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59章权力真空陷
公元1210年十一月末，一支肃穆、缓慢、笼罩在巨大哀戚与更深沉不安气氛中的队伍，沿着从拉合尔通往德里的、尘土飞扬的官道，艰难地向东南方向行进。这是运送库特卜-乌德-丁·艾巴克灵柩的归葬队伍。队伍走了整整七天，仿佛这段不长的路，需要如此漫长的时间，才能消化那个突如其来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噩耗，以及它所带来的、冰冷刺骨的虚空。
灵柩由一整段巨大的、产自信德森林的珍贵柚木凿成，外部用墨绿色的厚实绸缎仔细覆盖。绸缎之上，用金线绣着密密麻麻的阿拉伯文字，全是《古兰经》中关于死亡、复生、末日审判的章节，以及颂扬艾巴克功绩的波斯文短诗。沉重的灵柩被放置在一辆特制的、铺着黑色毡毯的牛车上，车轮包裹着厚厚的毛毡，以减轻颠簸。车辕上插着艾巴克生前的旗帜——那面深绿色、绣着金色新月的苏丹王旗，此刻旗角低垂，旗杆上缠着黑色的布条，在干燥的寒风中无力地飘动。拉车的不是寻常的牛，而是两匹毛色纯白、步伐稳健的巴克特里亚骆驼，它们巨大的蹄掌沉重地踏在尘土中，发出沉闷的声响，鼻孔喷出白色的雾气，仿佛也在叹息。
队伍的最前方，并非开道的骑兵，而是艾巴克生前最钟爱、但从未在正式场合骑乘过的一匹备用战马——一匹罕见的、全身灰色、不带一丝杂毛的健壮阿哈尔捷金马。此刻，这匹灰马被披上了一件纯黑色的、边缘绣着银色纹章的马衣，马鞍上空荡荡的，只有一副艾巴克常用的、镶嵌着绿松石的马镫，一只朝前，一只朝后，以一种突厥人古老的、象征战士已逝的仪式，悬挂在鞍桥两侧。马鞍前方的扣环上，悬挂着艾巴克那把著名的、刻有“忠诚者得天下”字样的弯刀，刀已归鞘，黑色的鲨鱼皮刀鞘在灰色的马身侧轻轻晃动。马背上，还驮着一副艾巴克惯用的、保养良好的锁子甲和胸甲，在冬日的阳光下反射着冰冷、暗淡的光泽。这匹无人骑乘、驮着主人遗物的战马，在一位白发苍苍、表情如同石雕般的老骑兵牵引下，以一种缓慢、庄重、近乎神圣的步调，引领着整个队伍。马蹄每一次抬起、落下，都仿佛踏在沿途每一个目击者的心坎上，无声地宣告着一个时代的彻底终结，和一个无法预测的未来的开始。
沿途经过的村庄和城镇，景象几乎一样。远远望见这支不祥的队伍，村口的守卫或哨兵便飞快地跑回去报信。很快，低矮的土墙后、简陋的窝棚里，涌出三三两两、衣衫褴褛的农民、工匠、小贩。他们沉默地、远远地跪在路边干燥的土地上，低着头，不敢直视那缓慢移动的灵车和马匹。没有哭声，没有议论，只有一种沉重的、混合了恐惧、迷茫、对未来的忧虑以及一丝对“大人物死亡”本能敬畏的静默。他们不知道苏丹的死意味着什么，但他们知道，每一次“上面”的变动，无论是换了一个收税官，还是死了一个国王，最终都可能像无形的鞭子，抽打到他们这些最底层、最无力的人身上。他们跪在那里，与其说是哀悼，不如说是在向命运，向未知的神明，祈求这场变故带来的风波，能尽可能小地殃及他们和他们的家人。
葬礼在德里城南的库瓦特-乌尔-伊斯兰清真寺那宽阔、尚未完全平整的庭院中举行。这座艾巴克倾注了无数心血、用以宣示“伊斯兰之力”的建筑，尚未完全竣工，巨大的拱门和回廊在冬日的天空下显得格外高大、冷峻，也仿佛在默默见证着其建造者的最终归宿。庭院中央，早已挖掘好一个深坑，坑边堆着新挖出的、颜色略深的泥土。
艾巴克的遗体在严格的伊斯兰教法仪式下被清洗、包裹。三层白色的、没有任何缝线的卡凡（裹尸布）将他曾经魁梧、如今已僵硬冰冷的身躯层层包裹，最后用布带在头部、腰间和脚踝处束紧。整个过程在清真寺旁一间临时准备的净室内进行，只有几位最德高望重的伊玛目和最亲近的亲属在场。当裹好的遗体被小心地放在一个简单的木制尸架上，抬入庭院时，等在外面的贵族、官员和将领们自动分开一条通道。
教长站在墓穴旁，用沉痛而庄重的声音，开始诵念葬礼的“塔克比尔”（赞主词）和祈祷文。他的声音在空旷的庭院中回荡，带着奇特的回响：
“安拉至大！安拉至大！我见证万物非主，唯有安拉；我见证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主啊，求你饶恕我们中的生者与亡人，在场者与缺席者，老少与男女……”
突厥贵族们排成数行，跟着教长一起低声念诵。他们大多穿着深色的袍服，脸色凝重。嘴唇在动，眼神却飘忽不定，心思显然不在经文之上。每一个人都在用眼角的余光，敏锐地、不动声色地打量着周围其他人的表情、站姿、甚至呼吸的节奏，试图从这些最细微的迹象中，读出此刻每个人心中最真实的盘算。空气肃穆，但肃穆之下，是一种暗流汹涌、几乎要破体而出的紧张与算计。这支送葬的队伍，本身就如同一张摊开的、活生生的帝国权力地图，标注着所有的山头、派系和潜在的裂痕。
阿拉姆沙——艾巴克的法定继承人，他的长子——站在最前排，紧挨着墓穴。他今年刚满二十岁，身材瘦削，脸色苍白得近乎透明，嘴唇没有一丝血色。他穿着一件略显宽大的白色长袍，外面罩着一件匆忙赶制的黑色罩衫，双手紧紧交握在身前，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身体控制不住地微微颤抖。不知是因为悲伤，还是因为这巨大的、突如其来的压力，抑或是庭院中那无处不在的、冰冷而审视的目光。他不敢抬头看父亲的灵柩被缓缓放入墓穴，目光低垂，死死盯着自己沾满尘土的鞋尖，仿佛那是唯一安全的地方。他的身后半步，站着他的舅舅，库特卜-乌德-丁·侯赛因，一个五十多岁、留着精心修饰的灰白短须、眼神锐利而深沉的老贵族。侯赛因挺直脊背，双手自然下垂，表情沉痛而克制，但那双不断扫视四周的眼睛，暴露了他内心的机警与筹谋。
在阿拉姆沙侧后方，是伊勒图特米什。他比阿拉姆沙高出半个头，身材健硕，站得笔直，像一杆插入地面的标枪。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没有悲伤，没有焦虑，只有一种深不见底的平静，仿佛一潭表面冻结的湖水。他的目光凝视着前方正在被泥土逐渐掩埋的墓穴，又仿佛穿透了墓穴，看到了更远、更不确定的未来。他的存在本身，就像一块磁石，吸引着那些忠于艾巴克旧部、信奉实力至上的将领们的目光。
再往后，是“四十人集团”的核心成员们，以及从各省星夜兼程赶来的总督、伊克塔达尔和重要军事贵族。他们之中，有人面露戚容，眼中含着真实的泪光，那是跟随艾巴克从微末之时一路拼杀过来的老部下；有人表情木然，心思难测；也有人毫不掩饰地皱紧眉头，透露出不耐烦和隐隐的焦虑——他们在为自己领地的安危、为自己在即将到来的权力洗牌中的位置而担忧。葬礼的肃穆，无法掩盖这张“地图”上已经开始隐隐浮现的裂痕。
当最后一铲泥土盖上墓穴，堆起一个简单的土丘，教长念完最后的祈祷，宣布“以墓中的亡人向你们道平安”时，时间仿佛只过去了一瞬，又仿佛过去了很久。人群开始缓慢地、沉默地散开。但真正的风暴，在葬礼结束的那一刻，才刚刚开始酝酿。
葬礼结束后的第三天，裂痕便以最直接、最粗暴的方式显现出来。
首先发难的，是旁遮普东部的一位突厥军事贵族，马利克·希尔吉。他并非“四十人集团”的核心成员，但在征服拉合尔和镇压当地反抗中颇立战功，被艾巴克授予了萨特莱杰河以东、面积不小的一片伊克塔。就在葬礼结束、大多数贵族还滞留在德里的时刻，一名风尘仆仆的信使冲进了伊勒图特米什在德里的临时住所，带来了希尔吉的口信（甚至不是正式的文书）。口信极其直白，近乎挑衅：“我，马利克·希尔吉，向伟大的征服者、已故的艾巴克苏丹宣誓效忠，并缴纳贡赋。如今，苏丹已蒙真主宠召，归于永恒。我的誓言，自然随之终结。从本月起，我的伊克塔所产，将不再输送德里一袋麦、一枚银币。若新苏丹需要我的忠诚，请他亲自来萨特莱杰河畔，与我重新立约。在此之前，我的刀，只守护我自己的土地和子民。”
这几乎就是公开的独立宣言。希尔吉的底气，来自于他手中掌握的一支约八百人的私人骑兵，以及他伊克塔位于帝国东北边缘、靠近山区、易守难攻的地理位置。他赌的，是在这个权力交接的敏感时刻，德里中央无力，也顾不上立刻派兵征讨他这样一个偏远地区的刺头。
消息尚未在德里完全传开，另一个更令人不安的消息接踵而至。来自恒河中游的阿瓦德地区，一位在当地颇有影响力的印度教王公——拉纳·辛格（与萨马纳那位归顺者同名不同人）——派兵驱逐了德里派驻当地的税吏和几名低级官员，并公开宣布，鉴于德里苏丹新丧，政局未明，为“避免不必要的误解和冲突”，他将“暂时”停止向德里缴纳人头税和其他一切赋税，直至“合法的、能够获得广泛承认的新苏丹”出现。相比希尔吉的粗鲁，这位拉杰普特王公的措辞要“委婉”得多，但意思同样明确：不承认目前德里的权威，不再履行义务。
这两件事，几乎同时传到正在议事厅中争吵得面红耳赤的突厥贵族们耳中。争吵声，就像被利刃斩断，戛然而止。大厅里瞬间陷入一种诡异的寂静，只有壁炉里木柴燃烧的噼啪声，此刻听起来格外刺耳。所有人的脸色都变了。希尔吉的跋扈和拉纳·辛格的“委婉”背叛，像两记响亮的耳光，狠狠抽在刚刚为继承问题吵得不可开交的贵族们脸上。它用一种残酷的方式提醒所有人：艾巴克一死，他凭借个人威望、铁腕和利益捆绑勉强维持的帝国框架，就像一只被瞬间抽掉了主心骨的、巨大而华美的风筝，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失去平衡，开始无可挽回地向下坠落。对中央权威的挑战，已经不再是理论上的可能，而是血淋淋的现实，并且正在像瘟疫一样扩散。
“四十人集团”内部本就存在的分裂，在这外部危机的刺激下，不仅没有弥合，反而变得更加尖锐、激烈，几乎到了公开决裂的边缘。这个由艾巴克亲手挑选、用以制衡各方、拱卫中央的突厥军事贵族核心圈子，原本是他统治的基石。只要这个圈子保持团结，即使外部有叛乱，也能迅速镇压。但艾巴克在世时，他本人的绝对权威是压制内部矛盾的唯一力量。如今，这个力量消失了，长期被压抑的派系矛盾、个人野心和对未来的不同盘算，如同蓄积已久的火山熔岩，猛烈地喷发出来。
一派以伊勒图特米什为首。他们主要是军功卓著的将领、少壮派军官，以及一部分看重实际能力、对血统论不那么执着的务实派。他们的逻辑简单而现实：帝国初立，强敌环伺（蒙古、木尔坦、各地潜在叛军），内部不稳，此刻需要的不是一个只会坐在宫殿里念经的、软弱的继承人，而是一个能够立刻拿起刀、骑上马、震慑内外、稳定局势的强有力领导者。而伊勒图特米什，战功、能力、威望、以及与艾巴克的亲属关系（女婿），都让他成为最合适的人选。他们主张“贤能者居之”，认为在危急存亡之秋，拘泥于血统是取死之道。
另一派则以阿拉姆沙的舅舅，库特卜-乌德-丁·侯赛因为首。他们主要由一部分老派贵族、与阿拉姆沙母亲家族关系密切的势力，以及那些坚信“正统”与“血统”神圣不可侵犯的保守派组成。他们的口号是“父死子继，天经地义”。他们认为，阿拉姆沙是艾巴克苏丹的嫡长子，是合法且唯一的继承人。承认阿拉姆沙，就是维护艾巴克开创的王朝法统，是防止帝国陷入完全无序的、最根本的保障。他们攻击伊勒图特米什派是“僭越”，是“武夫干政”，认为一旦开了“强者为尊”这个头，帝国将永无宁日，陷入无休止的军事政变和内战。侯赛因本人精明强干，在文官系统和部分地方势力中颇有影响，他全力支持外甥，显然也是为了攫取未来的摄政大权。
第三派则人数最多，态度也最暧昧。他们主要是地方上的伊克塔达尔、实力中等的将领、以及一些骑墙观望的贵族。他们不明确倒向任何一边，只是在两派之间小心翼翼地周旋，察言观色，待价而沽。他们关心的是，无论谁上台，自己的利益（伊克塔、官职、财富）是否能得到保障甚至扩大。他们像一群精明的秃鹫，盘旋在权力斗场的上空，等待着一方显露出败相，然后扑下去分享尸体。他们的沉默和观望，本身就给局势增加了巨大的不确定性。
这三派人从清晨吵到日暮，又从黑夜争到黎明。议事厅的空气浑浊不堪，弥漫着没喝完的冷茶水的嗖味、踩灭的炭火灰烬、汗水的酸臭，以及一种因激烈争吵和巨大压力而产生的、类似野兽巢穴般的腥躁气息。每个人脸上都写满了疲惫、焦躁、愤怒和深深的忧虑。道理讲尽，威胁的话也说出了口，甚至有人激动时按住了刀柄，但在最后关头又被更冷静（或更狡猾）的人拉住。谁也无法彻底说服对方，因为这不是理念之争，是赤裸裸的权力和生存之争。
阿拉姆沙本人，大部分时间都像一个局外人，或者说，像一个被摆在祭坛上的祭品，沉默地坐在大厅尽头那张属于他父亲的、现在属于他的高大座椅上。椅子对他来说实在太大了，他的双脚甚至不能完全平放在地板上，后背也无法完全靠实。他听着下面那些曾经在他父亲面前毕恭毕敬的贵族们，用他从未听过的激烈言辞互相攻讦，将他（或他的资格）作为攻击的靶子或辩护的旗帜。他感到恐惧，深深的恐惧，像冰冷的河水，从脚底蔓延到头顶。他知道这些人名义上是在为他争夺那个位置，但他更清晰地感觉到，自己不过是他们博弈棋盘上最重要、却也最无力的一枚棋子。没有人真正在意他怎么想，他是否有能力。舅舅侯赛因偶尔会投来一个让他“镇定”的眼神，但那眼神里，更多的是掌控和吩咐，而非关怀。伊勒图特米什则很少看他，即使目光扫过，也平静无波，让阿拉姆沙完全猜不透这位手握重兵的姐夫兼重臣，内心深处究竟如何看待自己。有一次，侯赛因在与伊勒图特米什一派的某位年轻将领激烈争吵时，怒不可遏，猛地一掌拍在面前的檀木矮几上，发出“砰”的一声巨响，震得几上的杯盘乱跳。阿拉姆沙整个人像受惊的兔子般猛地一颤，几乎要从椅子上弹起来，脸色瞬间惨白如纸。伊勒图特米什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细节，他几不可察地蹙了下眉头，但什么也没说，只是将目光移开，投向窗外阴沉沉的天色，仿佛在估算着时间。
进入十二月，坏消息像决堤的洪水，一个接一个涌向德里，帝国的瓦解速度超出了最悲观者的预料。
拉合尔的总督——一位艾巴克生前颇为倚重、亲自任命的古尔老将——率先宣布，拉合尔及周边地区，鉴于“德里局势混乱，正统未定”，将“暂时”自立，不再接受来自德里的任何命令，直至“真正的、众望所归的苏丹出现”。他保留了艾巴克任命的官僚体系，甚至没有升起新的旗帜，只是停止了向德里运送任何物资和税款。这是一种“温和的独立”，但独立就是独立。拉合尔的失守，意味着帝国西北门户和最重要的贸易通道，脱离了控制。
几乎同时，信德总督纳西尔-乌德-丁·库巴查也传来了消息。他没有宣布独立，措辞甚至算得上“恭敬”。在送达德里的文书中，他深切哀悼了艾巴克苏丹的逝世，赞扬了苏丹的丰功伟绩，并表示将继续“在真主的指引下，治理好信德这片苏丹托付的土地”。然而，在文书的最后，他用平淡的语气提到，由于“信德地区近期水患频仍，盗匪猖獗，民生凋敝”，本年度的各项贡赋“征收极度困难”，恐“难以足额按时送达德里”，恳请“朝廷体谅”。然后，文书就结束了。没有提及新苏丹，没有承诺补缴，甚至没有给出一个大概的数额或时间。这实质上就是停止了贡赋的输送，将信德这个帝国最富庶的省份，变成了一个听调不听宣、事实上的独立王国。库巴查手握重兵，控制着印度河出海口，他的态度，比拉合尔总督的独立宣言，更具分量，也更具威胁性。
孟加拉地区的情况更加简单粗暴。那里本就山高水远，民族成分复杂，艾巴克的统治从未真正深入。德里派去的官员和税吏，在艾巴克死讯传来后的几天内，就纷纷被当地势力驱逐或杀死。孟加拉如同断了线的风筝，迅速消失在南方的丛林和迷雾之中，与德里的联系彻底中断。
短短一个月，艾巴克用了四年时间，东征西讨，恩威并施，好不容易拼接起来的帝国版图，就出现了四五道巨大的、流着脓血的裂口。从德里派往各地的使者、税吏、巡查官，遭遇了各种命运：有的被客气地送回，带回来一堆毫无意义的恭维和推诿；有的被扣押，成为地方势力与德里讨价还价的筹码；更多的，则如同泥牛入海，消失在了广袤的国土上，音讯全无。人们私下传言，他们遭遇了“盗匪”，但谁都知道，在那样的时刻，许多“盗匪”的刀，很可能就是地方驻军的制式弯刀。帝国的政令，如今变得比纸还轻，出了德里城墙，甚至出不了皇宫的大门，就成了无人理睬的废纸。艾巴克精心设计的伊克塔制度，本意是加强中央集权，此刻却成了地方割据的温床——每一个伊克塔达尔都有兵、有粮、有地盘，一旦中央权威崩塌，他们自然首先考虑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帝国的实际控制范围，急剧收缩到以德里为中心，骑兵一日之内可以往返突击的区域。再远一点的地方，就只能靠“影响力”和恐吓了，而这两者，正在随着时间迅速流失。
在这场自上而下的权力真空中，最敏锐、也最实际地感受到危险并开始行动的，往往是那些处于社会中下层的、看似沉默的群体。
德里城月光集市上，那个贩卖香料和绸缎的马尔瓦尔大商人，名叫维克拉玛吉（与之前银匠同名不同人），在艾巴克死讯得到确认的第二天，就关掉了他在集市上最大、最繁华的铺面。他连夜召集心腹伙计和家族成员，将库房里最值钱的、来自波斯的藏红花、阿拉伯的乳香、克什米尔的羊绒、中国的丝绸，分门别类，打包成不起眼的普通货包。然后，他动用了多年经营的人脉和秘密渠道，将这些货包混在运送粮食和陶器的牛车队中，分批运出了德里，藏匿在城外几个分散的、可靠的亲戚家庄园的地窖里。他的妻子哭着问他为什么这么急着走，生意不要了吗？维克拉玛吉，这个精瘦、目光锐利的中年人，一边检查着账本，一边头也不抬地说：“生意？命都没了，还要生意做什么？你忘了塔劳里之后，古尔人进城的那三天了？现在死的是苏丹，是最大的一把刀。这把刀断了，你猜那些拿着小刀的人，是会先忙着找新刀，还是会先忙着抢旁边人手里的肉和金子？”他顿了顿，看着窗外德里阴沉沉的天空，叹了口气，“我们这些人，就像墙角的草，风往哪边吹，就往哪边倒。但在大风彻底刮起来之前，得先把根藏好，把种子埋到深一点、安全一点的地方。等风停了，不管谁当苏丹，只要人还要吃饭、穿衣、用香料，咱们的根就还能发芽。”他的话里，有一种历经多次动荡、近乎本能的生存智慧和深深的疲惫。类似的情景，在德里许多富商和手艺人家中悄悄上演。他们不关心政治，不关心谁当苏丹，他们只关心如何在这场必然到来的混乱中，保住性命和好不容易积累的财富。他们的行动，无声地加速了城市经济的凋敝和恐慌的蔓延。
同样在冷眼旁观、耐心等待的，还有帝国西北边境之外，那更加令人畏惧的力量。来自中亚草原的商队和流亡者，带来了关于蒙古人最新动向的模糊消息。成吉思汗的铁骑已经彻底摧毁了花剌子模帝国，正在扫荡阿姆河流域，兵锋所指，一片焦土。关于德里苏丹国陷入内乱、艾巴克身死、继承权争夺的消息，也随着商路，传到了正在撒马尔罕一带休整、补充的蒙古大营。据说，当成吉思汗的探子详细汇报了德里的混乱情况后，这位征服了半个世界的草原雄主，并没有立刻表现出兴奋或制定详细的入侵计划。他只是走到巨大的羊皮地图前，伸出因常年握弓而骨节粗大、布满老茧的手指，沿着印度河的蓝色曲线，从出海口一直划到上游的山区，然后，用他那低沉、平静、却让帐中所有将领都屏息静气的嗓音，说了一句后来被很多史家记载的话：
“等他们自己把自己身上的肉咬下来，咬到差不多了，我们再进去捡。狼吃羊，总是要等羊自己先流够血。”
这句话，像一道冰冷的预言，悬挂在了印度斯坦的北方天空。虽然蒙古人的大规模入侵还要等上十几年，但此刻，他们已经像最高明的猎手，嗅到了猎物内部腐烂和虚弱的气息，开始调整呼吸，磨利爪牙，等待着最佳时机的到来。
十二月的德里，被一种山雨欲来、令人窒息的无形压力彻底笼罩。白天，天空是铅灰色的，少有阳光；夜晚，寒风呼啸，如同无数冤魂在城墙外哭泣。城墙上的守军增加了三倍，箭楼和垛口后，士兵们的眼睛在寒风中冻得通红，却不敢有丝毫松懈，紧张地注视着城外黑暗中任何一点可疑的动静。入夜后，四门紧闭，铁闸落下，没有苏丹或最高军事长官的手令，任何人都不得出入。城市像一头受惊的巨兽，蜷缩起来，绷紧了每一块肌肉。
突厥贵族们的宅邸，无论大小，都透出一种不同寻常的紧张气氛。庭院里，私下武装起来的家丁和亲兵明显增多，他们穿着便装，但腰间的弯刀和背后的弓箭却是实实在在的。后院的马厩里，战马被喂足了草料，马蹄铁检查了一遍又一遍。库房的门锁被换成了更结实的。贵族们频繁地互相拜访，但又总是在密室里低声交谈，出来时脸色凝重。联姻的提议突然增多，仿佛想在风暴来临前，用最快的速度编织或加固盟友的网络。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无声的、忙碌的、为即将到来的冲突做准备的压抑感。每个人都在等待——等待某一方率先失去耐心，打出第一张牌，射出第一支箭，打破这令人疯狂的死寂平衡。
而阿拉姆沙，这位名义上的帝国主人，每晚都在苏丹宫殿那空旷、寒冷、回声巨大的寝宫里辗转反侧，难以成眠。昂贵的波斯地毯无法驱散从石缝中渗入的寒意，华丽的丝绸帷幔在穿堂风中微微飘动，像幢幢鬼影。他常常在午夜惊醒，浑身冷汗，心脏狂跳不止。耳边仿佛还回荡着日间议事厅里那些激烈的争吵和舅舅拍桌的巨响。他能听见宫殿深处传来的各种细微声响——古老木结构因寒冷收缩发出的、鬼魅般的吱呀声；老鼠在夹墙和天花板上窸窸窣窣跑动的声音；值夜卫兵换岗时，皮靴踏在石板上沉重而规律的脚步声，那脚步声每一次响起，都让他心惊肉跳，仿佛不是卫兵，而是索命的无常正在逼近。他想念父亲，想念那个虽然严厉、但总能给他带来莫名安全感的巨大身影。但更多的，是一种混杂着恐惧、怨恨和巨大无力的情绪——为什么父亲要把自己推到这个位置？为什么给了他苏丹的名号，却不给他驾驭这名号的力量和智慧？为什么让他像一只孱弱的羔羊，坐在满是饿狼的笼子中央？
窗外，冬夜的寒风一阵紧过一阵，掠过德里粗糙的城墙、低矮的民居、空旷的街道，也掠过城南那座尚未完工的、沉默的顾特卜塔和库瓦特-乌尔-伊斯兰清真寺，发出连绵不绝的、凄厉的呜咽，仿佛在为这个骤然失去太阳的帝国，奏响一曲充满不祥预兆的、漫长的安魂曲。
七律·第559章
雄主猝然归九泉，帝国无主起波澜。
贵族争位刀兵起，诸侯割据各占山。
数月纷争无定主，一朝混乱万民难。
奴隶王朝逢劫难，静待贤能挽狂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