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风吹过来，把码头边上那排木麻黄树吹得哗啦啦地响。
几只海鸥在头顶上绕着圈子，叫声又尖又细。
“你跟他说什么了？”
高父转过头看着高育良。
“我说下次来的时候有困难跟我说。”
高父点了点头，把烟重新叼回嘴里。
他转身朝渔船走去，走了两步又停下来，背对着高育良说了一句：“你是副县长，说话要算数。”
高育良没有回答。
他把烟头扔在地上用脚踩灭，捡起来丢进了旁边的垃圾桶里。
远处的海面上一艘渔船正在出港，船尾的柴油机突突突地响着，在海面上留下一道白色的泡沫线。
他站在码头上看着那艘船出海，看着它越变越小，一直小到跟海天交接的地方融成了一片模糊的灰蓝色。
他忽然想起那个蹲在人群最后面的人，想起他左腿上那个不太灵便的膝盖，想起他蹬三轮车上坡时身体一歪一歪的样子，想起他说“信高叔的话”时那个干净的眼神。
海风又吹了过来，带着一股又咸又腥的味道。
码头上的鱼贩子们已经散得差不多了，只剩下几个在收拾地上的碎冰块和烂菜叶。
不知道谁在码头边的小屋里打开了一个收音机，里面传出一段断断续续的潮剧唱腔，那个咿咿呀呀的声音在海风里飘着像一根看不见的线，把天和海缝在了一起。
黄昏的海边，潮水正在退去。
大片大片的滩涂裸露出来，黑色的淤泥在夕阳下泛着油亮的光。
那些藏在泥里的招潮蟹从洞里探出身子，举着那只大得不成比例的螯，横着在泥滩上爬过，留下一行行细碎的脚印。
空气里有一股浓烈的海腥味，混着被太阳晒了一天的滩涂散发出来的那种温热而潮湿的气息。
远处的海面上，太阳已经沉到了离海平线只剩一扁指的地方，把整片海都染成了深红色，像是谁把一整缸铁锈红的染料倒进了海里。
高育良一个人站在海边。
他脱了鞋，赤脚踩在沙滩上，脚底能感觉到沙子被太阳晒了一天后残留的余温，还有那些被海浪冲上来的碎贝壳硌在脚心的触感。
海风从东边吹过来，把他的衬衫衣角吹得猎猎作响。
领口那两颗没扣的扣子被风吹得翻了过来，露出一截被晒得发红的锁骨。
他站在那里像一根钉在沙滩上的木桩。
他的影子在沙滩上被夕阳拉得很长。
那影子从脚下开始，一直延伸到身后的沙滩上，越过那些被潮水冲上来的海带和碎木头，越过一小片长在沙滩边缘的碱蓬草，最后消失在一块半埋在沙里的礁石旁边。
影子被夕阳染成了灰黑色，边缘是模糊的，像是被海风一点一点地吹散了。
他在想那些判决书。
那七个字是印刷体，工工整整的，没有一笔多余，没有一笔潦草。
但每一笔都是用别人的一生做墨写出来的。
他签过一份死缓改判无期的裁定书。
那个案子他记得特别清楚。
被告人是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因为一块宅基地跟隔壁邻居打起来了。
邻居家的儿子先动的手，拿铁锹拍了他父亲的肩膀。
他当时刚从外地打工回来，听到消息之后揣着一把匕首去了邻居家，在院子里当着邻居家两个小孩的面捅了对方十七刀。
一审死刑，二审维持原判。
他复核的时候在卷宗里翻到一张照片，是被告人老家的房子，土坯墙，屋顶上铺着石棉瓦，院子里晒着一串干辣椒。
照片背面用铅笔写了一行字：“我家院子。”
他把那行字看了很久，然后把照片放回卷宗里。
他签了核准死刑的裁定书。
签完之后他在办公室坐了很久，坐到整栋楼的人都走了，坐到走廊里的声控灯灭了又亮亮了又灭。
窗外的霓虹灯把玻璃窗染成一片模糊的红色，像此刻海面上那片铁锈红。
他那时候就在想一个问题：法律是什么？
是写在纸上的条文，是刻在石头上的誓言，是挂在墙上的徽章，还是坐在审判席上的人手里握着的那把锤子？
这些都是，又都不是。
法律是每个人心里那杆秤。
秤准不准，不是做秤的人说了算，是用秤的人说了算。
他签过的那些判决书，每一份都是别人的一生。
有人的一生在他签下名字的那一刻结束了。
有人的一生在他签下名字的那一刻改变了。
有人的一生在他签下名字的那一刻，从一条路拐到了另一条路上去，再也没有拐回来的可能。
海风吹过来，带着咸腥的味道灌进他的鼻腔里。
他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肺里全是海的味道，那种又咸又涩又带着一丝微凉的感觉，从鼻腔一路往下，经过喉咙，填满了整个胸腔。
他想起了祁同伟。
想起那个站在大礼堂门口台阶下面的年轻人。
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旧衣服，肘部和膝盖处打了几个补丁。
脚上穿着一双解放鞋，鞋头的胶皮磨出了白色的线头，但鞋面刷得很干净。
腰板挺得笔直，站在那里像一棵从石头缝里长出来的树。
那双深深地陷在眼窝里的眼睛，那道从他自己身体里长出来的光芒。
岩台山。
祁同伟就是从那样的地方考出来的。
从那个山高路远的地方，从那些被冻裂的石头缝里，从那些窄得像布带子的梯田边，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他要比别人多吃多少苦？
多走多少路？
多熬多少夜？
高育良不知道具体的数字，但他知道那种滋味。
因为他自己也是从那样的地方走出来的。
东山不是岩台山，但东山的条件比岩台山好不了多少。
他小时候也是在供销社门口站了很久舍不得买一瓶汽水的孩子，也是蹲在码头边上等着捡人家挑剩下的鱼的孩子，也是用冻得通红的手指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写作业的孩子。
他在那张纸条上写了自己的名字和招待所的地址。
他把纸条递给祁同伟，说：“有任何困难，随时来找我。”
祁同伟接过纸条的时候，手指在微微地发抖。
那不是在发抖，那是在岩台山的寒风里冻了太久之后，突然触碰到一点温热时，身体来不及适应的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