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汉路的一家临江小酒馆里，窗户开了一条缝，江风卷着雪花直往里灌。
桌上摆着一打“哈德门”香烟，一盆已经凉透了的红烧江鱼，和三瓶没有标签的山西汾酒。
屋里的气氛像是个结了冰的停尸房。
胡琏穿着一件领口磨烂了的军大衣，毫无形象地蹲在长凳上，手里拿着一根竹筷，在桌上一下一下地戳着死鱼眼。
张灵甫坐得笔挺，那身呢子军装干净得一丝不苟，只是右腿极其僵硬地斜伸在外面——他在淞沪会战里大腿中了枪，骨头碎了，还没好利索。
李弥缩在角落里，一口接一口地抽着“哈德门”，大半个屋子都被青烟燎得睁不开眼。
戴笠没在这里。此时，两辆军统的黑色福特轿车正停在街角，特务们穿着雨衣守在风雪里。
戴笠坐在车里，正就着微弱的仪表盘灯光，写着给行营的密电：“老大今日抵汉，情绪稳定，右臂仍不能动。”
“啪嗒。”
门帘被掀开，李宇轩满身寒气地走了进来。
三人没有动，甚至连眼皮都没抬一下。胡琏只是把手里的筷子扔在桌上，张灵甫撑着桌子想站起来，右腿一软，又跌了回去，嘴里发出了一闷哼。
“都坐吧。”
李宇轩把风衣扯下来扔在空椅背上，左手拉过一张长凳，坐了下来。
“司令，尝尝这个，襄阳过来的酒，带劲。”
胡琏推过来一个粗瓷大碗，里面的白酒泛着浑浊的泡沫。
李宇轩用左手端起酒杯，喝了一口。辛辣的液体顺着喉咙下去，激得他后脑勺的伤口一阵细密地发麻。
他从桌上的烟盒里抽出一根“哈德门”，用左手擦燃火柴点上，青烟袅袅升起：
“公明呢？大部队撤退的时候，他不是奉命带补训团断后吗？老子回武汉，他怎么连个面都没露？”
整个酒馆里的空气，在这一瞬间彻底凝固了。
胡琏低下了头，右手死死攥着那只粗瓷大碗，指关节憋得发白，手背上的青筋一根根暴起。
李弥把手里的烟屁股狠狠摁在凉透的鱼汤里，发出“嗤”的一声微响。
张灵甫死死盯着眼前的酒杯，半晌，才用那种没有任何起伏的声音开了口：
“大部队过桥的时候，日军在后面追。您的担架在桥中央，退不回来。晋元带了三个连跟日本人的刺刀对冲。
桥头拿下来了，您的担架过去了。他被高爆弹片削去了半边身子，胡琏把他从死人堆里刨出来的时候，他留下了这个。”
张灵甫从兜里掏出一块黄埔时期李宇轩送给谢晋元的瑞士怀表，轻轻放在桌上。
表壳已经被子弹打穿了，时针停在清晨六点。
胡琏没有嚎啕大哭，这个在罗店跟鬼子肉搏都没眨眼的西北汉子，只是把头埋在两腿之间，肩膀一耸一耸地抽搐着。
李宇轩夹烟的手指，在半空中极其轻微地抖了一下。
一截灰白色的烟灰承受不住重量，无声地掉落下来，正好砸在他右手虎口的皮肤上。
那里的神经已经坏死了大半，感觉不到烫，只有一缕细微的青烟顺着他的皮肤继续往上冒。
他没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那块被打穿的怀表。
他想起当年广州黄埔岛上，那个连普通话都讲不好的广东仔，在黄埔后山的草地上分了他半块烤红薯，拍着胸脯说“上了战场我帮你挡子弹”。
这个傻子留在了上海。十几万多个兄弟，自己一个都没能带回来，现在连这个最老实的兄弟，也碎在了上海的泥淖里。
李宇轩缓缓抬起左手。
他的右手已经抬不起来了，只能用左手的袖口，极其缓慢、极其用力地在脸上擦了一把。
袖口粗糙的呢子料子在脸上刮出一道红印，将那些自发涌出来的、连他自己都没察觉到的温热液体，生生抹去。
在这间漏风的小酒馆里，死掉的英雄和活着的残废，都不过是这台巨大战争机器里被碾碎的零件。
“酒凉了。”
李宇轩放下手，看着桌上那碗浑浊的汾酒，声音不带一丝人气。
胡琏没应声，默默地端起粗瓷酒壶，起身朝后厨走去。
炉子上的火苗被风吹得晃了晃，把小酒馆里三个人的影子投在发霉的墙壁上。
那黑色的影子在冷风里歪歪扭扭的，像三个被打断了脊梁的鬼。
1938年1月中旬的开封，黄河上的凌汛还没过去，大块大块的浮冰撞在岸上，发出沉闷的钝响。
开封城内的河南大学礼堂里，此刻却生了十几个大炭火盆，把整个会场烤得像个闷罐车。
这是第一战区和第五战区的高级将领军事会议。名义上是“检讨总结”，实际上谁心里都清楚，这是大队长来找人垫背、算账来了。
李宇轩坐在会场最后一排的角落里。他身上套着那件在上海就穿旧了的黑呢子大衣，左手拄着那根黄铜文明棍，右臂依然死气沉沉地耷拉着，脸色白得像刚从棺材里爬出来。
在他周围，几个黄埔一期的同窗自发地挪了挪椅子，有意无意地把他和那些地方实力派隔开。
会场中央，大队长正站在讲台上。他那身特级上将常服熨烫得没有一丝褶子，白手套死死按在讲桌上，一双鹰隼般的眼睛在台下几十号高级将领脸上扫过来、扫过去。
台下的将军们个个低着头，数着地板上的木纹。
只有坐在前排左侧的一个人，不仅没低头，还在那儿慢条斯理地抓着一把五香花生米，剥得皮屑乱飞。
山东省主席、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
韩大帅今天穿了一身貂皮领子的呢子大衣，腰里别着一把纯金打制的勃朗宁，脸上的神情不是傲慢，而是一种混不吝的松弛。在他看来，自己手里握着十万山东子弟兵，大队长就算再恨他丢了济南，也得指望他去守运河。
这年头，有枪就是草头王，谁还能真把他怎么着？
“有些高级将领，身为封疆大吏，受国家重托，不仅不积极抗战，反而一有敌情，便不战而退！”
大队长的声音陡然拔高，尖锐的宁波官话在礼堂高高的天花板下激起一阵回音。他的右手猛地一拍桌子，震得茶杯盖“当啷”一声脆响：“济南！泰安！大好的山东江山，不到两周时间，就拱手让给了日本人！这叫什么？这叫动摇军心！这叫通敌渎职！”
整个会场静得连炭火爆裂的声音都能听见。
大队长的目光死死钉在韩复榘那张写满不屑的脸上，声音冷得像窗外的黄河水：“韩总司令，你有什么话要说吗？”
韩复榘把最后一粒花生米扔进嘴里，拍了拍手上的红皮，不慌不忙地站了起来。他拍了拍肚子上的皮带，斜着眼瞅着台上的蒋介石，皮笑肉不笑地开了口：
“委员长，话不能这么说。日本人来势汹汹，有飞机有大炮，我第三集团军用两条腿和汉阳造去硬顶，那是拿弟兄们的命去填无底洞。为了保存抗日实力，老韩我不得不做战略转移嘛。”
说到这里，韩复榘冷笑了一声，声音在礼堂里显得格外刺耳：
“再说了，这打仗丢地盘的事，也不是光我老韩一个人干过。山东丢失了，是我的责任。那南京丢失了，是谁的责任？”
这句话一落地，坐在后排的李宇轩差点没忍住笑出声来。
人才，真他妈是个人才。
李宇轩拿文明棍轻轻戳了戳地板，心道这韩老哥真是不负“民国第一作死能手”的称号。
在国民党的官场里，大家心照不宣的事情多了去了，但你把校长的底裤当众扯下来挂在大纛上，这就是另外一个性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