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子拐进红兴镇地界的时候，高澜把车速慢了下来。
不是她想慢，是路窄了。省道变县道，县道变土路，白杨变槐树，槐树变灌木。路面坑坑洼洼，车身颠得厉害。她没减速，但速度还是慢下来了——不是她控制的，是这条路本身就不允许快。
经过红兴厂的时候，她看了一眼。
厂门关着，门卫室的灯没亮。灰白色的车间蹲在晨光里，沉默着，像一头头还没苏醒的巨兽。门口的招牌还在，“红兴农机厂”几个字被雨水洗得颜色深了一层，边角有些脱落。她看了两秒，收回目光，继续往前开。
再往前，就是村子了。
远远的，她看见了人。不是三两个，是很多。黑压压的一片，堵在巷口，把那条她走了无数遍的路挡得严严实实。有人在说话，嗡嗡的，像一锅即将沸腾的水。有人在哭，压得很低。有人在踮脚往里张望，脖子伸得老长，像一只只被拎起来的鹅。
高澜把车停在人群外面。
熄火，拔钥匙，推车门。关门的那一声闷响，在清晨的空气里格外清晰。有人回过头来，然后更多的人回过头来。那些目光落在她身上——白衬衫，深色裤子，头发扎在脑后，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她一步一步走过来，不急不慢。但所有人都觉得，她今天不一样。像一把刀，被人从鞘里拔出来，刀刃上还带着没擦干净的血。
人群自动让开了一条路。不是刻意的，是本能的。没有人说话，没有人喊“高澜回来了”，没有人上前拉住她的手。他们只是让开，静静的，像潮水退去，露出一条窄窄的路，通往那个她从小长大的院子。
高澜走进去。
巷子不长，青石板路。她走得很慢，每一步都踩在石板上，发出闷闷的声响，一下一下的，像心跳。她的目光越过人群，落在前方。
院门口拉起了警戒线。黄白相间的带子，在晨光里格外刺眼。几个穿制服的站在线外，表情严肃，没有人说话。
警戒线里面，她看见了老张。
他蹲在院子中央，面前是一张木板搭的台子，上面铺着白布。他手里捧着纸钱，捧得很小心，像捧着一件易碎的东西。纸钱从他指缝间滑落，散了一地。他的嘴唇在动，声音不大，她听不清。但她看见旁边的人弯下腰，把那些散落的纸钱一张一张捡起来，码齐，放在台子旁边。
老张抬起头，喊了一声：“轻点放，不要惊了老高。”
声音不大，沙哑的，像被什么东西磨过。但每个字都很清楚。
不要惊了老高。
高澜的脚步骤然停了。
她站在警戒线外面，看着院子里的那个棚子。木头的架子，白布搭的顶，刚刚搭了一半。有人在拧铁丝，有人在扶梯子，有人在递东西。一切都在往前推，没有人停下来。
她站在那里，没有动。
世界忽然安静了。不是真的安静——那些声音都在，但她听不见了。像有人按下了静音键，只剩下自己的心跳，一下一下的，很慢，很重。
“高澜同志。”
一只手握住了她的手臂。沧桑的，粗糙的，指节粗大，掌心有厚茧。那只手不重，但很稳，像一截老树根。
高澜慢慢转过头。
村长站在她面前。花白的头发，深深的皱纹，眼眶是红的。他看着她的眼睛，嘴唇动了几下，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
“高澜同志。”他又喊了一声，声音低了一些，“节哀。”
高澜看着他，没有说话。她的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但她的手指在身侧微微蜷了一下。
村长的手还握在她的手臂上，没有松开。他的嘴唇又动了几下，终于说出了一句完整的话。
“你爷爷他……已经走了。”
高澜看了他两秒。然后她低下头，看着那只握在自己手臂上的手——苍老的，粗糙的，和爷爷的手很像。她看了两秒，然后抬起手，轻轻覆在那只手上，按了一下。不是握，是按。然后她松开手，转过身，朝警戒线走去。
她走到警戒线前面，站定。黄白相间的带子在她面前绷得笔直。她伸出手，食指勾住带子，往上一挑，弯下腰，从下面钻了过去。动作很轻，很慢，像怕惊动了什么。
一脚跨进院子。
院子和她走的时候不一样了。灶房的门关着，堂屋的门开着。几个穿白色防护服的人在屋里进进出出，手里拿着透明的密封袋。没有人看她，没有人说话。一袋一袋的证物从屋里被拿出来，放在门外的塑料箱子里。
高澜站在院子中央，没有靠近。
她的目光从那些人身上扫过去，落在堂屋的门框上。那个门框，她小时候比过身高。每年过年，爷爷都会把她拉到门框前面，让她背靠着门板，用指甲在门框上刻一道痕。“丫头又长高了”，他总会这么说。
那些刻痕还在吗？她不知道。她不敢进去。
“丫头。”
声音从身后传来。沙哑的，带着哽咽。
高澜没有回头。
老张从棚子那边跑过来，步子很快，腿脚不利索，跑得踉踉跄跄。他在她身后站定，喘着气，嘴唇哆嗦着，眼眶红得像要滴血。
“丫头。”他又喊了一声，声音比刚才更轻了，“回来了。”
那一声“回来了”，很轻很轻。但高澜听见了。每一个字都听见了。
她想起无数个从红兴镇出去又回来的日子。每一次推开院门，爷爷都坐在门槛上，手里拿着旱烟，没点。他看见她，就会站起来，拍拍裤子上的灰，说一句“丫头，回来了”。语气和每天一样平，像她只是出去买了个菜。然后他会问“吃了没”，她会说“吃了”。他会说“再吃点”，她就坐下来，端起那碗永远温着的粥。
如今那个人，再也不能对她说一声“回来了”。
高澜站在那里，背对着老张，没有动。她的肩膀没有抖，背脊还是直的。她没有哭。
阳光从东边涌过来，落在她身上，把那件白衬衫照得有些发亮。她站在院子中央，像一个被时间忘记的人。
棚子还在搭。
院子里的人在走动。穿白色防护服的，穿制服的，穿便装的，脚步杂沓。一切都有条不紊。
高澜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直到那些穿白色防护服的人从堂屋里退出来。最后一个人走出来的时候，从她身边走过去，脚步很轻。没有看她。
堂屋里空了。灯还亮着，昏黄的，从门口涌出来，把门槛照得发亮。
高澜抬起脚，朝那扇门走过去。步子很慢，腿在发软，但背脊还是直的。她走到门口，站定。
光线从屋里涌出来，落在她脸上。她的眼睛是干的，没有泪，但眼眶红着。
她看着屋里。
土墙，被烟熏得黢黑，墙皮脱落了大半。墙角的蜘蛛网挂着灰，一动不动。那张木板床靠墙放着，床单是灰蓝色的，洗得发白，叠得整整齐齐。被子摞在枕头上面，方方正正的。没有人。
她的目光从床上移开，往右。
那口棺材停在那里。
黑漆的。棺盖没盖，敞着口。里面铺着白色的绸缎。高明德躺在里面。
他穿着一身深蓝色的绸缎寿衣，领口扣得规规矩矩。帽子戴在头上，压住了花白的头发。鞋子是新的，布面的，鞋底白得像雪。里里外外好几层，把他整个人裹得严严实实。他的手放在肚子上，手指微微蜷着，指甲剪得干干净净。脸上的表情很平静，像睡着了。除了脸色灰白，嘴唇没有血色。
但屋子里的味道，不是那么好闻。
高澜站在门口，没有进去。她的目光落在那张脸上，落在那双闭着的眼睛上，落在那双放在肚子上的手上。她看了很久。
然后她抬起脚，跨过门槛，走了进去。
脚步声在屋里回响，闷闷的，像踩在棉花上。她走到棺材旁边，站定。
她伸出手，手指触到他的胸膛。隔着衣服，绸缎的，滑的，凉的。那股凉意从指尖传上来，顺着手指、手掌、手腕，一直凉到心里。她把掌心贴在他的胸口。没有起伏，没有心跳，没有呼吸。
她的手在微微发抖。不是冷，是那种——你明知道人死了就是这样，但你真的摸到的时候，还是不敢相信。
她慢慢把手移开，手指滑过绸缎的衣料，落在他的手上。她握住他的手。那只手是僵硬的，指节粗大，掌心有老茧，硌得她生疼。那些老茧，是她从小就摸惯了的。小时候他牵着她走路，那只手宽大、干燥、温暖，把她的手整个包在掌心里。她握不住他，只能握住他的一根手指。他就那么让她握着，从不松开。
现在她握住了他的手。整个手。凉得不像话。
她低下头，看着他的手。寿衣的袖子很长，遮住了他半个手掌。她低头看了一眼。
血。
暗红色的，从腹部透出来，印在绸缎的里衬上，已经干了，结成一片硬硬的痂。她皱着眉。
将寿衣的扣子解开了两颗，露出里面的衬衣。衬衣是白色的，被血浸透了一大片，干了的血结成了硬硬的壳，把布料粘在他皮肤上。
她伸出手，用指尖轻轻掀开衬衣的下摆。
那道口子露出来了。在腹部偏左的位置，竖着的，几厘米长。不宽，但很深。边缘整齐，和手臂上的一样。伤口周围的皮肤发青发紫，肚子上鼓起来一块，硬硬的。
她没有碰那道伤口。只是看着。
她注意到，寿衣的绸缎面料上有些地方微微发硬——那是干涸的血浆浸透了里衬，被绸缎表面的光泽勉强遮盖住了。外面尚且如此，里面的衬衣已经被血浸透了。
她把衬衣放下来，把寿衣的扣子扣回去。动作很慢，很轻，一颗，两颗。她把衣服整理好，把袖子拉直，把领口抚平。然后她退后一步，站在棺材旁边，看着那张苍白的脸。
身后，脚步声从院子里传过来。皮鞋踩在水泥地上，笃笃笃，不急不慢，但每一步都很重。那声音从院门口一直走到堂屋门口，停了一下，然后跨过门槛，走进屋里。
程晋阳站在门口。
他看着屋里的景象。昏黄的灯，黑漆棺材，躺着的人，站着的人。他的目光从高明德脸上扫过去，落在那身寿衣上，落在那双手上，然后移开，落在墙上。
那块牌匾挂在堂屋正中最高的位置，“光荣之家”四个字，在昏黄的灯光下泛着暗哑的光。边角磨白了，漆也掉了，但字还在。
程晋阳的喉咙紧了一下。
他的目光从牌匾上移开，落回高澜身上。她站在那里，背对着他，腰背挺得笔直。她的肩膀没有抖，整个人像一尊雕像，凝固在棺材旁边。
身后，两个警员跟了上来。他们站在门口，往里看了一眼，又迅速移开了目光。
程晋阳转过身，面对着他们。他从口袋里掏出那个深蓝色封面的证件，翻开，递过去。两个警员低头看了一眼——国防科工委专家证，钢印，红章，编号。他们的瞳孔同时缩了一下，然后下意识地挺直了腰背，神情立刻变得郑重。
程晋阳把证件收回来，放进口袋里。他的声音不大，语气和平时一样平。
“怎么回事。”
年轻的警员看了旁边的人一眼，咽了口唾沫，往前迈了半步。
“根据法医初步鉴定——”他顿了一下，声音压得很低，“死者高明德，于昨夜在家中，腹部中刀，失血过多而亡。”
程晋阳的眉毛动了一下。
“警方勘查，初步认定是他杀。在现场发现了一条毛巾，上面有轻微的、说不清的化学气味。法医推测可能使用了乙醚或氯仿类物质，将高明德迷晕后，捅伤，然后——”他顿了一下，看了一眼棺材里的人，又迅速移开目光，“然后放进了棺材里。”
程晋阳的手指在裤缝上轻轻叩了一下。
“现场没有打斗痕迹，门窗完好，没有撬动痕迹，应该是熟人作案。根据周围邻居的口供，高明德很少与人发生口角，唯一一次将人打伤——”他顿了顿，“还是几个月前的事。而那个人，早就已经被傅少校处理过了。”
程晋阳的眉头皱了一下。“傅少校？”
“傅征。”另一个警员接了一句，声音比他沉稳一些，“当时傅少校带着兵，把红兴农机厂的赵大炮和李厂长一起带走了。赵大炮后来跑了，李厂长被革职审查。”
程晋阳没说话。他看了一眼棺材里的高明德，又看了一眼高澜的背影。
“照你这么说，赵大炮早就跑了，而且没抓到。很可能是跟着殷素跑到了海外。两个人都不在国内，没有人会对一个孤寡老人下手。”他停了一下，“从高明德的死法上来看，确实是熟人作案。”
他停了一下。
“但这说不通。”
两个警员对视了一眼。年长的那个往前走了一步，声音压得很低。
“程总师，我们确实发现了一个可疑点，不知道和这件事有没有关。”
“说。”
“死者的寿衣——”他顿了一下，“是我们来之前就已经换好的。”
程晋阳的眉毛皱了一下。
“不是老张换的，不是老马换的，不是任何人换的。我们问遍了周围的邻居，没有人知道是谁给高明德换的寿衣。”
程晋阳的眼皮跳了一下。
“甚至——”那个警员的声音更低了，“甚至不是高明德自己换的。”
程晋阳看着他，看了两秒。
然后他笑了一声。不是笑，是从鼻子里挤出来的那一声，冷冷的，像一把刀从鞘里拔出来。
“什么意思？你是说……凶手捅了他一刀，再给他把寿衣穿上？”
谁家好人会这么干？
凶手杀了人，应该是尽快逃离现场，销毁证据。谁会杀了人之后，还给死者穿寿衣？
而且他那个寿衣还不是一两件，是里里外外好几件，把该配套的全给配上了。
要把一个人从血泊里扶起来，擦干净身体，穿好衣服，再放进棺材里。
然后一颗一颗地扣好！这个过程，少说要半个小时！
不怕被人发现？不怕留下痕迹？
程晋阳的脑子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
不怕。因为凶手知道，没有人会来。
高明德一个人住。儿子儿媳早就不在了，孙女在省城，老张老马住在村子另一头，邻居们天一黑就关门了。
昨夜下那么大的雨，雷声那么大，风雨掩盖了一切，凶手有足够的时间。
从容地处理完一切，然后离开。
程晋阳的掌心攥紧了，指节泛白。
他转过头，看着高澜的背影。
她还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像一棵被雷劈过的树，外表看着还在，里面已经全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