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85章穆伊兹丁政
公元1241年九月，德里的酷热终于开始消退。连续数月炙烤大地的烈日，仿佛耗尽了最后的能量，变得温和而疲惫。亚穆纳河的水位在雨季结束后缓缓回落，浑浊的河水重新变得清澈，河床上的淤泥被秋阳烤干，龟裂成无数块边缘卷曲的土片，踩上去发出沙沙的脆响，像在咀嚼某种干燥的、无味的食物。城中的芒果树挂满了青色的果实，沉甸甸地压弯了枝条，再过一个月，这些青果就会变黄、变甜，散发出诱人的香气，吸引鸟儿和孩子们的目光。但今年的德里，没有人关心芒果。空气中弥漫着的不是果香，而是一种更沉重、更粘稠的东西——恐惧，猜忌，和死亡的气息。
苏丹宫议事厅，门窗紧闭。不是为了防止沙尘——九月已经很少起风了——是为了隔音，为了保密，为了让里面正在进行的讨论，不被任何人偷听。厅内点了十几盏油灯，但光线依然昏暗，因为灯油是劣质的，燃烧时冒出浓烟，在空气中凝成一层薄薄的、黑色的油膜，附着在墙壁、家具、以及在场每一个人的皮肤和衣物上，散发出一种令人作呕的焦糊味。巴赫拉姆坐在苏丹的高座上，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扶手上那道父亲留下的刀痕。刀痕很深，边缘已经磨得光滑，像一道愈合多年但永不消失的伤疤。他的眼睛盯着长桌上摊开的一份名单。名单很长，用上等的羊皮纸写成，纸张的边缘用金线装裱，显示出其重要性。纸上写满了名字，密密麻麻，像蚂蚁爬过的痕迹。每一个名字旁边，都用朱砂笔打了一个钩。打了钩的，已经被处死了。还没有打钩的，正在排队。还有几个名字，旁边画了一个圈，表示“待定”。
名单上的人，都是伊勒图特米什时代的功臣宿将——跟随老苏丹南征北战的老将们，有的在塔拉因战役中砍断过古尔骑兵的旗杆，有的在阿瓦德城下顶着滚石擂木第一个爬上城墙，有的在印度河边与蒙古人对过刀，身上留下了十几道伤疤。他们是帝国的脊梁，是历史的活化石，是“德里苏丹国”这个名字最坚实的注脚。他们也是巴赫拉姆的噩梦，是他坐在这张椅子上，夜夜无法安眠的根源。
巴赫拉姆继位已经将近一年了。这一年里，他只做了一件事——杀人。杀所有他认为可能威胁到他的人。他的逻辑简单而残酷，也无比真实：他是靠叛乱上台的，是踩着妹妹的尸体、踏着数千士兵的鲜血坐上这个位置的。所以他认为，所有人都会用同样的方式对待他。每一个手握兵权的将领，都是潜在的叛乱者；每一个在四十人集团中有影响力的贵族，都是潜在的拥立者；每一个在民间有威望的老臣，都是潜在的旗帜。他不能给他们任何机会。最好的机会，就是死。
这份名单，是他和他的宠臣们——主要是宰相阿尔达希尔、大将军古尔、内务总管侯赛因——花了几个月时间，像梳理羊毛一样，从帝国的官僚和军事系统中一根一根梳理出来的。标准很模糊，全凭“感觉”。某年某月某日，在某个场合，某人说了一句对苏丹不够恭敬的话——可能只是“苏丹今天的袍子颜色不太衬肤色”这样的闲谈，但被密探记录下来，就成了“对苏丹不敬”。某次宴会上，某人的座位被安排在苏丹的左侧而不是右侧，他没有表示异议，说明他心里有鬼，认为这个安排是“理所当然”的。某人的儿子与拉齐娅的旧部有过书信往来，虽然没有证据证明他参与了叛乱，但“没有证据”本身就是可疑的——为什么不参与？是不是在观望？是不是在等待时机？这些“罪证”被一条一条地记录在案，配上捕风捉影的“证词”和“目击报告”，汇总成了一份长达三十七页的死亡名单。名单上的每一个人，都有“足够”的理由去死。
阿尔达希尔——宰相，一个六十岁的波斯裔文官，瘦小干瘪，留着山羊胡，眼睛细长，永远眯着，像在算计什么——此刻正站在长桌旁，手里拿着一支沾了朱砂的毛笔，像画家在审视一幅即将完成的画作。他看着名单，用尖细的声音说：“苏丹，今天可以处理第三批了。一共七个人，都是四十人集团的成员，在军中各有势力。其中马利克·贾汗的旧部最多，在拉合尔一带影响很大。要先从他开始吗？”
巴赫拉姆没有立刻回答。他的目光落在“马利克·贾汗”这个名字上。贾汗今年五十八岁，是伊勒图特米什的表弟，在艾巴克时代就是千夫长，参与了德里建城的大部分战役。他性格豪爽，爱兵如子，在普通士兵中威望极高。拉齐娅在位时，他虽然没有公开支持，但也没有反对，保持了中立。巴赫拉姆起兵时，他按兵不动，既没有响应，也没有派兵平叛。这种“中立”，在巴赫拉姆看来，比公开反对更可恶——因为这意味着他在观望，在看风使舵，在看哪边赢就倒向哪边。现在巴赫拉姆赢了，贾汗立刻表示效忠，还送来了丰厚的礼物。但这种效忠，巴赫拉姆不信。他相信，只要有机会，贾汗会立刻倒向另一个“赢家”。这样的人，不能留。
“他有什么反应？”巴赫拉姆问，声音很平静。
“很平静。”阿尔达希尔说，“我们的人昨天去‘请’他，他正在院子里浇花。看到我们，他放下水壶，换了身干净衣服，就跟我们走了。没有反抗，没有质问，甚至没有多问一句。只是临走前，对他的妻子说：‘把那些玫瑰照顾好，我回来还要看。’”
巴赫拉姆的嘴角抽搐了一下。浇花。又是浇花。萨拉尔死前在浇花，贾汗被捕前也在浇花。这些老家伙，好像把生死都看淡了，只关心院子里那些花花草草。这种平静，让他感到愤怒，也感到一种隐隐的恐惧。因为不怕死的人，是最难控制的。因为他们没有弱点，没有软肋，没有可以要挟的东西。他们可以平静地接受死亡，就像接受一顿晚饭、一场睡眠一样自然。而这种平静，会传染。当越来越多的人不怕死时，他的屠刀，就会失去威慑力。
“处理掉。”巴赫拉姆说，声音里有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干净点。不要公开，不要声张。就说他突发急病，暴毙。”
“是。”阿尔达希尔在“马利克·贾汗”的名字旁，用朱砂笔画了一个钩。红色的钩，在羊皮纸上像一滴血，慢慢晕开。
“下一个。”巴赫拉姆说。
第一个被处死的，是马利克·萨拉尔——那位在1234年率军征服古吉拉特、在坎贝港立下“海洋属于所有人”石柱的传奇将领。他是伊勒图特米什一手提拔起来的老将，在军中威望极高，征服古吉拉特后更是被士兵们视为英雄，私下里称他“海将军”。巴赫拉姆继位后，他被从古吉拉特召回德里，名义上是“述职”，实际上是解除兵权。他在古吉拉特经营了七年，把坎贝港建成了帝国最繁荣的贸易中心，与阿拉伯、波斯、东非、甚至中国的商人都有往来，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和人脉。这些，都让他成为巴赫拉姆眼中最危险的人物之一。
萨拉尔接到召回令时，正在坎贝港的灯塔上。那是一座高达三十丈的石塔，是他在征服古吉拉特后下令修建的，塔顶日夜燃烧着鲸油火炬，光芒能照出二十里远，指引远航的船只归港。他喜欢在黄昏时登上塔顶，看着阿拉伯海的海平面上，落日将天空和大海染成一片燃烧的金红，看着归航的帆船像一片片叶子，缓缓漂进港口，看着码头上堆积如山的货物和忙碌的人群。那是他一手创造的繁荣，是他献给帝国的礼物。
使者带来了苏丹的手谕。萨拉尔看完，沉默了很久，然后对使者说：“给我三天时间，处理完手头的事务，我就动身。”
三天后，他离开了坎贝。没有带军队，只带了二十个亲卫，和一些简单的行李。他知道这一去凶多吉少，但他没有反抗，没有逃跑。他是军人，服从命令是天职。而且，他内心深处，也许还存着一丝幻想——幻想巴赫拉姆会念在旧情，念在他为帝国立下的汗马功劳，放他一马。毕竟，他是老苏丹最信任的将领之一，是看着巴赫拉姆长大的长辈。
他错了。
回到德里的当天，他就被软禁在城西的一处宅邸中。宅邸很大，曾经是一个富商的豪宅，有花园，有水池，有精美的雕刻和壁画。但对他来说，这只是个华丽的监狱。守卫是巴赫拉姆的亲信，日夜监视，不许他外出，不许见客，连与家人通信都要经过检查。他带来的二十个亲卫被解除武装，分散安置在城中各处，实际上也被监视居住。
他在宅邸里住了三个月。起初，他还抱着希望，每天在院子里散步，看书，写回忆录——他写了一本《古吉拉特征战记》，详细记录了他征服古吉拉特的经过，从军事部署到政治谈判，从风土人情到商贸往来，事无巨细。他想，如果巴赫拉姆不杀他，他就把这本回忆录献给苏丹，作为治国理政的参考。如果杀了他，这本书至少能留下，让后人知道，曾经有一个人，为帝国打开了一扇通往海洋的窗户。
但希望一天天渺茫。他从守卫的眼神中，从送饭仆人的态度中，从偶尔传来的、关于其他老将被清洗的消息中，越来越清楚地感觉到，死亡正在逼近。但他没有恐慌，没有哀求，没有试图传递消息求助。他只是平静地等待，像等待一个老朋友，虽然不欢迎，但必须面对。
处决的命令在三个月后的一个清晨到来。使者带来了苏丹的手谕和一匹白绫。手谕很简单：“萨拉尔，你年事已高，体弱多病，朕体恤老臣，赐你自尽，保全名节。”没有罪名，没有审判，只有一句“体恤老臣”，和一条白绫。
萨拉尔接过手谕和白绫，正在院子里浇花。他种了一院子的玫瑰，是从古吉拉特带回来的品种，花瓣深红如血，香气浓郁得几乎令人窒息。他看完手谕，把白绫放在石桌上，继续浇完了最后一丛玫瑰。每一片叶子，每一朵花，他都浇得很仔细，很均匀，像在进行某种神圣的仪式。浇完花，他净了手，回到房间，换上了他最好的一套盔甲——那是伊勒图特米什在世时赐给他的，胸甲上刻着老苏丹的名字和头衔，已经有些褪色，但依然庄严。他穿着盔甲，把白绫系在房梁上。临死前，他对使者说了一句话。使者后来把这句话原封不动地转述给了巴赫拉姆：
“告诉苏丹，我替老苏丹打过十三场仗，身上有七道疤。他要杀我，不需要白绫。只需要一句话。他是老苏丹的儿子，我本就不会反抗。”
然后他踢开了脚下的凳子。
消息传到巴赫拉姆耳中时，他正在用晚膳。餐桌很长，摆满了各色菜肴——烤羊腿、抓饭、炖肉、新鲜果蔬、波斯甜点，足够二十个人吃。但他一个人坐在长桌的一端，像坐在一片繁华的荒漠中央。使者转述了萨拉尔的遗言。巴赫拉姆放下手中的银匙，沉默了片刻，然后继续吃饭。他用小刀切下一块羊腿肉，送进嘴里，慢慢地咀嚼，吞咽，然后喝了一口葡萄酒。整个过程，没有说一句话，没有看使者一眼，仿佛刚才听到的，只是“今天天气不错”这样的闲谈。
但那天夜里，他失眠了。不是因为愧疚——他的内心深处，愧疚这种情感已经被恐惧和猜忌挤压到了最边缘的角落，几乎不存在了。是因为他想起了父亲。父亲在世时，有一次在帐中与众将饮酒，萨拉尔也在。父亲喝到半醉，揽着萨拉尔的肩膀，对在座的人说：“萨拉尔不是我的将领，他是我的手臂。我指向哪里，他就打到哪里，从不问为什么，从不退缩。这样的手臂，我有两只，就敢挑战整个世界。”当时巴赫拉姆也在场，还是个少年，坐在角落里，看着父亲和将领们开怀畅饮，心里充满了崇拜和向往。现在，他把父亲的手臂砍了。不是战场上的敌人砍的，是他自己砍的。用一条白绫，一句“体恤老臣”，砍了。
他躺在床上，看着帐顶繁复的刺绣图案，在黑暗中渐渐模糊、变形，像一张张扭曲的脸。萨拉尔的脸，父亲的脸，拉齐娅的脸，雅库特的脸，还有那些被他杀掉、即将被杀掉的人的脸，一张张在眼前浮现，又消失。他睁着眼睛，直到天亮。
接下来被处死的，是四十人集团中几个没有在叛乱中明确支持巴赫拉姆、但也没有公开反对的成员。他们是骑墙派，是观望者，是在暴风雨中把脑袋埋进沙子的鸵鸟。巴赫拉姆不需要鸵鸟——鸵鸟今天可以把脑袋埋起来，明天就可以把头拔出来，啄向另一个方向。他需要的是彻底没有机会啄向任何人的人。死人最安全。
第一个是法鲁克·阿里，一个五十五岁的贵族，掌管着帝国东部的几个重要伊克塔。他在拉齐娅时期保持中立，在巴赫拉姆起兵时也保持中立，在巴赫拉姆入主德里后立刻表示效忠，还献上了一笔丰厚的“贺礼”。但巴赫拉姆不信任他。因为据密探报告，法鲁克·阿里在私下里曾说过：“苏丹（指拉齐娅）虽然是个女人，但做事公道。新苏丹（指巴赫拉姆）……”后面的话没说完，但那种欲言又止的语气，已经足够定罪。
逮捕令在一个雨夜发出。士兵们冲进法鲁克·阿里的宅邸时，他正在书房里看账本。看到士兵，他没有惊慌，只是叹了口气，合上账本，对领队的军官说：“等我换身衣服。”他换上了一件干净的长袍，然后跟着士兵走了。没有反抗，没有质问，甚至没有看妻子和孩子一眼。他被带到城郊的一处秘密监狱，三天后被秘密处决，尸体扔进了亚穆纳河。对外宣称是“突发中风，抢救无效”。
第二个是侯赛因·贝格，一个四十八岁的将领，掌管着德里卫戍部队的一部分兵力。他在拉齐娅时期是雅库特的副手之一，负责训练新军的弓箭手。拉齐娅战死后，他立刻倒向巴赫拉姆，交出了兵权，表示愿意“戴罪立功”。巴赫拉姆暂时留用了他，但一直不放心。因为侯赛因·贝格训练的弓箭手，在平叛战争中表现出色，在士兵中很有威望。而且，他是雅库特一手提拔起来的人，与那个黑奴有太深的联系。这种人，不能留。
处决侯赛因·贝格的借口很巧妙。巴赫拉姆让他去“剿匪”——清剿德里周边一股不足百人的土匪。侯赛因·贝格带着两百士兵去了。在剿匪过程中，他“不幸”被流矢射中，伤重不治。消息传回德里，巴赫拉姆“悲痛万分”，下令厚葬，并抚恤其家人。但据幸存的士兵私下透露，那支箭不是土匪射的，是“自己人”从背后射的。箭上还涂了毒。
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一个接一个，四十人集团中那些曾经保持中立、或者曾经是拉齐娅旧部、但后来倒向巴赫拉姆的成员，被以各种罪名、各种方式清除。有的“突发疾病”，有的“剿匪阵亡”，有的“酒后失足落水”，有的“食物中毒”。死亡成了德里的日常，像吃饭喝水一样平常。人们开始麻木，开始习惯，开始学会在听到某个熟悉的名字“突然去世”时，只是点点头，说一句“愿真主怜悯他”，然后继续做自己的事，不敢多问，不敢多想。
再接下来，是几个在拉齐娅时期被提拔的中层军官。他们大多是平民出身，被拉齐娅和雅库特从底层发掘出来，与突厥贵族没有瓜葛。巴赫拉姆杀他们，不是因为他们的威胁大——他们手中没有兵权，没有家族背景，没有政治影响力。杀他们，是因为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象征——他们证明了，没有突厥血统的人也能带兵打仗，也能当军官，也能出人头地。这个证明，对突厥贵族的特权是一种无声的挑战。巴赫拉姆需要用他们的血，来重新确认那条被拉齐娅模糊掉的界线。突厥人是刀，其他人是刀鞘。刀鞘不能变成刀，不能有想法，不能有野心。否则，就要被销毁。
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一个叫拉朱的年轻军官——就是那个从旁遮普农村来、被雅库特亲自训练、后来在鬼哭原跟着拉齐娅战死的年轻人。拉朱在鬼哭原重伤被俘，但侥幸未死，被叛军收容，后来巴赫拉姆入主德里，他被释放，因为作战勇敢被提拔为百夫长。但他身上有太多拉齐娅和雅库特的印记——他训练士兵的方法，他对待士兵的态度，甚至他说话的语气，都像极了雅库特。而且，他私下里对同僚说过：“雅库特将军是我见过最好的人。他不打不骂，但我们都服他。”这句话被密探报告上去，成了他的催命符。
巴赫拉姆亲自下令：“这个人，不能用。处理掉。”
拉朱的死法很“意外”。他在一次例行训练中，从马上摔下来，后脑勺磕在一块石头上，当场死亡。训练场是沙地，按理说摔不死人。但那天，他摔的位置，正好有一块不知道从哪里滚来的、拳头大小的石头。太巧了。士兵们私下议论，但没人敢公开质疑。拉朱的尸体被草草掩埋，没有墓碑，没有葬礼，像一条死狗。
屠杀持续了数月。德里城中的气氛变得诡异而压抑。白天，街头巷尾没有人敢高声说话，连月光集市上的讨价还价都压低了声音，商贩们用手势代替语言，像一城的哑巴。熟人见面，只是点点头，眼神交换一下，就匆匆走开，不敢停留，不敢交谈。孩子们被大人严厉禁止在街上玩耍，更禁止议论“宫里的事”。夜晚，家家户户早早关门熄灯，街上只有巡逻士兵的脚步声和偶尔传来的犬吠。人们用眼神交流，用沉默传递消息。某家的男人今天没有回家，某家的院子里半夜传出了哭声，某条巷子深处的宅邸已经空了好几天，门前的台阶上落满了灰尘。没有人问，没有人说。所有人都在等待——等待屠刀下一次落在谁的脖子上。巴赫拉姆的统治，把德里变成了一座巨大的、沉默的、充满恐惧的监狱。
他不仅杀人，还荒淫。白天的杀戮让他神经紧绷，夜不能寐，他需要酒精和女人来麻痹自己，来忘记那些死在他命令下的面孔。他命人从波斯运来最好的葡萄酒，从中亚买来最漂亮的舞姬，在苏丹宫殿的后宫中夜夜笙歌，通宵达旦。酒宴通常从黄昏持续到深夜，有时直到黎明。他坐在宴席的正中央，身边环绕着衣着暴露的舞姬和谄媚的宠臣，酒杯满了又空，空了又满。舞姬们赤着脚，在波斯地毯上旋转，裙摆飞扬，像一朵朵盛开又凋谢的花。乐师们弹着塔尔琴，敲着塔布拉鼓，歌声婉转，但歌词空洞，只有华丽的辞藻，没有灵魂。巴赫拉姆靠在巨大的绣花靠枕上，手里端着水晶酒杯，看着这一切，脸上挂着笑容，但眼睛里没有笑意。他的笑声很大，很夸张，大到可以掩盖窗外任何可疑的声响，大到可以让所有人——包括他自己——相信，他很开心，他很满足，他是这个帝国最有权势、最幸福的人。
但他的眼睛从来不安。即使在最醉的时候，他的眼睛也保持着一种警觉——像一只被猎犬包围的狐狸，即使趴在洞口晒太阳，耳朵也一直竖着，听着远处的动静。他的手指永远在动，摩挲酒杯，捻着葡萄，或者无意识地敲击桌面，像在计算什么，又像在压抑什么。他说话的声音很大，但话很少，而且常常前言不搭后语。有一次，一个宠臣在酒宴上说了一句玩笑话，大意是“苏丹的酒量比老苏丹好”。巴赫拉姆的笑容突然凝固了，整个宴席的气氛瞬间降至冰点。他把酒杯放下，盯着那个宠臣看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你见过我父亲喝酒？”
宠臣吓得脸都白了，跪倒在地，额头砰砰砰地磕在石板上，磕出了血，语无伦次地解释：“苏、苏丹饶命！臣、臣只是……只是听说老苏丹不喜欢饮酒，所以……所以……”
巴赫拉姆没有说话，只是看着他，看了很久，看得宠臣浑身发抖，几乎要晕过去。然后，他重新端起酒杯，喝了一口，挥挥手：“起来吧。继续。”
宴席继续，音乐继续，舞蹈继续。但气氛已经变了。所有人——舞姬、乐师、宠臣、侍从——都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生怕说错一句话，做错一个动作。那个宠臣第二天就被调到了边境的一个哨所，那是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去了基本等于流放。宠臣是谁？一个从拉合尔跟着巴赫拉姆来德里的旧人，在他最孤独、最不被重视的时候陪他喝过无数次酒，听过他无数次的醉话和抱怨。只是因为在酒宴上说错了一句话。
他的宠臣们开始意识到，伴君如伴虎。巴赫拉姆的疑心病像一团没有边界的、随时可能蔓延的野火，今天烧死别人，明天就可能烧死他们。他们开始为自己的安全谋划。有些人加倍谄媚，用更华丽的言辞、更贵重的礼物、更漂亮的女人来讨好他。有些人开始暗中结交其他贵族，寻找退路。有些人甚至开始与巴赫拉姆的弟弟们——那些还活着的王子们——秘密联系，为自己准备“下一条船”。而巴赫拉姆，坐在苏丹的宝座上，看着这一切，心里清楚，但无力阻止。因为他知道，恐惧一旦产生，就像瘟疫，无法治愈，只能蔓延。他用恐惧统治帝国，但恐惧正在反噬他，正在把他变成一个真正的、孤独的囚徒。
而那些被巴赫拉姆杀害的功臣宿将的家属和旧部，那些在屠杀中幸存下来的四十人集团成员，那些被剥夺了伊克塔、被赶出军队、被流放到边境的中层军官——他们像干燥的火药一样，堆积在德里城的每一个角落，堆积在帝国的每一个行省，堆积在每一个曾经忠诚、但现在只剩下仇恨的心里。他们等待着一点火星。一点能点燃这一切的火星。而火星，迟早会来。因为当一个人被逼到绝境，当他的亲人、朋友、恩人一个个无辜死去，当他的尊严、财产、前途全被剥夺，当他对未来完全绝望时，他就会变成最危险的人——一个不怕死的人。而巴赫拉姆，正在源源不断地制造这种人。
他坐在父亲坐过的椅子上，手里握着父亲握过的权力，但他从来没有学会父亲对待权力的方式。伊勒图特米什也用刀，但他的刀只砍向必须砍的人，砍完之后会收刀入鞘，会安抚，会补偿，会让人心服。巴赫拉姆的刀，从来没有入过鞘。他以为砍掉所有潜在威胁，就能坐稳江山。他不知道，当你砍掉所有人的时候，最后剩下的，只有你自己。而一个人，是坐不稳江山的。因为江山不是一张椅子，不是一项王冠，不是一道诏令。江山是人，是千千万万颗心。当这些心都冷了，都死了，都变成了仇恨的燃料时，江山，也就成了坟墓。
而他，就坐在这个坟墓的最中央，坐在苏丹的宝座上，摩挲着扶手上父亲留下的刀痕，看着长桌上那份越来越长的死亡名单，听着窗外隐约传来的、不知道是风声还是哭声的呜咽，等待着，等待着那个必然到来的结局——无论是蒙古人的铁蹄，还是内部的叛乱，还是他自己的崩溃。
他知道，那一天，迟早会来。
他只是不知道，会是哪一天。
但他知道，从他把萨拉尔、贾汗、法鲁克·阿里、侯赛因·贝格、拉朱……一个接一个地从名单上划掉的那一刻起，他就已经走在了通往那个结局的路上。没有回头路，没有岔路，只有一条笔直的、通往毁灭的路。
而他，必须走下去。
因为他是苏丹。
因为这是他的选择。
因为，就像父亲说的，很难，但你必须扛住。
即使你知道，你已经扛不住了。
即使你知道，这一切，可能从一开始，就是错的。
七律·第585章
穆伊兹丁继帝基，残暴荒淫乱纲纪。
滥杀无辜失民心，荒淫无度废朝事。
两年统治如噩梦，一场政变失龙椅。
奴隶王朝逢内乱，国势飘摇风雨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