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明月见我，可能有两重目的。
我在回去的路上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当然也是瞎猜。
第一重目的，她是宋家的白手套，是宋建河在文物圈最得力的棋子，宋家现在风雨飘摇，宋老三被抓，宋建河自身难保，他们需要一个探路的。
派苏明月来试试我的口风，看看我手里到底有多少料，看看我是不是铁了心要跟宋家过不去，看看有没有可能把我拉到他们那边去。
宋家在洛城横行几十年，什么样的阵仗没见过？
收买、威胁、分化、拉拢，手段有的是。
苏明月来见我，也许是宋建河的授意，让他最得意的“作品”来试探我这个最大的敌人。
第二重可能的目的，更隐蔽，也更真实——她和宋建河的关系，经得起查吗？经不起。
她在给自己找退路，或者说，不是在给自己找退路——她自己已经没有退路了——她在给那个被宋建河抱走的孩子找一条活路。
把孩子托付给我，按说也是一件可笑的事情。
我一个做生意的，跟宋家势不两立，跟苏明月素无深交，她凭什么把孩子托付给我？
她是感觉走投无路了。
不是因为我最好，是因为别人更不行。
这不是信任，是没有选择。
想到这里，我忽然觉得有点荒唐。
我刘顶峰什么时候成了洛城的“孤儿收容所”了？
但她如果真的想开了——不是那种“想开了继续过日子”的想开，而是彻底认清局势、愿意把自己知道的一切都交出来——那她就有可能成为扳倒宋家最关键的证人。
所以我最后说让她愿意的话可以跟白晓洁聊聊。
白晓洁抓捕宋老三的时候她就在现场，自然知道我是什么意思。
苏明月走到今天这一步，不是她选的。
但一个人能不能回头，不在于她走了多远，而在于她愿不愿意承认——自己走错了。
哪怕是被推着走的，走错了也是走错了。
不承认，就只能在原地打转，直到深渊把她吞没。
说到孩子，我想到了李丹。
一个念头冒出来，压都压不下去。
我让张铁柱掉头，去李丹家。
张铁柱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打了把方向盘，车子拐上了另一条路。
李丹是我生命中的一道光，也是我心底最柔软的地方。
今天，我想去陪陪她，现在离预产期不远了，我也满心欢喜的期待新生命的到来。
跟苏明月这场谈话，把我心里某些东西搅动了。
此时我的电话响了。
是乔冠亚。
我赶紧接起来。
“刘总，”乔冠亚的声音从话筒里传来，带着一种疲惫的兴奋，“材料都按你的要求整理好了，加盖了县委、县政府的公章，已经寄出去了。走的机要通道，两天后天就能到北京。”
他说得很慢，像是在一个一个地确认自己说出的每一个字。
不是犹豫，是要把每一个字都砸实。
“影像资料那边呢？”我问。
“正在进行。县电视台和公安局联合行动，第一批采访已经录完了。我看了效果不错，比文字材料更震撼——那些人坐在镜头前面，说起宋家干的那些事，有的哭，有的骂，有的吓得直哆嗦。如果加急后续的采访和剪辑，成片大概需要一个星期。”
“辛苦了，乔书记。”
我只说了这一句，没有多说，是因为我知道他现在不需要客套。
挂掉电话，我靠在座椅上，闭上眼。
我知道我昨天的狠话发挥了作用。
那些话不是讲给他听的，是讲给他心里的那个“四平八稳”听的。
在官场上混的人，每个人的心里都住着一个“四平八稳”，它告诉你别冒险、别得罪人、别做出头鸟。
它让你在需要站队的时候选择站在中间，在需要表态的时候选择沉默。
它保护你，也囚禁你。
我的话，是把那个“四平八稳”从他心里拽出来，放在太阳底下晒了晒，让它无处遁形。
乔冠亚这个人，是从省委组织部出来的干部。
省委组织部是什么地方？是培养干部的地方，也是筛选干部的地方。
能从那里面出来的人，没有傻子，没有莽夫，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步步考核、摸爬滚打上来的。
他比我更懂官场的规矩，比我更清楚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比我更知道“四平八稳”这四个字对于一个县委书记意味着什么。
所以他做出这个决定，比我难得多，我做的是生意，输了赔钱。
他做的是官，输了赔的是一辈子的前途。
他比我更输不起，但他还是把那个章盖下去了。
某种程度上，一个县的一把手就代表了一个县的政治意志。
他往那份材料上盖下县委、县政府公章的那一刻，栾山县就正式站到了宋家的对立面。
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决定，这是栾山县的决定。
但如果没有他点头，这个决定永远不会发生。
以栾山县的名义实名举报，不是写封匿名信那么简单，是把整个栾山县的政治信誉压上去，赌宋家会倒。
赌赢了，栾山天亮了。
赌输了，下一个被清算的就是他。
很多人做官，第一要义就是四平八稳。
不出头，不冒尖，不惹事，不得罪人。
这样的人，也许升得慢，但一定走得远。
因为官场上最重要的能力不是做多少事，是不犯错。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不得罪人。
得罪一个人，就是得罪一条线。
你永远不知道你得罪的那个人背后站着谁，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谁都不得罪。
见了领导点头哈腰，见了同级的称兄道弟，见了下级和蔼可亲。
一辈子都在笑，一辈子都在说好话，一辈子都在做“好人”。
这就是所谓的“和光同尘”。
但乔冠亚不是这种人，或者说，他不甘心只做这种人。
他也是下了大决心的。
我理解他的犹豫，也尊重他的勇气。
这个电话，它是一个态度，一个确认，一个“我已经上了船、不会再回头”的信号。
如果他还在犹豫，他不会主动给我打电话。
他会等我打过去，然后用那种模棱两可的语气说“还在进行中”。
他没有。
他主动打给我，告诉我每一步的进展，每一个细节——材料的邮寄渠道、机要通道的时间、影像资料的进度，甚至说“成片大概需要一个星期”。
这种详细程度才是交心，才是生死与共的誓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