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玲刚走回桌边，手还搭在椅背上，电话铃声响起来。
这部电话是昨天刚装上的，知道号码的人没几个。
她紧走几步，拿起听筒。
“喂？”
“黄玲！你在家太好了！”周明远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有个急诊患者，五十三岁男性，剧烈胸痛四十分钟送到医院，心电图提示急性广泛前壁心梗！血压一直在掉，已经用了多巴胺，但效果不好！你快来医院！”
黄玲的心猛地一沉。
“我马上到！”
她撂下电话，转身就往外跑。
她顺着楼梯“腾腾”往下跑，三楼，二楼，一楼。
她冲出单元门，跑过楼前的小路，冲出军区大院的大门。
站在大门外的马路边上，她喘着粗气，她着急地扫向路面。
没有出租车。
1984年的沈城，出租面包车是有固定停放点的，不像后来满大街都能招手即停。最近的停放点在一里多路外的火车站广场，跑过去至少十分钟。
公交车倒是有一趟，但线路绕远，等车加坐车，怎么也得二十分钟往上。
心肌梗死的患者等不了二十分钟。
黄玲咬了咬牙，跑到马路中间，抬手拦车。
一辆卡车呼啸而过，溅起的泥水打在她裤腿上。
一辆吉普车从对面开过来，她拼命挥手，车子却丝毫没有减速，从她身边驶过。
又一辆，又一辆。
没有一辆停下。
黄玲站在马路中间，手心攥出了汗。
她回头看向军区大院门口，那里平时常有军车出入，但此刻，空空荡荡，只有两个哨兵站得笔直。
她没有军牌，就算有军车出来，也不可能让她搭。
她不能等。
黄玲转身，朝公交站跑去。
公交站台在大院东侧两百米处，她跑到的时候，正好有一辆2路公交车缓缓进站。车门打开，她挤上去，抓着扶手站稳，跑的气喘吁吁。
“同志，买票。”售票员走过来。
黄玲从兜里掏出两毛钱，递过去：“到火车站。”
公交车晃晃悠悠地开动了，每停一站，黄玲都恨不得跳下去跑。她看着窗外缓慢倒退的街景，脑海里飞速过着那个患者的可能情况。
急性广泛前壁心梗，血压一直在掉，用了多巴胺效果不好。这意味着……
意味着心肌坏死范围太大，心泵功能严重受损，可能已经进入心源性休克状态。多巴胺是升压药，但如果心肌大面积坏死，再多的升压药也只是饮鸩止渴，强行收缩血管维持血压，心脏的负荷只会更重。
需要尽快开通血管。
支架。
支架是最佳选择。
但前提是，她能赶到。
公交车又停了一站。黄玲攥紧扶手。
她又想起周明远电话里慌乱的声音。
说明情况很糟。
公交车终于到了火车站。
车门刚打开，黄玲就跳了下去，朝广场东侧的出租车停放点狂奔。
停放点停着三辆面包车，黄玲冲过去，拉开第一辆的车门，对司机说：“省人民医院！快！”
司机正叼着烟看报纸，被她这架势吓了一跳：“同志，你先上来，喘口气……”
“快开车！”黄玲已经跳上车，“人命关天！”
司机愣了一下，掐灭烟，发动了车子。
面包车驶出广场，黄玲靠在椅背上，大口喘气。她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衣服，出门太急，连棉袄都没穿，身上只穿着毛衣。
她的手在微微发抖。
怕赶不上。
怕那个患者等不到她。
怕她到了医院，面对的是一具已经冰冷的身体。
她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作为心外科医生，她见过太多生死，但每一次，她都拼尽全力去抢。只要还有一线希望，她就绝不放弃。
可今天，她不在医院。她请假了。
她坐在这辆破面包车上，看着窗外缓慢倒退的街景，心急如焚。
“师傅，能再快点吗？”她忍不住问。
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她一眼：“同志，这已经够快了，再快交警该拦了。”
黄玲没再说话。
车子穿过几条街，终于拐进省人民医院所在的青年路。远远的，她看见了那栋米黄色的住院部大楼。
“就停门口！”她说。
司机一脚刹车，车子还没停稳，黄玲已经拉开车门跳了下去。
她跑进住院部大楼，冲向电梯。电梯门打开，里面站着几个病人家属，她挤进去，按了四楼。
电梯慢得像蜗牛。
每一层都停。
一楼、二楼、三楼。
四楼终于到了。门刚打开一条缝，黄玲就侧身挤了出去。
她跑过走廊，推开心内科抢救室的门。
里面站着好几个人，周明远，心内科值班医生，两个护士。所有人都沉默着，没有人说话。
病床上躺着一个人，身上连着各种管子，监护仪的屏幕已经变成一条直线。
黄玲的脚步停在床跟前。
周明远转过身，看着她。
他的眼睛有些红，嘴唇动了动，好半天才发出声音。
“没……没等到。”
黄玲站在那，浑身冰凉。
她慢慢走过去，走到病床边。
那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面色青灰，嘴唇发紫，眼睛还微微睁着，仿佛在看着什么。胸口的皮肤上有电击除颤留下的灼痕，手臂上扎着输液针，液体还在慢慢滴着，但已经没有意义。
黄玲伸出手，轻轻合上他的眼睛。
“什么时候？”她问。
“二十分钟前。”心内科值班医生低声说，“到的时候已经心跳骤停，我们抢救了四十分钟，电击了三次，肾上腺素推了八支，还是没……没拉回来。”
黄玲的手指蜷缩了一下。
二十分钟前。
她还在公交车上，站在那个晃晃悠悠的车厢里，看着窗外缓慢倒退的街景。
就差二十分钟。
周明远走到她身边，声音沙哑：“黄玲，这不怪你。你今天请假了，是我……是我没处理好。我应该早点让心内科做溶栓，但我怕溶栓出事，想着等你来放支架……”
黄玲抬起头，看着他。
老教授的眼眶通红，双手垂在身侧，微微发抖。那个在手术台上永远沉稳、永远从容的人，此刻像一个做错了事的孩子。
“周教授，”黄玲轻声说，“您已经尽力了。”
周明远摇了摇头，没有说话。
过了一会儿，门被推开，一个护士走进来，小声说：“周教授，家属来了，在外面。”
周明远轻叹一声，抹了把脸，往外走。
黄玲跟了上去。
走廊里站着一个四十来岁的女人，穿着朴素，头发有些乱，脸色苍白。看见周明远出来，她快步迎上来。
“医生，我家老李怎么样了？”
周明远站住了。
他看着那个女人，嘴唇动了动，半天说不出话。
女人的脸色变了。
她一把抓住周明远的胳膊，声音发颤：“医生，你说话呀！老李他……他到底怎么样了？”
黄玲上前一步，轻轻扶住她的肩膀。
“大姐，您先冷静一下……”
女人转过头，看着她，眼睛里全是恐惧。
“你告诉我，老李他……他还活着吗？”
黄玲看着她，没有说话。
女人的手慢慢松开周明远的胳膊，整个人靠在墙上。
“不会的……”她喃喃地说，“早上还好好的，还跟我说中午想吃饺子……怎么就……怎么就……”
她顺着墙慢慢滑下去，蹲在地上，双手捂住脸。
没有嚎啕大哭，没有撕心裂肺的喊叫，只是蹲在那里，肩膀一抽一抽的，发出压抑的、破碎的声音。
黄玲蹲下来，轻轻拍着她的背。
“大姐，您想哭就哭出来吧。”
女人抬起头，满脸泪水，看着她。
“医生，你们尽力了吗？”
黄玲迎上她的目光，郑重地点了点头。
“尽力了。周教授亲自指挥抢救，四十分钟，三次电击，能用上的药都用了。我们都尽力了。”
女人看着她。
然后，她点了点头。
“那就好。”
她撑着墙慢慢站起来，抹了把脸上的泪，看着抢救室那扇半开的门。
“我能进去看看他吗？”
周明远点点头：“能。您……您多待一会儿也行。”
女人慢慢走进抢救室，门在她身后轻轻关上。
走廊里，只剩下周明远和黄玲，还有几个低着头的小护士。
没有人说话。
过了好一会儿，周明远转过身，看着黄玲。
“你今天不是请假了吗？怎么这么快就到了？”
黄玲沉默了一秒。
“我在家，接到电话就跑出来了。公交车太慢，出租车在火车站，我先坐公交再打车，还是……”
周明远看着她。
“你跑着来的？”
黄玲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衣服，还穿着毛衣，不知什么时候溅了几滴泥点，是拦车的时候被卡车溅的。头发也跑散了，几缕碎发贴在额角。
她摇摇头：“没事。”
周明远看着她，忽然说：“黄玲，你今天穿这身跑着救人，不冷吗？”
黄玲愣了一下，这才感觉到身上凉飕飕的。
初冬的沈城，已经零下。她出门太急，连棉袄都没穿。
“不冷。”她说。
周明远叹了口气，拍拍她的肩膀。
“去穿件衣服吧。今天的事，写个报告，存档就行。家属……家属不闹，咱们也得把流程走完。”
黄玲点点头。
她转身往更衣室走去，走了两步，又停下来，回头看向抢救室那扇门。
门关着。那个女人在里面。
黄玲看了会儿，转身走了。
更衣室里，穿上挂在柜子里的白大褂。
走廊里，周明远还站在那里，对着窗外发呆。
黄玲走过去，在他身边站住。
窗外，是省人民医院的院子，远处，门诊楼门口人来人往，有人拎着药袋子走出来，有人搀扶着病人慢慢走。
一切都是那么正常，那么平静。
只有抢救室里，有一个家庭，在这一天彻底改变了。
黄玲站在那里，心里产生一个念头，我要买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