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阴农业在本地的这些小动作，只是一方面。互联网上的影响，还在发酵。
来自各地媒体和自媒体，对大梁县现在这些冲突都很关注，虽然本地警方已经出手禁止自媒体up主在光阴农业附近聚集。但是这并不影响，也挡不住探究真相的眼光，有一些媒体向光阴农场企业方面发出了采访的请求。
在迟夏的授意下，李明和周晓燕代表光阴农场接受了几家非常活跃的媒体的采访。
光阴农业向媒体提供了一个按时间顺序表现的光阴农场冲突事件始末的视频，在这条视频上能看到盗采车辆是如何在农场周围聚集，然后突入草场。
光阴农场的机组是如何三线突进快速抢收，摩托车队如何巡边劝阻，推土机如何阻拦和推搡割草车辆，并且被人肉身阻挡，车辆遭到围殴。
推土机的司机被从车里揪出来痛殴，李明是如何快速驰援解救被殴的司机，又是如何用防爆叉点火逼退了冲上来的盗采者，点着了草地。
农场的割草机和打捆机如何清理出隔离带防止火势蔓延，摩托车队又是如何一个一个去救援昏倒在火场附近的那些群众的。
这条采访才算是光阴农业第一次以正面的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
李明和周晓燕用当事人的视角来还原了事件始末。
媒体在采访过程中，也曾经试图联系大梁县的政府部门，但是政府部门是无意也不愿意接受这样采访的，统统以“无可奉告”回应。
记者试图去到交警防控的关卡，去采访那些要找光阴农业讨说法的人，但是出镜的人就只是说：“他们把我的车子扣到了农地里，不让我们去取车子回来。”除此而外，就什么都不肯说。
问到盗采，大家都回避，有个别几个人说：“那到了收庄稼的时候，我们去帮忙收割一下，这都是乡里乡亲的，都是多年的传统了，帮忙收割，我们当然也要拿一点工钱。收割都是自发的，没有邀请，嗯，可能他们是外地的企业，不熟悉这块的情况，我们都是主动来帮着他们进行收割的。工费？那要啥工费啊？收割以后我们自己从收回来的草里取一部分走就行。这都是误会，哪有什么道歉，我们都是来帮忙的。不信你问周围的大农户，谁家割麦子的时候，还不让老百姓上去帮着捡一点稻穗啊、麦穗啊。”
这一番话振振有词，也让采访的记者愕然不止。
在这个专访中，李明和周晓燕并没有任何对大梁县有关部门的指责，甚至对盗采的群众表达的也相当克制，尽可能中性。
这种中立的风格，就让人格外相信他们的公正客观。
视频发出来，网上的舆论几乎是一边倒的，大多数人都站在了光阴农业一边，一边倒的指责大梁县的民风文化“有毒”。
赵县长看了这条采访的视频，又是暴跳如雷：“这像话吗？李明他们说了，政府的声音在哪里呢？你们怎么不接受采访呢？人家采访你，你躲着不见面，算是怎么一回事儿？你连声音都不肯出，人家当然会一边倒，认为你们不作为了，难道还说冤枉了你们不成？”
有些干部秉承着‘少说少做就少错，不错就不错’的态度，遇到这种没把握拿不准的事儿，就躲起来。结果你是躲了起来，可是责任都扔给政府来扛呀。
你们不去讲政府处理这些事件有哪些流程、哪些规则、哪些考虑，我们做了哪些事情，就给人家的画面上开个窗口，让人看到从打电话那一刻开始到警察第一次到场，中间隔了几个小时。
如果不是因为火起，你们的消防队和公安局就不到现场，就任由他们在旷野里冲撞殴打是不是？都是蠢材呀！
发过脾气，赵县长觉得自己恐怕还得感谢一下光阴农业嘴下留情。
毕竟这个案子拖了这么久，进展这么慢，人家心里肯定是有气的，肯定是不满的，可是即便是这样，人家克制了自己，没有说政府一句坏话。
你别管是人家高风亮节，还是诡诈伪善，该干的事儿，人家可是都干了，甚至连嫌疑人的名单、照片资料都已经给你送到桌面上了。
你还有什么理由不抓紧督办这个案子呢？
“办案困难？你们办案困难，县里难道就不困难吗？大梁县现在都成了全国人民眼里的笑话。你们看看大梁县又上热搜了，因为这种事上热搜难道是什么光彩的事吗？这些盗采者如果不处置，不要说迟夏和光阴农业看不下去，我这个县长也都已经看不下去了。这都是什么民风啊？国家连农业税都取消了，你们老乡自己就敢上门去‘收老乡税’，这不就是旧社会吃大户的思想吗？有这样的民风，有这样的思想，也难怪咱们现在农业和经济发展不起来了，谁敢在这样的地方投资？”
县里的一把手组织了几次主要部门的内部学习，终于从县的角度给这个事件做了定调：
这是一次严重的干扰正常生产和经济秩序、破坏农业生产的群体性事件，造成了极大的后果和影响，影响了大梁县的声望，干扰了、侵害了企业的合法权益，产生了严重和恶劣的后果。对于参与这个事件的人，必须追查到底，严惩不贷。
法律是有尺度的，尺子是有弹性的。
同样的行为，在不同的法官判罚之下，会有不同的处罚结果；同样的行为，在不同时期也会有不同的处置。光阴农场盗采事件被称作“420事件”，在舆论的压力之下，在各方面推动下，在县委县政府干预和指导之下，最终定调要从重从严处理。
300多名参与盗采的人员，最终都被核实了身份，并且一一被找到。县法院举行了公审公诉。
这个事件是一次自发的群体性事件，本来是没有什么组织者的，但是侦查机关还是从个人的供述上确定了每个人在其中扮演的不同的身份：
呼朋引伴去盗采的，就被定性为组织者；
第一个冲进光阴农场的，就被定性为首犯。
这种判罚，当然是有瑕疵、不严谨的，这些所谓组织者、策划者、首犯，很多也都只能是运气不好。
可是无论运气好不好，谁让你们确实参加了这个事件呢？
参加这起事件的人又有谁能说自己是真正无辜的呢？
真正无辜的，难道不该是那个被殴打受伤的推土机司机吗？
最后的审判，参与盗采的人分别被判以从行政拘留、罚款一直到有期徒刑三年不等的刑罚。
公诉案件审理结束，算是给了光阴农业一个交代，但是光阴农业却并没有终止。
李锐带着光阴农业向此次事件中涉案的人员又发起了民事诉讼：田地毁坏、农业损失、设备受损、人员受伤，光阴农业对涉案者分别提出了5000到10万的索赔额度。
这一态度，在大梁县也引起了轩然大波，老百姓对光阴农业由衷地感觉到憎恶，这种得理不饶人的态度实在是令人厌恶。
“我得理了，为什么要饶人呢？”李锐冷笑着说，“犯了错的不受处罚，造成损失的不进行赔偿，那不成了我对他们的奖励吗？害我的人还得到宽恕、得到奖励，那他们以后岂不是都要设法来害我吗？什么叫适可而止？什么叫得饶人处且饶人？他们开着300辆车来盗采牧草的时候，他们有一个人想到过放我们一马吗？他们有一个人认识到过法律的尊严吗？”
作为法律工作者，李锐有李锐的道理。
至于一次把300多人送上法庭，把300多个家庭推到被告和赔偿者的位置，是不是会在大梁县结下仇家，这种仇恨是不是会越演越烈，这个问题李锐还没有想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