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89章马苏德傀儡
公元1243年三月，德里的春天以一种漫不经心的方式降临。亚穆纳河的水位在喜马拉雅融雪的缓慢补给下，开始一寸一寸地回升，浑浊的河水漫过干裂的河床，浸湿了边缘卷曲的土片，让它们重新变软、变粘，像伤口上结的痂被温水泡开。河滩上的芦苇冒出了嫩绿的新芽，尖尖的，细细的，在晨雾中挂着晶莹的露珠，风一吹，露珠滚落，碎在松软的泥土里，无声无息。白鹭从南方飞回来，在浅水中踱着优雅的步子，长颈时而弯下，啄食水中的小鱼小虾，时而昂起，望着德里城高耸的城墙，眼神漠然，仿佛在看一座与己无关的废墟。城中的芒果树开满了淡黄色的小花，一簇一簇，像米粒，香气被从河面吹来的、带着湿润水汽的春风送到每一条巷子里，与街角堆积的垃圾腐烂的气味、井水中铁锈的腥味、以及人们身上因为久不洗澡而散发的体味混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复杂而难以言说的、属于德里春天的气息。
这本应是一个让人心情舒畅的季节。冬天过去了，酷暑还没来，河水上涨意味着井水会重新丰盈，芒果树开花意味着几个月后会有甜美的果实。但在德里的苏丹宫殿中，春天被一道厚重的、用波斯织锦制成的帷幔挡在了外面。帷幔是深红色的，上面用金线绣着繁复的几何图案，挂在议事厅高大的窗户前，挡住了大部分光线，也挡住了窗外的绿意和花香。议事厅里点着十几盏油灯，灯油是劣质的，燃烧时冒出浓黑的烟，在空气中凝成一层薄薄的、粘腻的黑色油膜，附着在墙壁、家具、以及坐在长桌周围那些人的皮肤和衣物上。空气沉闷，混浊，像一潭死水。
长桌周围坐着四十人集团的成员——或者说，是四十人集团的残余。经过巴赫拉姆的清洗和马苏德的“自愿退让”，还能坐在这里的，只剩下不到二十人。他们大多是五六十岁的中老年人，面容疲惫，眼神浑浊，穿着虽然华丽但明显过时的袍子，袍子上的金线有些已经脱落，露出下面黯淡的底料。他们每天在这里聚会，处理帝国名义上应该由苏丹处理、但实际上由他们决定的政务。他们自称为“摄政会议”，但私下里，他们更愿意称自己为“守夜人”——守着这个帝国最后一盏灯，不让它彻底熄灭，但也无力让它重新明亮。
此刻，长桌的主位空着。那是苏丹的座位，铺着厚厚的绒垫，椅背高耸，扶手上雕刻着德里的新月标志。但已经三个月没有人坐在那里了。马苏德上一次出现在议事厅，还是去年开斋节的聚礼，他在库瓦特-乌尔-伊斯兰清真寺领拜，念错了两次经文，被身后的教长低声纠正。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踏足这里。他的世界，缩小到了后宫的高墙之内。他每天的活动范围，是从寝宫到后花园，从后花园到书房，从书房到鸽子棚。鸽子棚是他命人新修的，用从顾特卜塔工地捡来的废弃红砂岩砌成，虽然粗糙，但结实。棚子有十几间小隔间，每个隔间里住着一对鸽子。他给每一只鸽子都起了名字——有叫“晨光”的，羽毛是灰白色，胸口有一点浅金，每天最早醒来；有叫“暮色”的，深灰色，翅膀边缘有一圈暗红，喜欢在黄昏时独自站在棚顶，望着西沉的太阳；有叫“云朵”的，纯白色，没有一丝杂毛，飞起来像一片飘动的云；有叫“雨点”的，黑白相间，斑点像雨滴洒在深色的布上。他记得每一只鸽子的名字、羽色、习性、甚至脾气。哪一只喜欢站在他肩膀上，用喙轻轻啄他的耳垂；哪一只只敢远远地啄食他洒在地上的麦粒，从不敢靠近；哪一只会在黄昏时飞出去，在德里的上空盘旋很久才回来，像在巡视这座不属于它的城市；哪一只最近生了蛋，趴在窝里不肯动，需要他亲自去添水添食。他每天花在鸽子身上的时间，从清晨到黄昏，比花在政务上的时间多得多。不是因为政务不重要，是因为政务不属于他。那些写在羊皮纸上的、盖着玉玺的、决定着千万人命运的文件，对他而言，像天书，像咒语，像另一个世界的语言。他看不懂，也不想看懂。
帝国的实际权力，已经完全落入了“摄政会议”手中。他们以马苏德的名义发布政令，以马苏德的名义任免官员，以马苏德的名义征收赋税，以马苏德的名义宣战和媾和。马苏德的玉玺不在他手里，在法鲁克·侯赛因书房的一个紫檀木盒子里，盒子上了锁，钥匙挂在法鲁克·侯赛因的腰带上，从不离身。需要盖章的文书每天被送到那间书房，法鲁克·侯赛因戴上老花镜——那是从波斯商人那里买来的新奇玩意儿，两片水晶磨成的镜片，嵌在银框里，用细链挂在耳朵上——一份一份地审阅。他审阅得很慢，因为眼睛花了，手也微微发抖，拿笔不稳。审完之后，他从盒子里取出玉玺，玉玺是青玉雕的，巴掌大小，刻着阿拉伯文的“德里苏丹”和缠头新月图案，底下是正方形的印面。他呵一口气，在印泥上按一按，然后端端正正地盖在文书的右下角。整个过程，马苏德毫不知情。他甚至不知道哪些文件盖了他的印，哪些没有。他像一个被蒙住眼睛的轿夫，抬着一顶他不知道里面坐着谁、要往哪里去的轿子，只是麻木地走，走到哪里算哪里。
但偶尔，会有意外。比如今天。
一份死刑判决书被误送到了后宫。不是故意的，是送文书的新书记官搞错了——他本该送到法鲁克·侯赛因的书房，但走错了路，拐进了通往后宫的走廊，被一个老内侍拦下，问明来意后，老内侍说“苏丹正在书房，你直接送去”，就放行了。新书记官战战兢兢地走到书房门口，敲了门，里面传来马苏德的声音“进来”。书记官推门进去，看到马苏德正坐在窗边的一张矮桌前，桌上摊着一本书，手里拿着一支羽毛笔，在纸上写着什么。书房不大，三面墙都是书架，书架上塞满了各种书籍——波斯诗集、阿拉伯文法、印度史诗、希腊哲学，还有大量伊勒图特米什时代搜集的各地地方志和军事报告。书都很旧，有些书页已经发黄，边缘磨损。马苏德穿着那件素色的旧棉袍，赤着脚，头发用布条随意束着，几缕碎发落在额前。他看起来很专注，羽毛笔在纸上移动，发出沙沙的轻响。
“苏丹，”书记官跪下行礼，双手呈上文书，“法鲁克大人让我送来的，需要您……过目。”
马苏德抬起头，看了书记官一眼，然后目光落在那份文书上。文书用厚实的羊皮纸写成，边缘用金线装饰，一看就是重要文件。他放下笔，接过文书，展开。书记官跪在地上，不敢抬头，心里忐忑不安。他知道这份文件是死刑判决书，按照程序，应该由摄政会议审议，法鲁克·侯赛因用印，然后下发执行。但不知怎么，今天法鲁克大人让他“顺便送去给苏丹看看”，他不敢多问，只能照办。
马苏德看得很慢。他的波斯文很好，能流畅阅读，但文书里的法律术语和官僚套话让他有些费力。他花了很长时间，才勉强看懂大意：一个信德地区的商人，叫哈桑·伊本·阿里，被控“偷税漏税，数额巨大，情节严重”，经地方官员审判，判处死刑，斩立决。文书末尾，已经有地方总督的签名和印章，只等德里的苏丹玉玺盖下，就可以执行。
他看完，把文书放在桌上，沉默了很久。书房里很安静，只有窗外隐约传来的鸽子咕咕声，和远处花园里喷泉的潺潺水声。阳光从窗户斜射进来，在羊皮纸上投出一块明亮的光斑，光斑里，灰尘在缓慢地飞舞，像无数细小的、没有重量的生命。
“这个人，”马苏德终于开口，声音很轻，像怕惊扰了什么，“我认识吗？”
书记官愣了一下，摇头：“不、不认识，苏丹。他是信德的商人，您应该没见过。”
“他偷了多少税？”
“文书上说……五千坦卡。”
五千坦卡。马苏德在心里换算了一下。一个普通士兵一年的饷银大约是二十坦卡，五千坦卡，是一个士兵二百五十年的收入。确实是一笔巨款。但文书里没有写这个商人为什么要偷税，是故意为之，还是被逼无奈？没有写他有没有家人，家人怎么办？没有写他认不认罪，有没有申辩？什么都没有。只有冷冰冰的罪名和判决。
“他认罪吗？”马苏德问。
“文书上……没说。”书记官额头冒汗。他没想到苏丹会问这些细节。按照惯例，苏丹只需要盖章，不需要问为什么。
马苏德又沉默了。他看着那份文书，看着上面工整但冷漠的字迹，看着那个陌生的名字“哈桑·伊本·阿里”，想象着这个人的样子。应该是个中年人吧？有妻子，有孩子，也许还有年迈的父母。在信德那种地方做生意，不容易，要应付贪婪的官员，凶悍的盗匪，变幻莫测的市场。偷税，也许是真的，也许是诬陷，也许只是生意失败后的无奈之举。但无论怎样，结果都是一样的：死。一颗头颅落地，一摊血渗进泥土，一个家庭破碎。而他，马苏德，只需要在这个文书上盖个印，这一切就会发生。他的印，会成为死亡的许可证。
他感到一阵窒息。不是恐惧，是无力。一种深深的、从骨髓里渗出来的无力。他坐在这里，穿着苏丹的袍子（虽然是最旧的那件），住在苏丹的宫殿里，名义上是这个帝国最有权势的人。但他连一个人的生死都无力改变。不，他不是无力改变，他是连“要不要改变”的决定都做不了。他只是一个盖章的工具。一个被蒙住眼睛、捂住耳朵、捆住手脚的工具。
他站起来，走到窗边，推开窗户。春风涌进来，带着芒果树花的甜香和泥土的湿润气息。窗外，后花园里，他新修的鸽子棚在阳光下泛着粗糙的红光。鸽子们在棚顶、在树枝、在草地上，有的在梳理羽毛，有的在追逐嬉戏，有的在安静地晒太阳。它们不知道人类的烦恼，不知道帝国的危机，不知道有一份死刑判决书正等待着一颗印章。它们只知道，春天来了，阳光很好，麦粒很充足，活着是一件简单而快乐的事。
马苏德看了很久。然后他走回桌边，重新拿起那份文书。他没有盖印——印也不在他这里。他从笔架上拿起那支羽毛笔，在文书的空白处——判决结论的旁边，有一小片留白——写了一行字。字写得很慢，很认真，用的是他最工整的波斯体：
“我不知道这个人该不该死。但如果他死了，他的鸽子谁来喂？”
写完，他把文书折好，递还给还跪在地上的书记官。“拿回去吧。告诉法鲁克大人，我看过了。”
书记官接过文书，叩头，退了出去。走出书房，走到阳光下，他才敢打开文书，看苏丹写了什么。看到那行字，他愣住了。他反复看了几遍，确认自己没有看错。“我不知道这个人该不该死。但如果他死了，他的鸽子谁来喂？”这算什么？批示？意见？还是……玩笑？他不懂。他只是一个书记官，他只知道，这份文书需要法鲁克大人的印才能生效，而苏丹写了这么一句莫名其妙的话，他该怎么向法鲁克大人汇报？
他硬着头皮，把文书送回了法鲁克·侯赛因的书房。法鲁克·侯赛因正在看另一份文件，看到书记官回来，皱了皱眉：“怎么这么久？苏丹说什么了？”
书记官把文书双手呈上，低声说：“苏丹……在空白处写了一句话。”
法鲁克·侯赛因接过文书，展开，看到那行字。他戴着老花镜，凑得很近，看了很久。然后他摘下眼镜，用布擦了擦镜片，重新戴上，又看了一遍。他的表情很复杂，像在努力理解一件完全无法理解的事情。书房里很安静，只有他缓慢的呼吸声，和窗外远处集市隐约传来的喧闹声。
“苏丹……还说了什么？”他问。
“就……就说他看过了，让我拿回来。”书记官小心翼翼地说。
法鲁克·侯赛因沉默了片刻，然后挥挥手：“你下去吧。”
书记官如蒙大赦，赶紧退了出去。法鲁克·侯赛因独自坐在书房里，看着那行字，看了很久。阳光从窗户斜射进来，照在那行清秀但稚嫩的笔迹上，墨迹还没完全干透，在阳光下闪着细微的光。他想起很多年前，伊勒图特米什还在世时，有一次批阅一份类似的死刑判决书。那是一份关于一个贪污军饷的军官的判决，证据确凿，按律当斩。伊勒图特米什看完，在文书上批了一行字，只有两个字：“可惜。”然后盖了印。法鲁克·侯赛因当时是书记官，看到了那两个字，不明白什么意思。后来他才知道，那个军官是伊勒图特米什的老部下，立过战功，但晚年管不住手，贪污了士兵的卖命钱。伊勒图特米什批“可惜”，是可惜这个人晚节不保，可惜多年的战功抵不过一时的贪念，可惜军法无情，即使是他，也不能徇私。那是法鲁克·侯赛因第一次明白，一个真正的统治者，在决定他人生死时，心里想的是什么。不是简单的对错，是复杂的权衡，是无奈的抉择，是“可惜”之后的决绝。
而现在，马苏德，伊勒图特米什的孙子，在这个类似的情况下，写的是：“我不知道这个人该不该死。但如果他死了，他的鸽子谁来喂？”
法鲁克·侯赛因不知道该怎么评价这句话。是幼稚？是善良？还是……一种更深层次的、他无法理解的智慧？他不知道。他只知道，这句话不能作为正式的批示。如果传出去，会被官僚系统嘲笑，会被军队轻视，会让所有人觉得这个苏丹是个傻子。但他又隐隐觉得，这句话里有一种东西，是他这些年在官场中早已丢失、甚至从未拥有过的东西。一种对生命最朴素的关怀，一种超越法律和规则的、近乎天真的慈悲。
他最终没有在这份文书上盖章。他把文书收进了抽屉最底层，和其他一些“待议”或“暂缓”的文件放在一起。然后他重新起草了一份文书，以苏丹的名义，下令“重新核查此案，确保证据确凿，程序合法”，发回了信德。不是驳回，是拖延。用官僚体系最擅长的方式，把问题踢回去，踢给时间，踢给变化，踢给也许永远也不会到来的“重新核查”。
那个叫哈桑·伊本·阿里的信德商人，因此多活了几个月。也许更久。他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因为苏丹一句关于鸽子的话而改变，他只知道，德里的批文迟迟没下来，地方官员不敢擅自处决他，他还在牢里活着，每天吃着发霉的饼，喝着浑浊的水，想着远方的家人，想着那些他养在院子里的鸽子——他确实养了鸽子，十几只，是他小女儿的心爱之物。他经常担心，如果他死了，那些鸽子会不会饿死，女儿会不会哭。
但这些，马苏德都不知道。他写那句话，只是一时冲动，是一种本能的反应。他甚至不知道那句话有没有用，不知道那个人最后是死是活。他很快就把这件事忘了，继续回到他的鸽子中间，继续他每天喂食、清洁、观察的例行公事。对他而言，那只是一个偶然的插曲，是他作为“苏丹”这个角色，难得的一次真实参与。虽然参与的方式如此古怪，如此微不足道，但至少，他参与过了。
帝国的局势，在这一年里持续恶化。西北边境的蒙古人活动越来越频繁，察合台汗国的骑兵像幽灵一样，在印度河两岸时隐时现，今天劫掠这个村庄，明天袭击那个哨所，从不恋战，打了就跑，让边境守军疲于奔命，却始终抓不住主力。求援的急报一封接一封地送到德里，被堆积在法鲁克·侯赛因的书桌上，积了一层薄薄的灰。法鲁克·侯赛因不是不想派援军，是没有援军可派。最精锐的边防军已经在内战和清洗中消耗殆尽，剩下的兵力只够勉强守卫德里周边。帝国就像一个被掏空了内脏的巨兽，外表还维持着庞大的轮廓，内部已经空了。轻轻一推，就会倒下。
各地的总督们嗅到了中央衰弱的气息。最先停止向德里缴纳贡赋的，是信德总督。他用一种恭敬得近乎嘲讽的语气给法鲁克·侯赛因写了一封信，信纸是上等的羊皮纸，用金粉镶边，字迹工整优美，一看就是精心准备的。信上说，今年信德的收成不好，印度河的洪水冲毁了大片农田，蝗灾又吃掉了剩下的庄稼，百姓流离失所，饿殍遍野，实在无力缴纳贡赋，请苏丹体谅“地方的难处”。随信附上了一小罐信德的椰枣，用银盒装着，盒盖上刻着信德总督的家族纹章。椰枣是信德最好的品种，个大，肉厚，甜得像蜜。法鲁克·侯赛因看完信，又看了看那罐椰枣，把信收进了抽屉里，没有回复。他没有派兵去讨伐，没有派使者去斥责，甚至没有在回信中提一句“明年必须补上”。因为他知道，他没有讨伐的兵力，也没有斥责的底气。那罐椰枣，他分给了议事厅里的其他贵族，每个人都拿了几颗，放在嘴里慢慢嚼。椰枣很甜，是那种过分浓郁的甜，甜得有些发腻。但没有人说不好吃。甜，总比苦好。椰枣吃完了，银盒被法鲁克·侯赛因收了起来，也许哪天能熔了做点别的。而信德，也就在这一罐椰枣的甜味中，实质上独立了。贡赋不交了，政令不回了，每年一度应该来德里述职的总督也“因病”没有来。信德那片伊勒图特米什用了三年时间、耗费无数兵力财力才征服的土地，像一块从破船上脱落的木板，无声无息地漂走了。
孟加拉的总督紧随其后。他没有写信解释，没有送椰枣，只是单纯地停止了与德里的一切联系。贡赋不交了，政令不回了，使者派去如石沉大海。孟加拉那片肥沃的恒河三角洲，曾经是帝国最重要的粮仓和财源，现在成了别人的私产。拉杰普特诸邦在南方趁乱收复失地，把艾巴克和伊勒图特米什时期占领的要塞一座接一座地夺了回去。那些要塞的守军，有的被围困数月后饿得投降，有的在绝望中发动自杀式的突围全部战死，有的干脆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打开城门，悄悄撤回了德里，像做贼一样。帝国像一块被烈日暴晒的泥巴，从边缘开始，一点一点地剥落，露出下面千疮百孔的根基。
马苏德知道这一切吗？知道，也不知道。法鲁克·侯赛因每隔一段时间会派人来后宫，向他“汇报”帝国的最新局势。汇报的人总是用一种经过精心修饰的语言，把坏消息包装成不那么坏的样子。“边境有小股敌人骚扰”——意思是蒙古人已经渡过了印度河，正在旁遮普平原上烧杀抢掠。“某省今年的贡赋稍有延迟”——意思是那个省已经一年没有交过一文钱了，而且很可能永远不会再交了。“某地的守军进行了战略调整”——意思是那座要塞已经丢了，守军要么死了，要么跑了，要么投降了。马苏德每次都听得很认真，点着头，等汇报完毕，他总是说同一句话：“我知道了。”然后他站起来，走回后花园，继续喂鸽子。他不是麻木。他只是在用自己的方式，消化那些他无力改变的事情。他知道帝国在瓦解，知道权力在流失，知道祖父建立的这个庞大机器正在缓慢但不可逆转地走向停摆。但他能做什么？他不懂军事，不懂财政，不懂权谋。他唯一会的，是喂鸽子，是看它们吃食，看它们飞翔，看它们在黄昏时归巢。也许，在帝国彻底崩溃之前，他至少能保证这些鸽子有食吃，有水喝，有一个安全的窝。这，也许就是他作为苏丹，唯一能做的、也唯一有意义的事了。
有一个傍晚，他在后花园喂鸽子时，一只白鸽——就是那只叫“云朵”的纯白鸽子——落在了他的肩膀上，用喙轻轻啄了啄他的耳垂。他侧过头，看着那只鸽子，鸽子也看着他，圆溜溜的眼睛像两颗黑色的宝石，清澈，无辜，映出他有些憔悴的脸。他忽然问了一句话——不知是问鸽子，还是问自己，还是问那个他只在童年时见过、但从未真正了解过的祖父：
“鲁斯塔姆小时候，是不是也喂过鸽子？”
鲁斯塔姆。波斯史诗《列王纪》中的英雄，力能扛鼎，单枪匹马斩杀无数妖魔和敌将，是波斯传说中最伟大的战士。马苏德最近在读《列王纪》，他喜欢那些英雄的故事，喜欢他们金戈铁马、气吞山河的豪迈，喜欢他们斩妖除魔、拯救苍生的壮举。但他也好奇，那些英雄，在成为英雄之前，在还是孩子的时候，他们在做什么？是不是也像他一样，在某个安静的午后，在自家的庭院里，喂着鸽子，看着天空，做着一些与英雄无关的、平凡而琐碎的事？是不是也曾经困惑，曾经迷茫，曾经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在哪里？
鸽子没有回答。鸽子只是歪着头，用一只眼睛看着他，另一只眼睛望着逐渐西沉的太阳。太阳是金红色的，把天边的云染成了橘色、紫色、深红色，像打翻的调色盘。晚风吹来，带着芒果树花的甜香和远处隐约的、德里城中升起的炊烟的气息。一切都很安静，很美好，像一个与战争、死亡、背叛、崩溃完全无关的世界。
马苏德的眼眶忽然湿了。但他没有让眼泪流下来。苏丹是不能在人前流泪的——哪怕这个“人”只是一只鸽子。他用手指轻轻抚摸着“云朵”的背羽，鸽子在他的触摸下发出咕咕的、满足的声音，闭上了眼睛，像在享受这短暂的温存。夕阳把他的影子和鸽子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在红砂岩的地面上，两个影子靠在一起，像一对相依为命的兄弟，也像一个孤独的灵魂和他唯一的伙伴，在这个庞大而空虚的宫殿里，在帝国缓慢的死亡进程中，互相取暖，互相安慰，等待着一个不知道是什么、但注定会来的结局。
他不知道的是，在同一时刻，在千里之外的拉合尔，在刚刚被蒙古人焚毁又重建的城墙下，一个脸上有刀疤、眼睛像冬天河水的男人，正带着他训练的几百私兵，在暮色中进行着最后一次操练。那个男人叫巴尔班。他刚刚接到从德里送来的命令——不是马苏德的命令，是法鲁克·侯赛因以苏丹名义签发的命令——命令他“坚守拉合尔，监视蒙古动向，必要时可相机行事”。命令很模糊，给了他很大的自主权，但也意味着，德里不会给他任何实质性的支援。他只能靠自己，靠这几百个他亲自训练、亲自挑选的士兵，在这片危机四伏的边境上，为帝国守住最后一道防线。
巴尔班看完命令，把羊皮纸卷起来，塞进怀里。他抬起头，望着东方的天空。天空是深紫色的，星星开始出现，一颗，两颗，像远方的灯火。他知道，在那些星星下面，是德里，是苏丹宫殿，是那个他从未见过、但名义上是他君主的年轻人，马苏德。他不知道马苏德长什么样，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不知道他懂不懂军事，懂不懂政治，懂不懂这个帝国正在经历什么。他只知道，自己是帝国的军人，是伊勒图特米什时代从奴隶一步步爬上来的军官，他的职责是战斗，是守护，是让蒙古人的马蹄无法踏过印度河。至于德里宫廷里的那些事——贵族们的勾心斗角，苏丹的傀儡地位，财政的崩溃，地方的独立——那不是他该操心的，至少现在不是。他现在要操心的，是明天蒙古人会不会来，来了该怎么打，打不过该怎么撤，撤不了该怎么死。
他转身，走向自己的营帐。营帐里点着一盏油灯，灯光昏暗，但足够他看地图。地图摊在简陋的木桌上，上面用炭笔画着拉合尔周边的地形、河流、道路、村庄。他盯着地图，手指在印度河的位置上缓缓移动，像在抚摸一道永远不会愈合的伤疤。
窗外，夜色完全降临。德里的方向，什么也看不见，只有一片深沉的、无尽的黑暗。
而在德里的后宫，马苏德喂完了最后一捧麦粒，看着鸽子们纷纷飞回鸽棚，钻进各自的隔间，准备度过又一个平静的夜晚。他站起来，拍了拍袍子上的灰尘，走向自己的寝宫。他的脚步很轻，在空旷的回廊里几乎听不见。月光从廊柱的缝隙中漏进来，在地上投出斑驳的光影，像碎了一地的银子。
两个世界，在同一片星空下，以完全不同的方式，继续着各自的轨迹。一个在边境握紧了刀，准备迎接下一场战斗；一个在深宫喂完了鸽子，准备度过又一个无眠的夜晚。他们之间，隔着千里之遥，隔着巨大的身份差异，隔着完全不同的命运。但他们都是这个帝国的一部分，都是这艘正在沉没的巨船上的乘客，一个在底舱拼命舀水，试图让船晚一点沉；一个在顶层的豪华客房里，看着窗外的海景，假装一切正常。
船终究会沉的。只是时间问题。
而时间，从不等人。
七律·第589章
马苏德虽坐朝堂，傀儡君主无主张。
朝政尽归四十人，号令难出德里墙。
诸侯割据各为政，蒙古入侵扰边疆。
国势衰微如累卵，江山风雨正茫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