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有言，治国如烹小鲜。
这句话，是李佑林穿执掌南华以来，最信奉的为政准则。
煎小鱼最怕瞎翻动、怕火候不对。
火太猛，直接煎糊煎烂；火太弱，内里半生不熟，根本入不了味。
治国也是一个道理。
遇上根深蒂固的顽疾，就得下猛药、用狠火，干净利落根除隐患。
太平发展的时候，就得稳住节奏，慢慢养民生，稳根基，不能瞎折腾乱改政令。
伊朗今日的乱局，根源无非两点：zj裹挟基层、官僚层层盘剥，最终压垮底层民生。
和阿米尼的这番对话之后，李佑林又有了新的感悟。
人常说旁观者清、当局者迷。
刚开始，李佑林一直以外来者的身份，站在局外来操纵这个国家，艺高人胆大。
像极了玩一场没有读档，没有重来的争霸游戏。
刚开始有德公在背后托底，后面李佑林靠着各种胜利，和无往不利的各种出招，将国家牢牢掌握在手中。
可越是一路顺遂，他心底的不安就越重。
此时的李佑林，一直担心历史因为自己改变导致没有了最大的依仗，而感到恐惧。
当前路再也没有任何参考的时候，没人告诉他下一步会出什么乱子，更没有既定规律可以兜底。
但今日借着伊朗这面镜子，才算彻底醍醐灌顶。
参考的规律一直存在，只是后世之人往往会重蹈覆辙罢了。
他此刻忽然看透了历朝历代治乱兴衰的底层病根。
从古到今，所有王朝崩盘、百姓造反，压根不是外敌有多凶，全是内部烂透了。
所有底层动乱的唯一根源，永远是官僚体系的过度剥削、上层阶层的无休止敛财。
封建旧时代的统治逻辑，早已被历史印证得淋漓尽致。
拿礼教框住普通人的言行尊卑，再拿zj神权锁住百姓的思想念想。
一管身，一管心，双管齐下把人死死捆住。
等统治坐稳了，便肆无忌惮竭泽而渔，层层加赋、层层盘剥，把民间生产力压榨至枯竭。
而且最现实，也最残酷的一点是：
社会生产力每往上走一步，官僚政治剥削老百姓的法子，就会跟着翻新升级。
粮食增产了就加田税，商贸兴旺了就设关卡收苛捐。
老百姓日子刚有点起色，立马就有人找上门蚕食红利。
历朝历代，永远逃不开生产发展、阶层躺赢、剥削加重、民生崩盘、天下大乱的死循环。
这世上根本没有十全十美的制度，只有合不合自己国情、能不能适配当下时代的规矩。
南华这些年跑得太快，抢地盘、扩版图、融异族、建工业、叫施教化。
一路高歌猛进，看着国力暴涨，盛世初现。
可太多潜藏的问题，只是被高速发展的红利盖住了，不是消失了。
关于这一点，李佑林一直看的很清楚。
所以这几年，他一直小心翼翼把控着分寸，尽量避开蒋王朝的覆辙。
首先就是稳住民生根本。
老百姓是最朴实的，只要有饭吃、有房住、有活干、能活下去，没人愿意铤而走险闹事。
靠着全国铺开的国营农场，南华死死攥住了粮食命脉，粮价、物价牢牢稳住。
只要百姓的温饱底线不破，国家的基本盘就乱不了。
其次就是搞实业、保就业。
建厂、开矿、修港口、拓新城，工业不停迭代，岗位源源不断。
岗位让新来的移民、异族百姓，都能找到营生、挣到工钱。
人人能分到国家发展的好处，自然就没了滋生动乱的土壤。
再者就是严控教派，斩断旧弊。
吸取旧时代“儒释捆绑统治”的祸根，南华设立zj管理局，统一管控全境教派。
将所有zj彻底纳入国家行政框架与汉文化叙事之内。
斩断zj干预政治、剥削民间的根基，杜绝神权乱政的旧弊。
最后就是拿捏反腐的火候。
自建国初设立监察院，又于1952年成立直属总统的廉政公署，双线并行督查百官、肃清贪腐。
但李佑林深谙烹鲜之道，不盲目大开杀戒，关于腐败问题，一刀切是不可能了。
强如洪武大帝，对于这个问题都没有找到解决之法，再多的严刑酷法都挡不住。
国家高速发展，到处都要人手干活，基层官员是推进建设的主力。
他可以容忍官员借着时代红利捞点小好处、吃点灰色油水，不苛求人人圣贤。
但他的底线从来没松过：可以捞好处，必须干实事；可以谋私利，绝对不能压榨普通老百姓。
李佑林不介意加以当一回乾隆，将和珅留给继任者用来开刀立威。
前朝退守孤岛、尽失民心的教训，他逢会必讲，天天敲打所有官员。
江山是百姓撑起来的，谁敢把手伸进老百姓的口袋、啃食民利，不管职位高低，廉政公署一律严查到底、绝不姑息。
想到这里，李佑林突然有些得意了起来。
传统王朝会踩的所有大坑，zj乱政、官僚酷贪、粮食崩盘、民生流离、阶层固化，他基本全都提前防住了。
该下狠手的地方下狠手，该慢慢养的地方慢慢养，稳稳托住了南华高速崛起。
只是他万万没有预料到，自己防住了所有老祖宗的旧隐患，却漏了一种全新的、属于新时代的新矛盾。
这种矛盾，跟土地赋税无关，跟官僚贪腐无关，跟宗教割据也无关。
是老一辈的传统守旧思想，和新生代青年的新潮观念，彻底对撞到了一起。
是新旧文化、两代三观的无声对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