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64章大封锁酿祸
一、窑炉熄灭的那个黄昏
公元2020年3月25日傍晚七点四十五分，北方邦穆扎法尔讷格尔县，砖窑区。
夕阳像一块在煤灰里浸泡过的铜盘，斜挂在砖窑巨大的烟囱群后方，将天地染成一种病态的橙红色。七十二座砖窑沿着干涸的河床一字排开，每座窑炉都竖着十五米高的砖砌烟囱，平日里这个时间，烟囱应该正喷吐着浓密的灰白色煤烟，将天空切割成一道道污浊的条纹。但今晚，只有三座窑还在冒烟——微弱的、苟延残喘的几缕，很快就被晚风吹散。
桑杰·拉尔蹲在自家棚屋门口一块当凳子用的碎砖上，手里捏着一根快要燃尽的比迪烟。烟草是劣质的，辛辣的烟雾刺痛喉咙，但他需要这点刺痛来确认自己还醒着，还在这片他生活了四年却从未属于过的土地上。
他的棚屋是七十二座之一，用竹竿做骨架，盖上捡来的铁皮和塑料布，缝隙处塞着甘蔗渣。面积不到十平方米，住着他、妻子拉克希米、十二岁的儿子维杰、十岁的女儿索努、四岁的小女儿安努。地上铺着草席，角落堆着几个皱巴巴的塑料袋，里面是全家的衣物——总共不超过十件。唯一的家具是一个用砖块垒成的“柜子”，上面放着铝锅、几个搪瓷盘、和半袋米。
米袋是黄色的化纤编织袋，上面印着“北方邦粮食公司”的字样，已经磨损得看不清生产日期。袋子里大约还有二十公斤米，是五天前窑主发放的“口粮”。桑杰盯着米袋，在心里快速计算：全家五口人，每人每天至少要吃两百克米才不至于饿得发昏，那就是一公斤。二十公斤，二十天。二十天后呢？他不知道。他只知道，窑炉的火焰正在一盏接一盏地熄灭。
邻居卡鲁的破晶体管收音机正在播放什么。天线是一根弯了的铁丝，卡鲁用手扶着，信号断断续续，但一个声音顽强地穿透静电噪音传出来——沉稳，低沉，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权威。
“……因此，经过与各邦首席部长和专家的深入磋商，我决定，从今天午夜——3月24日午夜——开始，全国进入为期二十一天的全面封锁……”
桑杰的印地语词汇量有限。他是贾坎德邦恰尔肯德高原的奥拉翁部落出身，母语是库鲁克语，印地语是少年时代在砖窑上跟工友断断续续学的。但有些词不需要翻译就能听懂：
“封锁”（lockdown）。
“暂停”（band）。
“二十一天”（ikkis din）。
“除非紧急，切勿外出”（zaroorat ke ilawa bahar mat niklein）。
这些词像一块块冰冷的砖，一块接一块垒在他胸口。
收音机里的声音继续：“所有办公室、工厂、市场、商店、礼拜场所必须关闭。所有公共交通——铁路、航空、巴士——将暂停运营。除了购买生活必需品、就医和提供基本服务外，任何人不得离开家门……”
桑杰手里的比迪烟掉到了泥地上。烟头在潮湿的泥土上发出轻微的“嗤”声，熄灭了。他没有弯腰去捡，只是盯着那缕最后的青烟消散在黄昏的空气中。
棚屋里，拉克希米正在用一个小铝锅煮米汤。锅架在三块砖垒成的简易灶上，下面烧着从窑厂捡来的碎煤块。火很小，她小心地拨弄着，让每一克热量都用于加热那点可怜的米和水。四岁的安努蹲在母亲脚边，用一根小树枝在泥地上划着不成形的图案，嘴里哼着自编的、只有她自己懂的歌谣。
“桑杰，”拉克希米没有抬头，声音很轻，“收音机里在说什么？”
桑杰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喉咙发紧，发不出声音。他站起来，走到棚屋门口，望向窑厂的方向。
七十二座砖窑，此刻像七十二座沉默的墓碑。大多数窑炉已经熄火，只有零星几座还在燃烧——那是窑主们想赶在封锁前烧完最后一批砖，能卖一点是一点。但烧砖的工人已经少了三分之二，许多人今天中午听到风声就跑了，连当天的工钱都没要。
“拉克希米，”桑杰终于开口，声音沙哑，“把东西收拾一下。”
妻子抬起头，火光在她深褐色的脸上跳动：“收拾？去哪？”
“回家。”桑杰说，吐出这两个字时，感到一种虚脱般的无力，“回贾坎德。”
二、窑主的通知
3月26日黎明，天还没亮透。
桑杰一夜没睡。他坐在棚屋门口，看着夜色一点点褪去，看着东方天际从墨黑变成深紫，再变成病态的鱼肚白。棚屋里，孩子们挤在唯一的草席上睡着，拉克希米靠在墙边，闭着眼睛，但桑杰知道她也没睡——她的呼吸太浅，太急促。
凌晨五点，窑主雅达夫出现了。
雅达夫六十多岁，矮胖，穿着浆洗得笔挺的白色库尔塔，脚上是擦得锃亮的皮质凉鞋。他手里捏着一大串钥匙，走路时钥匙互相碰撞，发出清脆的、令人不安的响声。他身后跟着他刚从德里回来的儿子拉杰夫——一个三十岁出头、戴着口罩和墨镜的年轻人，穿着熨烫整齐的衬衫和西裤，手里拿着手机，不时低头查看。
两人走到棚屋区中央那口手压井旁。雅达夫咳嗽一声，用印地语喊：“都出来！有事情通知！”
陆陆续续，工人们从各自的棚屋里钻出来。男人，女人，半大的孩子。总共大约两百人，都是这个窑厂的工人和家属。他们沉默地围拢过来，脸上写着同样的茫然和恐惧。
雅达夫扫视一圈，目光没有在任何一张脸上停留。他开口，声音平淡，像在宣布今天天气不好：
“政府昨晚的通知你们都听到了。封锁，二十一天。窑炉今天全部熄火，什么时候能再开，等通知。”
人群一阵骚动。有人低声咒骂，有人开始哭泣。
“工钱结到今天。”雅达夫继续说，从怀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笔记本，“叫到名字的过来领。没叫到的等着。”
他开始念名字。每个被叫到的人走上前，雅达夫从腰间的挎包里掏出几张皱巴巴的卢比钞票，数好，递过去，然后在笔记本上划掉名字。过程很快，很机械，像在发放某种救济品，而不是这些人用血汗换来的报酬。
桑杰的名字在中间被叫到。他走上前，雅达夫递给他三张百元卢比钞票——这是他昨天一天的工钱。桑杰接过，手指摩挲着纸币粗糙的表面。三百卢比，在平时只够全家三天的饭钱，在封锁时期，可能只够一天。
“窑主，”桑杰抬起头，用生硬的印地语问，“口粮……还会发吗？”
雅达夫看了他一眼，眼神里没有任何情绪：“口粮发到这个月。下个月的事，等开工再说。”
“那……我们住的地方？”桑杰指着身后的棚屋。
“愿意住可以继续住。”雅达夫说，“但我不保证安全，也不保证有水有电。水泵可能过几天就停了，因为没人交电费。”
“那我们……”桑杰的声音开始发抖，“我们吃什么？”
雅达夫终于正眼看他，那眼神像在看一个不懂事的孩子：“那是你们的事。政府说了，封锁期间要待在家里。这里就是你们的家，不是吗？”
他说完，转向下一个人。桑杰站在原地，手里攥着那三张钞票，感到一阵眩晕。这里就是你们的家——这句话像一记耳光，抽在他脸上。这个用塑料布和竹竿搭成的、夏天像蒸笼冬天像冰窖、下雨就漏水刮风就摇晃的棚屋，是“家”？
他转身，走回人群。拉克希米看着他，眼神在问：多少？桑杰伸出三根手指。拉克希米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
名字念完了。雅达夫合上笔记本，最后说了一句：“你们最好回老家。在这里待着，没吃没喝，迟早要出事。”
他说得轻描淡写，像在建议一群鸟该往南飞了。
桑杰再也忍不住，上前一步：“怎么回？铁路关了，巴士停了，我有三个小孩，最小的连路都走不了太远，你告诉我要从这儿走到一千多公里外的老家？”
雅达夫看着他，沉默了几秒。然后他转身，开始拨弄手里的钥匙串，金属碰撞声在寂静的清晨格外刺耳。“那是你们的事。”他重复了一遍，然后对儿子说，“走吧。”
两人一前一后离开，皮鞋踩在泥土路上，留下浅浅的脚印。工人们站在原地，看着他们的背影消失在窑厂办公室的方向。
一阵风吹过，扬起地面的煤灰。有人开始哭，先是压抑的抽泣，然后是放声大哭。孩子们被吓到，也跟着哭起来。哭声在七十二座沉默的砖窑间回荡，像一场迟来的、为某种东西送葬的哀歌。
桑杰蹲下身，用双手捂住脸。他感到拉克希米的手放在他肩上，很轻，但那是此刻唯一的温度。
三、出发：一千一百公里
3月27日凌晨四点。
桑杰一家收拾好了“行李”。其实没什么可收拾的：两身换洗衣服（都是破的），一条破毯子，几个铝碗，一小袋盐和干辣椒，安努的几片用旧布改成的尿布，还有桑杰在铁路上招工时买的一本廉价笔记本——里面记着工头的电话、几个同乡的地址，以及他学会写的几个库鲁克语单词。
东西分装进一个红蓝条纹的编织袋和一个印着“尿素”字样的白色化肥袋。拉克希米用一条褪色的绿纱丽把安努裹紧，纱丽的一角绕过孩子的额头和耳朵，紧紧塞进自己腰间，形成一个简陋的背带。四岁的安努还在熟睡，小脸贴在母亲胸口，对即将到来的漫长旅途一无所知。
十二岁的维杰背起编织袋，十岁的索努提着化肥袋。桑杰检查了一遍棚屋——其实没什么可检查的，这个他们住了四年的“家”，在十分钟内就可以清空，仿佛他们从未存在过。
“走吧。”桑杰说，声音很轻。
他们走出棚屋，加入已经聚集在窑厂门口的人群。大约五十个家庭，两百多人，都是这个窑厂的工人。没有人说话，只有粗重的呼吸声、压抑的咳嗽声、婴儿偶尔的啼哭声。黑暗中，一张张脸模糊不清，但眼睛里的神情是一样的：茫然，恐惧，以及一种被逼到绝境后的空洞平静。
他们出发，沿着窑厂门口的土路，走向两公里外的国道。
天还没亮，只有东方天际有一线微光。路边的田野里，冬小麦正在抽穗，在晨风中发出沙沙的声响。远处村庄的狗开始叫，一声，两声，很快连成一片，像在为这支沉默的队伍送行——或者说，驱逐。
走到国道时，天开始蒙蒙亮。然后，桑杰看到了那个景象。
一条人河。
从德里的方向，从诺伊达、古尔冈、法里达巴德、加济阿巴德——从每一个工业区、每一个建筑工地、每一个贫民窟——人们像地下水一样渗出，汇入这条主干道。男人背着巨大的包袱，女人头顶着行李，老人拄着树枝，孩子牵着父母的衣角。有人推着破自行车，车上堆着家当；有人用婴儿车推着老人，车轮在颠簸的路面上发出吱呀的呻吟；有人干脆什么都没有，就穿着一身衣服，赤脚走在冰冷的柏油路上。
队伍缓慢地向东移动。东方，那是家乡的方向——北方邦，比哈尔邦，贾坎德邦，西孟加拉邦，奥里萨邦……一千公里，一千五百公里，两千公里。距离是抽象的，脚步是具体的。
桑杰一家汇入这条人河。没有人问“你们去哪”，因为答案都一样：回家。没有人问“怎么回”，因为答案也一样：走。
安努醒了，骑在桑杰的肩膀上。她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人，没有见过这么长的路。她用小手指着田野里一群正在啄食的乌鸦，发出含混的、兴奋的声音：“鸟！爸爸，鸟！”
桑杰“嗯”了一声，用手托住女儿的腿。四岁孩子的体重很轻，但走上一整天，这重量就会变成压垮肩膀的巨石。他现在还不知道。
拉克希米走在旁边，右手提着化肥袋，左手牵着索努。她回头看了一眼——穆扎法尔讷格尔那些砖窑的烟囱，在晨雾中渐渐模糊，像一根根插入大地的灰色手指。今天，那些手指没有冒烟。这是她在砖窑工作四年来，第一次看见烟囱不冒烟。
这不冒烟的烟囱，比任何言语都更清晰地告诉她：一切都结束了。那个用汗水换口粮、用脊梁换栖身之所的日子，结束了。而前方是什么，她不知道。
她只知道，必须走。因为停下，就是饿死。
四、路上的苦难日记
第三天，北方邦某条国道旁。
安努开始发烧。
起初桑杰以为是走累了，孩子太小，经不起这样折腾。但到了下午，安努的额头烫得吓人，小脸通红，呼吸急促。拉克希米拆了线轴上最后一点干净的布，用水浸湿，敷在女儿额头上。
水不多了。他们出发时带了两大瓶矿泉水，现在已经只剩半瓶。路上经过几个村庄，有的有水井，但井边排着长队，轮到他们时往往只剩泥浆。有的井干脆干了，只有井底一层发绿的死水。
“得找医生。”拉克希米说，声音在发抖。
桑杰看着怀里昏睡的安努，看着远处地平线上看不到尽头的路。医生？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国道上，去哪找医生？
他们在一个破败的公交站停下休息。站牌锈蚀了，时刻表上的字迹模糊不清。长椅上坐着几个同样疲惫的旅人，一个老人咳嗽着，痰里带着血丝。一个年轻母亲在给怀里的婴儿喂奶，但乳房干瘪，婴儿吸了几口就哭起来。
桑杰把安努放在长椅上，脱下自己的外套盖在她身上。然后他站起身，沿着国道往前走，希望能找到一点帮助。
走了大约一公里，他看见路边有一个蓝色的标志牌：“初级健康中心，前方500米”。
他跑起来。五百米，在平时不算什么，但此刻他腿像灌了铅，胸口像着了火。跑到健康中心门口时，他愣住了。
铁门半掩着，上面挂着一把生锈的锁——没锁死，只是虚挂着。院子里杂草丛生，诊室的窗户玻璃碎了几块。推开门，里面一片昏暗，灰尘在从破窗射入的光柱中飞舞。
登记台上积着厚厚的灰，病历架倒在地上，散落着一些纸张。桑杰捡起一张，借着光线看——是2019年7月的“法定传染病月报告表”。表格大部分是空白的，只在“疟疾”一栏用铅笔潦草地写着“0例”。日期是2019年7月15日。从那以后，再没有更新。
“有人吗？”桑杰喊，声音在空荡荡的房间里回荡。
没有回答。只有他自己的回声，和远处国道上传来的、隐约的人声。
他走到药柜前。柜门开着，里面空空如也，只有几个倒下的空药瓶，标签已经褪色。地上扔着一些用过的注射器，针头锈迹斑斑。
桑杰站在那里，感到一种冰冷的绝望从脚底升起。这不是意外，不是临时关闭。这里已经废弃很久了，在疫情到来之前就已经死了。所谓的“公共卫生体系”，在这片土地上，只是一个写在文件上的词。
他回到公交站。拉克希米看着他，眼神在问。桑杰摇摇头，什么也没说，只是抱起安努，继续走。
没有药，没有医生，只有路。和走下去的本能。
第五天，马图拉郊外。
他们遇到了一辆卡车。
卡车停在路边，后车厢敞开着。司机是个锡克教徒，五十多岁，裹着深蓝色的头巾，脸上是常年跑长途留下的风霜痕迹。他站在车旁，对着走过的人群喊：“去东边的！能带一段是一段！上车！”
人群涌向卡车。车厢里已经挤了三十多人，但还在往上挤。桑杰犹豫了一下——车厢里人太多，空气污浊，安努还在发烧。但看着女儿通红的小脸，他一咬牙：“上！”
他先把维杰和索努托上去，然后自己爬上车厢，再把安努接上来。拉克希米最后上来，车厢里已经几乎没有落脚的地方，她只能挤在角落里，把安努抱在怀里。
卡车启动了，柴油发动机发出巨大的轰鸣。车厢里没有人说话，只有沉重的呼吸声和偶尔的咳嗽。空气闷热，混杂着汗味、尘土味、还有一股奇怪的甜腻味——来自车厢角落堆着的几箱铁罐，标签上写着“芒果罐头”，但铁罐已经被太阳晒得发烫，有些已经膨胀变形。
卡车在坑洼的国道上颠簸。每一次颠簸，车厢里的人就集体摇晃，像货架上的罐头。安努在颠簸中醒了，睁开眼，看着后车门外飞速后退的景色——干枯的刺槐，龟裂的田地，偶尔闪过的村庄土屋。
“爸爸，”她的声音很轻，几乎被发动机声淹没，“家是不是快到了？”
桑杰低头看着女儿。四岁的孩子还不理解“一千一百公里”意味着什么，她以为上了车，就快到家了。他想说“是”，想说“很快就到”，但谎言堵在喉咙里，变成一声含糊的“嗯”。
他用手摸着女儿的额头。还是很烫，但也许是因为车厢里太热？也许是因为颠簸？他试图说服自己：会好的，等到了家，一切都会好的。
卡车开了大约二十公里，在一个岔路口停下。司机跳下车，打开后车厢：“只能送到这儿了！我要往北走了！”
人们沉默地下车。桑杰一家最后下来，脚踩到地面时，桑杰感到一阵虚脱——不是累，是希望短暂升起又破灭后的空虚。二十公里，对他们走过的路来说，只是一个零头。
司机看了他们一眼，目光在安努通红的小脸上停留了片刻。然后他走到驾驶室，拿出一个皱巴巴的塑料袋，里面有几块粗糖饼。他塞给桑杰：“给孩子。”
桑杰接过，想说谢谢，但司机已经转身上车。卡车喷着黑烟开走了，消失在扬起的尘土中。
桑杰掰开糖饼，分给孩子们。拉克希米把自己那块又掰了一半，塞回桑杰手里：“你吃。你要走路。”
桑杰看着手里那半块糖饼，突然感到眼眶发热。他低头，大口咬下，甜味混合着尘土味，在嘴里化开。这是五天来，他们吃的第一口甜的东西。
第十天，中央邦边界。
食物真正耗尽了。
半袋米早在第三天就吃完。之后靠捡路边的野果、挖田里的萝卜、还有好心人偶尔给的一点炒面度日。拉克希米的脸颊凹陷下去，颧骨突出，眼睛显得格外大。她走路开始摇晃，但从不抱怨，只是把最后一点食物都给了孩子们。
今天一整天，他们只喝了几口井水。安努的烧退了一些，但开始腹泻，拉出来的都是水。拉克希米用最后一点干净布给她擦洗，但布很快就用完了，只能撕下自己纱丽的内衬。
傍晚，他们在一个废弃的养路工棚过夜。工棚没有门，窗户是空的，地上铺着干草，可能是之前路过的人留下的。桑杰一家挤在角落，用那条破毯子盖着。夜里很冷，三月北印度的夜晚，温度能降到十度以下。孩子们挤在一起取暖，拉克希米把安努紧紧抱在怀里，用自己的体温温暖她。
桑杰睡不着。他走出工棚，站在星空下。星空很亮，密密麻麻，像撒了一把碎钻石在黑丝绒上。在砖窑时，他从来没见过这么亮的星星——窑厂的光污染和煤烟永远遮蔽了天空。
他想起小时候在贾坎德的老家。那时他常和父亲一起躺在屋顶上看星星，父亲教他认星座：北斗七星，猎户座，还有他们奥拉翁部落传说中的“迁徙之路”——一串连成线的星星，据说沿着它走，就能找到回家的路。
他现在就在走一条迁徙之路，但不是跟着星星，是跟着绝望。
身后传来脚步声。是拉克希米，她把破毯子披在肩上，走到他身边。
“安努睡了。”她说，声音很轻。
桑杰点点头。两人沉默地站着，看着星空。远处国道上，偶尔有车灯划过，是政府的物资车，或者军车。没有一辆为他们停下。
“我们会到家吗？”拉克希米突然问，声音里有一种桑杰从未听过的脆弱。
桑杰想说不，想说不知道，想说可能走不到。但他说出口的是：“会。一定。”
这不是谎言，是咒语。如果重复足够多次，也许就会成真。
五、边界上的那顿饭
第十三天，贾坎德邦边界。
路牌出现了。蓝底白字，印地语和英语：“欢迎来到贾坎德邦”。下面小字：“多尔顿甘杰区前方 85公里”。
桑杰停在路牌前，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八十五公里。如果是坐车，一个多小时。如果是步行，还要两三天。但这两三天，和已经走过的十三天相比，已经不算什么了。
孩子们也看到了路牌。维杰问：“爸爸，快到了吗？”
“快了。”桑杰说，这次不是咒语，是事实。
他们继续走。进入贾坎德邦，地貌开始变化：红土地，低矮的丘陵，稀疏的灌木。空气变得更干燥，风带着尘土的味道。但对桑杰来说，这是家乡的味道——贫瘠，苦涩，但熟悉。
下午，他们经过一个村庄。村口有一棵巨大的菩提树，树下摆着一张从村小学搬出来的旧课桌。桌上放着几十个铝盘，里面盛着米饭和木豆汤。旁边用砖头临时垒了个灶，火还在烧，一个大铁锅架在上面，锅里煮着更多的汤。
几个妇女在忙碌。最年长的那个大约六十多岁，穿着褪色的棉纱丽，头发往后梳成一个紧紧的灰白色髻。她看到走来的队伍，用贾坎德语喊：
“过来吃！吃了再走！”
她的声音不高，但在安静的午后田野里传得很远。疲惫的人群迟疑了一下，然后慢慢围拢过去。妇女们开始分发食物，一人一盘，不多，但热腾腾的。
桑杰一家也拿到了盘子。他们蹲在路边，背对着菩提树粗糙的树干。米饭很粗糙，木豆汤很稀，几乎没有油星，但有盐味。桑杰吃第一口时，眼泪毫无预兆地涌出来。
不是因为这顿饭多好吃——这是他十三天来吃到的第一顿热饭。而是因为那个老妇人的动作：她把一个孩子掉在桌上的饭粒捡起来，仔细地吹掉尘土，放回孩子盘子里。不是吝啬，而是一种深入骨髓的、对粮食的敬畏。
桑杰想起母亲。小时候，母亲也是这样，从不允许他们浪费一粒米。她说，每粒米里都住着一个神，你浪费了，神就会离开你。
他低头，大口大口吃饭，眼泪混进米饭，咸涩的。维杰和索努也吃得很急，差点噎到。拉克希米慢慢地喂安努，安努吃了几口，摇摇头，又睡了——她的烧还没完全退。
老妇人走到他们身边，蹲下，看着安努通红的小脸。“孩子病了？”
“发烧，好几天了。”拉克希米说，声音哽咽。
老妇人伸手摸摸安努的额头，皱眉。“等下。”她起身，走回村里。几分钟后回来，手里拿着一个小纸包，里面是几片白色的药片。“退烧药。我孙子上次发烧剩下的，不知道过期没，但总比没有好。”
拉克希米接过，手在颤抖：“谢谢……多少钱？”
老妇人摇头：“不要钱。快给孩子吃吧。”
拉克希米用最后一点水，把药片碾碎，混成糊，喂给安努。安努皱着脸吞下，又睡了。
老妇人看着他们，目光扫过他们磨破的鞋、脏污的衣服、深陷的眼窝。“从哪来？”
“北方邦。砖窑。”桑杰说。
“走了多久？”
“十三天。”
老妇人沉默了很久。然后她说：“今晚别走了。村里有空房子，以前老师的宿舍，现在没人住。至少睡一晚上床。”
桑杰想拒绝，想说不能再麻烦她了。但看着孩子们疲惫的脸，看着拉克希米几乎站不稳的身体，他点了点头。
那天晚上，他们睡在了一间真正的房子里——泥墙，瓦顶，有一张木板床，床上甚至有条薄毯子。虽然房子很旧，窗玻璃破了用纸板堵着，但比起棚屋，比起养路工棚，这简直是天堂。
安努的烧在夜里退了。凌晨时分，她睁开眼睛，看着从破窗透进来的月光，突然说：“妈妈，我梦到星星了。”
拉克希米抱着她，眼泪无声地流下。这是十三天来，安努说的第一句完整的话。
六、归家与伤痕
第十七天，多尔顿甘杰，祖宅。
院子里的杂草长到小腿高。泥墙瓦顶的老屋还在，但门轴锈死了，桑杰用力撞了三下才撞开。门开的瞬间，一股霉味扑面而来，混合着尘土和岁月的气味。
屋里很暗，只有从破窗射入的几道光柱，光柱中灰尘飞舞。家具几乎没了——一张破床，一个歪倒的柜子，墙角堆着些破烂。地上积着厚厚的灰，有老鼠的脚印，还有从屋顶漏雨留下的水渍。
桑杰站在门口，一动不动。这就是“家”。离开了四年，梦中回来过无数次的地方。现在真的回来了，却感到一种陌生的疏离——不是这里变了，是他变了。他已经不是四年前那个离开时的桑杰了。
孩子们怯生生地跟在后面。维杰问：“爸爸，这就是我们家？”
“嗯。”桑杰说，声音干涩。
他们开始打扫。没有工具，就用树枝扎成扫帚，用手捧出土。忙到傍晚，才勉强清出一块能坐的地方。拉克希米在屋后找到那口老井，井还在，但水线很低，打水的绳子断了。桑杰用捡来的塑料绳和破桶做了个简易装置，打上来半桶混着泥沙的水。
水很凉，有泥土的腥味。但这是十七天来，他们第一次有“足够”的水。孩子们轮流用手捧着喝，像在喝甘露。
晚上，村务委员会主任来了。主任是个干瘦的老人，叫马亨德拉，和桑杰的父亲同辈。他站在门口，没有进来，只是看着这一家狼狈的样子。
“回来了？”马亨德拉说，语气听不出是欢迎还是陈述事实。
“回来了。”桑杰说。
“政府发过救济粮。”马亨德拉说，“但我查了名单，你不在上面。”
桑杰愣住：“为什么？”
“因为你不在村里住。”马亨德拉说得理所当然，“户籍上，你是‘外出务工人员’。救济粮只发给‘常住居民’。”
桑杰感到一阵眩晕。在城市，他是“外来民工”，没资格享受任何福利。在乡村，他是“外出人员”，也没资格享受救济。他属于哪里？哪里属于他？
“那……我们现在回来了。”桑杰艰难地说，“能补上吗？”
马亨德拉摇头：“名单是上周定的，已经报上去了。等下一批吧，不知道什么时候。”
他说完，转身走了。皮鞋踩在土路上，留下浅浅的脚印，和窑主雅达夫的脚印一样，一样地决绝，一样地不留余地。
桑杰站在门口，看着暮色四合。远处村庄里传来炊烟的味道，有人家在做饭。而他的家里，米缸是空的，口袋里只剩下一张皱巴巴的十卢比钞票。
那天夜里，桑杰躺在老屋的破床上——床板塌了一半，他垫了些干草。从屋顶的破洞看出去，星空依旧灿烂。安努睡在他和拉克希米中间，呼吸平稳，烧彻底退了。维杰和索努挤在另一头，已经睡熟。
拉克希米轻声说：“明天我去林子里看看，有没有野菜。”
桑杰“嗯”了一声。然后他说：“我不回砖窑了。”
拉克希米转头看他，黑暗中看不清表情。
“我怕下一次，”桑杰慢慢地说，每个字都像从胸腔深处挤出来，“再让我们这样走回来的时候，安努走不到家。”
拉克希米沉默了很久。然后她伸手，握住桑杰的手。她的手很粗糙，满是老茧，但很温暖。
“好。”她只说了一个字。
七、挖水渠的人
八月，贾坎德邦，农村就业保障计划工地。
桑杰在挖水渠。
这是政府为农村贫困人口提供的就业计划，每天工资二百卢比，比砖窑少一百卢比。工作内容是挖一条三公里长的灌溉渠，将远处河里的水引到干旱的田地里。
地很硬，红土地被太阳晒得发白，一铲下去只能挖起薄薄一层。桑杰和另外几十个村民一起，沿着石灰线划出的痕迹，一铲一铲地挖。监工是个年轻人，拿着皮尺，每挖一段就来量，经常说“不够深”、“不够宽”，然后克扣实际完成的工作长度。
中午太阳最毒的时候，他们躲在临时搭的草棚下休息。每人发一张薄饼和一点豆糊，水从村里的井打来，用一个大铁桶装着，大家轮流用瓢喝。
桑杰坐在草棚边缘，看着远处自家的方向。从这里能看到老屋的屋顶，能看到院子里的那棵树。安努应该正在树下玩，用树枝在红土地上画画。维杰和索努去帮拉克希米捡柴火了。
同村的拉姆问他：“桑杰，听说你在北方邦挣得多，为啥回来干这个？”
桑杰喝了一口水，水有铁锈味。他想了想，说：“那边的钱，是用脚走回来的。”
拉姆没听懂，但也没再问。
下午继续挖。铲子磨手，桑杰的手掌早就磨出了一层厚厚的老茧，但今天又磨出了新水泡。他不在乎。比起徒步十七天脚底的血泡，手心的水泡不算什么。
收工时，监工来量长度。桑杰今天挖了八米，按标准应该挣二百卢比，但监工说“只有七米半”，只记了一百八十卢比。桑杰没争辩，只是在登记本上按下手印——他不会写字，只能按手印。
拿着那张皱巴巴的、写着“180卢比”的纸条，他走回村里。夕阳将他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在红土地上，像一个疲惫的巨人。
到家时，安努在门口等他。看到他，跑过来，抱住他的腿：“爸爸！”
桑杰弯腰，想抱她，但手太脏，身上全是土。他只好用胳膊轻轻碰碰她的头：“今天乖不乖？”
“乖！”安努说，然后神秘兮兮地从背后拿出一个小东西——一块白色的、圆润的小石头，“看，我找到的！像月亮！”
桑杰接过石头。确实很白，在夕阳下泛着温润的光。他蹲下，把石头放在女儿手心：“收好。这是你的月亮。”
安努高兴地跑进屋，给妈妈看她的“月亮”。
桑杰站在门口，看着这一幕。屋里，拉克希米正在煮饭——今天她挖到了一些野菜，混着昨天领救济粮发的一点碎米，煮成一锅糊。炊烟从破屋顶的烟囱冒出，袅袅升起，融进暮色。
他的脚边，是安努下午用树枝在红土地上画的画：歪歪扭扭的线条，像一个房子，房子旁边有几个小人，小人手拉手。最下面，她用只有自己能看懂的方式，写了一个字——可能是“家”，可能是“爱”，也可能什么都不是，只是孩子随手的涂鸦。
桑杰看着那幅画，看了很久。然后他走进屋，拿起那本从砖窑带回来的廉价笔记本，翻到最后一页空白。
他用那支快没水的圆珠笔，慢慢地、笨拙地写下一行字。字很大，歪斜，但一笔一划很用力：
“安努今天笑了。我们还在。”
他合上笔记本，走到门口。夜幕完全降临，星星一颗接一颗亮起。远处，挖水渠的工地隐没在黑暗中，明天还要继续。更远处，是北方邦的方向，是那些已经熄灭的砖窑，是那条他们走过的一千一百公里的路。
但此刻，此刻这里有炊烟，有孩子的笑声，有一块像月亮的小石头，有一幅画在红土地上的、歪歪扭扭的“家”。
这就够了。至少今晚，够了。
七律·第1564章
一声令下锁重城，万巷萧疏绝市声。
工贾千行齐歇业，民工百万泣归程。
疫防虽涩存亡线，生计已枯水火坑。
两难之间权弊利，治邦念念系苍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