和关键岗位平民配给六周。六周。不到五十天。五十天之后，储备粮库的钥匙将只能打开空仓。米什拉在报告最后一页加了一行自己执意添加的话，为此和他的同僚吵了一架——“粮食不是弹药，但粮食是弹药的基础。没有面粉的士兵无法扣动扳机，没有大米的后方家属无法继续留在军需工厂的流水线上。”
这份报告被递交到国防部后，粮食司的反应可以用“冷漠”来形容。一位时任粮食司副秘书——退役后从无接受任何相关采访——在文件传阅单上写了一句批注：“军方一贯试图用极端假设来扩大其民事预算话语权。本司对此类手法表示保留。”然后将这份报告用一枚三角橡皮章盖上“感谢参考”，归入了编号为D/63-X-009的灰色档案夹，锁进了国防部地下室第四排的档案柜。
这份报告在档案柜里积了整整十一个月的灰尘。米什拉退休后辗转托人打探那份报告的下落，得到的唯一回复是粮食司在一次跨部门例会上将该项目列为“非优先讨论项”。此后再无下文。
然后1963-1964年的干旱杀了一个回马枪。
印度东北部冬春连旱，恒河平原降水量比常年均值低了近三成，主要产粮邦的麦收折产超过一成五。国际大米价格因越南战争的骤然扩大而飙升——东南亚主要大米出口航线的海运保费在一个财季内翻了一倍多，外汇储备骤然吃紧。印度政府不得不紧急动用本应用于购买西德发电设备的硬通货，转向美国以外的粮食出口国的零散渠道抢购小麦。那批小麦在孟买港因清关文件错误和海运到港排期延误滞留在码头仓库外将近三周。彼时旁遮普、北方邦和中央邦三个最大产粮邦的邦联供应公司已经因恐慌性抢购而陷入了空前的配给危机。邦联官员在短时间内互相借用库容承诺，最后演变成用远期欠条对当前粮款进行拆借——粮价三天内暴涨百分之三十。印度在完全和平的条件下经历了一次微缩版的饥荒预演。没有人饿死——但这个“没有人”是靠着濒临崩溃的配给制被勉强撑住的，它的脆弱性在那三周里暴露无遗。
1964年7月某个午后的内阁粮食委员会紧急扩大会议由夏斯特里总理亲自主持。与会者包括农业部长奇丹巴拉姆·苏布拉马尼亚姆——一个肤色黝黑、说话极不拐弯的泰米尔人，曾因土地改革方案与辛迪加派的安得拉邦大地主代表在议会里互相拍桌子；财政部长莫拉尔吉·德赛——那个在总理竞选中被辛迪加派否决的人，此刻坐在会议桌另一侧，以他一贯的财政保守主义立场打量着每一项需要他签批的拨款申请；铁路部长S·K·帕蒂尔——一个孟买出身的马拉地人，对铁路运粮调度了如指掌，但对仓储建设持谨慎态度，因为他知道一旦启动数亿卢比的土建工程，铁轨运力将被迫向建材运输倾斜。还有国防秘书、储备银行行长和三位遭到旱灾严重侵扰的邦首席部长——他们的衬衣上汗渍未干，是从火车站直接赶到会议室的。
夏斯特里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被指定为绝密档案，直到2008年才由印度国家档案馆解禁。档案编号为PMO/1964/Cab-7/Min-3，全文用英文打字机打印，页面已经泛黄，纸边有几处被虫蛀过的小孔。他在当天会上说道：“我们不能再重复一种人的死亡——这种人不是因为罪行被杀，也不是因为战争而死。他们的死因在法律上没有对应的条款，在统计年鉴里没有专门的编号。他们的名字不会出现在任何法庭的卷宗里，因为杀死他们的工具是空碗。本届政府不能允许空碗继续成为印度的死因。”
这段话说完后，会议室里沉默了很久。德赛放下了手里攥得发烫的铅笔。帕蒂尔把茶杯推到一边，杯底的水垢在桌面留下了一个浅褐色的环。北阿坎德邦的代表——一位年纪很大、经历过1943年孟加拉大饥荒时期加尔各答街头救济站工作的山区选议员——把老花镜摘下来，用一小块旧的丝绒擦拭镜片，眼镜细链的微小声响传遍了桌面。
会后第三天，一份由夏斯特里亲笔签署的全国粮储紧急法令以压倒性票数同时通过人民院和联邦院。首批中央拨款两亿两千万卢比，定向用于建设五十座标准区域性粮库，未来三年内在所有主要产粮邦建成以铁路干线为轴心的粮食储备走廊。
一、贮粮之战
珀丁达这座首发粮库的设计在最后关头被推翻了两次。第一次是因为排水问题。最初的选址在镇南一片低洼的洼地——那里地价便宜且靠近铁路支线。但印度地质调查局在最后补测地下土层时发现，那片看似平整的河岸阶地其实是古萨特莱杰河的一条废弃河道，地表以下一点五米就是淤泥和细砂交叠的高地下水位层，雨季水位上升可能会渗透到粮库的防水基础层。第二次是因为当地一个磨坊主——名字在工程档案只记作“吉安·昌德”，旁遮普本地最大的面粉加工厂主——联合了几个农会代表要求将粮库选址改在靠近他们加工区的地块，以免未来采购链偏向别的市县。最终工程总指挥贾斯比尔·卡普尔——一个德里印度理工学院土木工程系出身的结构工程师，三十八岁，瘦得像一根竹制丁字尺——花了整整两周走完了从地勘到听证的全部程序，将自己草拟的新选址论证报告递到邦专员办公室。他坚持把综合性地基建在现址的最高阶地上，因为土质为砂质壤土夹有稳定原积砾石层，渗透系数远低于此前两处候选地。听证会上他带去了三个钻孔柱状图和三瓶从不同候选地打上来的地下水样——水样在玻璃瓶中已经沉淀出厚度不一的泥层标线——列席的反对者沉默片刻后纷纷离场。
在这期间，卡普尔住在工地边上由废弃乘务员宿舍改成的临时住所里，墙上贴着从工程部借来的全国铁路粮食运输节点地图和一套他自己用坐标纸手绘的仓储通风湿焓图。没有桌子——他把一块旧门板架在两个煤油桶上当绘图台。他有一个习惯是每天凌晨三点半起来巡工地。在那些混凝土地基尚未干透的时段，他一个人握着一支红色工程铅笔在结构图纸背面记录每一处养护温度。他的铅笔永远削得很尖，铅笔屑装在一个旧茶叶罐里。茶叶罐来自大吉岭一家已停业的茶庄，罐身印着1939年的图案——一列冒着蒸汽的小火车在喜马拉雅山脚下穿行。
建筑材料与设备几乎全部依赖本土制造。卡普尔引入的是加拿大曼尼托巴省在1950年代试验推广的一体化通风除湿体系——利用粮仓外壁与内壁之间的空气夹层和仓底送风管道形成持续的低速气流，将谷物呼吸作用产生的热量和水分不断带出仓外。但他对这一体系进行了近乎疯狂的赤道版本改造。加拿大的通风系统是为零下几十度的冬季和温和夏季设计的，而旁遮普的五月可以将仓顶铁皮晒到将近七十摄氏度。卡普尔和他的助手在珀丁达郊外一个废弃的砖窑里做了整整十二轮缩比模型试验，用一种从焦特布尔褐煤中提取的低硫焦炭做热源模拟夏季日晒，测量不同通风方案下仓内温湿度的变化曲线。他们在砖窑里连续住了近四十天，胡子长了也没刮，被砖窑的煤烟熏得眼圈发黑，当地村民一度以为窑里来了几个被通缉的纵火犯。
仓底强制鼓风系统的核心是风道。卡普尔放弃了进口无缝钢管——成本太高，外汇申请周期太长。他在旁遮普本地找到了三家仍在用传统柴窑烧制红陶的作坊。那些作坊的主人是几代同堂的穆斯林陶匠家族，家里没有人读过高中，但对黏土的收缩率和水浸透气性有着代代相传的经验。卡普尔花了整整一周教他们将选料配方中某一种来自萨特莱杰河旧道淤积层的特殊灰黏土的比例精确到每一批料一又四分之一信德——信德是一种仍在巴基斯坦境内使用的旧时重量单位，老陶匠不用公斤。不同季节烧制的陶管因柴窑温度曲线的偏移导致孔隙率出现统计差异，卡普尔将差异数值用钢笔记录在一张坐标纸上和不同批次的管段同期匹配，逐批标记然后在安装前用人工筛选配对。这些经过筛选和标记的陶管被拼接成一整条底层送风网络，孔隙均匀，成本只有进口无缝钢管的十分之一。
仓顶覆盖四层印度自主研制的反光铝箔——这种铝箔是在班加罗尔的印度科学研究院的实验室里开发的，通过在铝箔表面压出微米级的菱形纹理来增强对红外波段的反射率。将铝箔在筒仓顶端铺设后，下午太阳直射时的热通量可以比裸屋面减少近四成。密闭熏蒸室采用六种不同浓度的磷化铝混合毒饵配方，针对印北长年肆虐的谷蠹、米象、粉斑螟和麦蛾四种储粮害虫的耐药谱系逐一测试了致死浓度和暴露时间。测试过程中出了一次事故——密闭熏蒸室的门封胶条在恒温恒湿箱中模拟盛夏条件下变形脱落，未能及时预警。磷化氢气体泄漏导致两名在隔壁标定室做水分测试的技术人员轻度中毒，被紧急送往珀丁达县医院。两人出院后签的第一份文件不是工伤报告，而是一份对胶条材质和密封铰链结构的改进建议。卡普尔将这份建议的签名原件装裱起来挂在粮库落成后的设备监控室里，旁边只写了一行字：“此门不再漏。”
“虫口夺粮”这个词，在印度从来不是修辞。
印度传统土法敞囤储粮，全年损耗率在湿热地区可以达到百分之十二到十九。百分之十二是什么概念？印度1962年粮食总产量是八千二百万吨。哪怕只按百分之十二损耗线算，每年将近一千万吨粮食——足够养活四千多万人一整年——在粮囤里被虫吃、被霉菌分解、被老鼠拖走，一粒都没有进过人嘴。千万吨粮，换算成每一列满载谷物的蒸汽火车，可以从珀丁达一直排到加尔各答再折返。
印度粮食公司仓储主管拉金德尔·普拉萨德是旁遮普农业大学储粮昆虫学专业的第一届毕业生，后来又在美国堪萨斯州立大学谷物科学系进修过一年。他三十三岁，戴着厚框眼镜，说话轻声细语，手掌却粗得像砂纸——那是长年接触谷物样品和熏蒸药剂留下的职业痕迹。他能在打开一包小麦的瞬间通过气味判断出谷蠹和米象的虫口密度差异，能通过用拇指碾碎一粒麦粒的触感判断出麦粒内部胚乳的蛋白质降解程度。他在堪萨斯的导师曾挽留他留在美国，承诺替他申请绿卡。“美国不缺粮食，但印度缺。”这是他谢绝时说的话。他把这句话写在一张明信片上寄给了母亲，母亲让村里的写字先生帮她回了一封信，信里只有一句话——“那就是你的命。”
他被派到珀丁达当第一任粮库主任。他到任时工地还在打地基，他把自己的铺盖卷往卡普尔隔壁的那间临时铁皮棚里一放，第二天就接手了第一批入仓小麦的接收任务。那是一批从北方邦调运过来的陈麦——1963年旱季的残余库存，一直堆在西塔普尔县的旧土囤里。麦子运到时虫口密度已经达到了警戒线的近两倍，袋底筛出的虫屎和蛀屑混着碎粒和小量结块麦粉，在卸货平台上铺了一层灰褐色的细末。普拉萨德蹲在卸货平台上，用手指捻了捻那些细末，放进嘴里尝了一下——那是判断虫害程度的古老方法，虫排泄物中的尿酸会在舌尖留下一种微苦发涩的后味。他吐掉残渣，对卡车上用疑惑目光盯着他的卡车司机说：“这批粮食本来在上一个雨季之前就该送到磨坊去。它被遗忘太久了。”
他主持第一批大规模入仓熏蒸作业时的场面，被他自己写在了一本从不对外公开的私人备忘录里。备忘录用英语写，字迹工整但不时被手汗洇开。熏蒸结束开仓透气的第二天早晨，他和几个工人一起推开密封了七十二小时的仓门，库底死了厚厚一层米象。死虫密密匝匝地铺在水泥地面上，像一层深褐色的粗砂，踩上去发出沙沙的碎裂声。有些虫子还没完全断气，透明的前翅在微弱地抖动。普拉萨德蹲下去捡起一把死虫摊在掌心端详——那些虫子褐色的鞘翅在磷化氢的作用下已经有些发脆，但虫体依然保持着完整的形态，触角蜷曲，六足紧贴在腹面。他把它们一只一只数了一遍，没数完，停下了。食指按住拇指尖下一个特别小的——那是米象幼虫刚蜕完最后一次皮就死掉的幼成虫，体壳还是浅米色的，比老成虫的颜色淡了近三分之一。
他把那把死虫放在一个空谷壳袋上，然后站起来走回自己的办公室。办公室里只有一张从旧学校搬来的学生课桌和一把折叠椅。他坐下来，翻开仓库值班日志的当日页，在上午九时的栏目里写了一句只有自己能完全理解其分量的话：“这不是杀虫。这是我在替1943年的孟加拉讨一点公道。”
后来他在粮库工作了整整二十二年，退休时才五十五岁，没有回老家，在珀丁达镇上买了一间小平房，屋后种了一片菜地，每天早晨步行去粮库——虽然早就不在编了，但继任的主任默许他可以随时进出。他在退休后的第十年为编写印度粮食储备史的研究者提供了一份口述记录，其中有一段被收录在非公开的附件里：“粮库不是用来对付荒年的。粮库是让荒年根本没有资格再回来。我每次走进库里抚摸那些堆积如山的麻袋，闻到那股干燥空气里混着麦麸和熏蒸剂的气味，就觉得1943年的亡魂离我又远了一寸。但永远只能是一寸。”
二、看不见的敌人
但储粮真正的敌人，从来不只是昆虫。
新粮库落成后第四个月，也就是1965年1月——那时珀丁达仓库刚完成第三批大规模入仓，空气中还飘着新仓壁特有的水泥返潮气与新麦秸梗的甜腥。印度粮食公司驻珀丁达的例行军垦盘点发现了一项异常：两百吨优先入库的一级小麦在账面上显示存放于C区四号仓，但实物被运进了一家位于珀丁达以北十一公里处的私营面粉厂的高价渠道——那家面粉厂专供新德里豪华酒店的烘焙面包与糕点原料，收购价比国家规定的平准价格高出将近一倍。而取而代之的是一批劣质陈麦——实际是去年在莫加县粮囤中被虫蛀后因霉菌毒素含量超标被列为“仅限工业淀粉用途”销毁清单中的等外品——被换进了库，挂上了伪造的质检印章。伪造印章用的是从印刷证件摊贩那里刻的普通橡皮章，字体是标准的梵文孟买排版，章面的字间距与粮食部官方公章仅差零点几毫米，非专业鉴定几乎不可能肉眼区分。
地方官员与中间商勾结的利益网络，在某种程度上是印度粮食储备体系与生俱来的敌对双胞胎。自莫卧儿帝国在十六世纪建立贾吉尔制度以来，粮食作为一种具有政治强制力和军事战略价值的特殊商品，一直与地方包税人、土邦主和私营商人之间的私下交易和非法抽成紧密相关。黑市对任何形式的物资管制都有着天然的嗅觉优势，而这种嗅觉几乎是即时的——从中央宣布建立粮食储备体系到第一批黑市交易网络完成重组，用时不到三个月。远快于珀丁达粮库从地基开挖到仓顶铝箔铺装的时间。
粮食部在接到异常汇报后派遣的一支专项审计组由一位名叫帕塔纳亚克的奥里萨邦籍审计官带队。他花了五周顺藤摸瓜，最后牵出了三个中间商——其中一个是珀丁达棉花交易市场的老手，实际上经营着两家未经注册的期货合约；一个地方食品供应检查员——他利用双休日独自值班时在仓库出入单上以涂改液覆盖原有品种编号再用极相似的墨水重新填写，同时对粘贴在仓门上的铅封条进行加热拆卸后复原；还有一个仓库夜班门岗——锡克族中年退伍军人，在那几个月期间他的六口之家的月收入只有他一个人的工资加上临时替市场扛棉包赚的不固定零碎。门岗在接受审计组单独询问时，脸绷得没有任何表情，双手背在身后，像在军队被长官训话时一样立正。帕塔纳亚克把从他家搜出的伪造印章的残次品放在桌上，问他为什么要做。门岗没有看那枚印章，他盯着对面的墙面说：“长官，我知道这样做是错的。但我家里有六口人，我已经连续两个月没有领到正式工资了。粮食公司的临时工发薪表上我签了四次名，四次都告诉我这个月的额外拨款被邦财政局冻结。我不是要你可怜我。我只是想问——印度的反腐法，能不能先反一下自己不按时发薪的财政部？”
帕塔纳亚克把这段话原原本本写进了调查报告。他没有加任何个人评论，但他在这个段落旁边用铅笔打了三个星号，并在页末脚注里引用了门岗所在邦的财政拨款拖欠情况作为补充。这是内部审阅版本才保留的细节。
调查报告层层递交到内阁粮食委员会，最后一份摘要和附有夏斯特里亲笔批复的原案卷被送至总理本人。夏斯特里在一个深夜独自读完了全部的二十八页，然后在文件最后一页背面用蘸水笔写下了一段印地语手书。他的字写得不快，笔画细而清晰：“我们花了两亿卢比修建抵抗虫害的墙。但如果人心有洞，墙再厚也没有用。珀丁达案责任人按律惩处，并立即在五十座粮库全面推行双人双钥匙制度——管账的不能管钥匙，管钥匙的不能进账本。”这段批示后来被印度粮食公司刻在总部大厅正门内的一块白色大理石板上。石板没有饰边，没有装饰性的浮雕，只在一侧用极小的字体刻了一行编号：来自总理办公室第PMO/L-64-009号批示。
双人双钥匙制度——后来被简称为“双钥制”——随后被紧急推广到全印所有中央储备库和地方配给中转站。它规定任何一座粮仓入库或出库时，必须同时由持有账本密钥码的财务管理员和持有机械锁钥匙的仓库保管员同时在场，一人在通关单据上签字并核对重量与批号，另一人核对铅封与集装箱编号。铅封从以往的单一通用铅饼改为定制铝封，每次开封后不可复原，仿制封条将自动改变咬合纹路。对这批铝封的制作采用了一种很不起眼但极难重现的小工艺——封条弯折处的金属疲劳纹必须在折叠方向与折叠次数上形成一组只可通过原始模具辨识的偏光双折射纹。没有人比库房里那些被换了麦子的虫蛀麦粒更了解这个国家需要多精确的制度来守住堆积在仓底的仅存体面。
三、沉默的石碑
到1965年季风来临之前，全国首批二十六座大型标准粮库已初步建成。储备总能力据印度粮食公司内部统计达到近五百万吨。五百万吨在应付全年全国总消耗周转的长期目标面前仍很微薄，但它至少给印度提供了一个在风雨飘摇中的缓冲垫——粮仓里开始有了一点余粮。
任何一个走进库房的人都能从最细微处理解这种储备的真实含义。库温常年控制在十八摄氏度，相对空气湿度不超过百分之五十五。这两组数字在珀丁达那种旱季气温可逾四十五度、雨季空气能塑皱所有纸类的地方是靠着无数送风机在水帘式空调的蒸发网上昼夜运转来维持的。稻谷和小麦的呼吸作用在这个温度和湿度下被压缩到极低的水平，种子胚乳里的各种淀粉酶和蛋白酶活几乎降到休眠阈值。谷物进入了假死状态——但这是一种为了在有朝一日重新发芽的假死。当下一场旱灾或洪水重新撕破这片冲积平原时，这些被锁在阴凉筒仓里避过虫害和发霉的谷物将开始流向泥砖垒成的乡村配给站，用含有糊化层破损断粒的平价米把浮肿儿童从死亡线上极其缓慢地拽回来。
每一个仓库最终都是对共同记忆最诚实的静默雕塑。在珀丁达粮库主体建筑的东南角，卡普尔特意保留了一面完全不打磨不抹灰的水泥墙。墙面上用手工錾子凿了一条极浅的横槽，槽内嵌着一截已经磨损得锉齿残缺过半的旧式半圆锉——那是前来参与粮仓地面磨平工程的第一批混凝土木模工遗下的工具。木模工在工程结束后没有把它带走——他说这把锉跟了他半辈子，磨平过几千平方米的水泥地面，最后应该留在这里，跟仓底一样平。卡普尔让工人把锉刀套上一层透明防锈漆后轻轻嵌入墙槽，并用铜丝固定。嵌好之后他后退了两步看了看，说就这样——不要加说明牌，不要刻字。后来有个新来的仓储管理员对着墙研究了好一阵子才大概猜到那是什么工具。
普拉萨德在粮库竣工那天，把自己那把从美国带回来的蔡司放大镜放在办公室窗台上。放大镜的镜片朝外，正对着那面嵌了旧锉刀的水泥墙。他的继任者——一位曾在加尔各答港务局做过仓储调度员的旁遮普裔中年人，在交接当天看到了这个摆设和那面墙，问普拉萨德：“这是什么意思？”
普拉萨德已经提着行李走到门口，听到这个问题停下来，回头看了看窗外那面在午后阳光下泛着微光的灰色墙面。他说：“放大镜是给墙看的。墙不能说话，但人可以替墙看。”
他的继任者把这句话写在了粮库主任办公室的值班日志扉页上，此后历届继任主任都会在自己的第一个工作日翻到这一页。日志的本册换了六次，每一次换新本时这句话都被重新抄在扉页上。第六次抄写时，执笔的是一位从昌迪加尔调来的年轻女工程师。她抄完之后在下面又加了一句自己的字迹，用旁遮普语写在括号里。后来有人问她加了什么，她说：“我写的是——那么我的眼睛也在这里。”
七律·第1417章
仓廪兴建遍乡州，储备充盈御岁忧。
万座粮库藏五谷，千条路网运丰收。
民无饥馑民心定，国有余粮国势遒。
未雨绸缪谋久远，安邦固本第一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