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说了这两个字。
然后站起来，拍了拍裙摆上的草屑。
“我先回去了。明天还要赶车。晚安。”
孙佳和周然跟着起来。三个人沿着环海路往旅舍方向走了。陈婉的背影消失在路灯和柳树的交界处。白色碎花裙在暮色里晃了两下，就没了。
王大伟靠过来，声音压到最低。
“她知道了。”
“嗯。”
“你这算——”
“算什么不重要。”我把应急灯关了一盏，“她心里早该有数了。”
宋青已经站起来了。她把铺在草地上当坐垫的外套拎起来，抖了抖上面的草叶和土，搭在小臂上。
“苏予乐。”
“嗯？”
“你今天说的那些话——”她转过来看我，金丝边眼镜在仅剩的那盏应急灯的光里反了一下，“你萱姨要是听到了，估计又得哭一鼻子。”
“宋导您怎么什么都知道。”
“我不知道。我猜的。”
她走了。
高跟鞋踩在石板上，渐行渐远。
收拾东西的时候李林清还在那嘟囔。
“你们到底瞒我什么呢？苏予乐的女朋友到底是谁？比他大很多——不会是，不会是宋导吧，她刚才让我别问了？！”
“你闭嘴吧。”王大伟把应急灯往他脑袋上轻轻磕了一下。
张明月走在最后面。经过我身边的时候脚步放慢了半拍。
“苏予乐。”
“嗯。”
“你说的那些——关于她的。”他斟酌了一下用词，“能感觉到分量。”
说完他就走了。走了两步又回来。
“对了，那盏应急灯你关了没？电池别浪费。”
“……关了。”
“嗯。”
这就是张明月。你以为他要说什么催泪的话，他确实说了；说完之后，他的世界立刻回归到你不理解的维度里。
……
最后一天。
五月二十二号。
上午退房，交了调研报告的终稿给方老师。他翻了几页，说了句“不错，回去之后还要改，但框架立住了”。
中午在古城里吃了最后一顿饵块。这次我多加了辣——萱姨不在旁边管着，有点报复性吃辣的意思。吃完嘴麻了半小时。
下午三点的高铁。
站台上风很大。耳机里放着李林清发群里的一首歌，说是“告别大理专属BGM”。其实就是那首被用烂了的《去大理》，但这个时间点听，确实有点东西。
车来了。
我在站台上回头看了最后一眼——远处的苍山顶上，云层压着雪线，阳光从云的缝隙里刺出来，一束束地打在山坡上。
上车。靠窗。
王大伟挨着我坐。李林清和张明月在对面。
车动了。
手机里的最后三条消息——
萱姨：几点到？
我：晚上九点多。
萱姨：我去接你。
我打了两个字发出去：好的。
又删了。重新打。
“等我。”
发出去了。
她回了一个字。
“嗯。”
然后过了十秒，又来一条。
“你闭眼休息一会，别一路上傻盯着手机。到了我叫你。”
又过了五秒。
“哦对了，那面墙刷完了，你回来看。”
三秒。
“还有冷柜的灯换了一个。”
两秒。
“那个兼职的小姑娘还行，比你能干。”
一秒。
“快了。”
我把手机扣在胸口，闭上眼。
列车往东北方向跑。窗外的盆地变成了丘陵，丘陵变成平原，油菜花从视野里退场，水稻田上来了。光线一截一截地从车窗外刷过去，明暗交替的节奏打在眼皮上。
一千二百公里。
五个小时。
她在那头等着。
花店的门开着，冷柜的灯是新换的，墙是奶咖色的，台面上摆着不知道什么花——大概是她今天新到的货，摆在最显眼的位置，故意的。
门口的三轮车充了气，水管的接头换了——她找人换的还是自己换的？八成自己换的。那个女人什么都敢自己来。
然后她站在吧台后面。围裙系着。头发可能扎了可能没扎。穿什么衣服——大概是那件白衬衫吧，她每次等我的时候都穿白衬衫，像是一种仪式。
或者——
穿那件奶白色蕾丝的。
王大伟在旁边已经睡着了，嘴微张，脑袋歪在座椅靠背上，偶尔发出一声黏糊糊的鼻息。
李林清趴在小桌板上，手机屏幕亮着，上面是某个篮球论坛的帖子，但他的眼睛已经闭了。
张明月是唯一还清醒的人——他在看书。一本薄薄的口袋书，封面我看不清。每隔几分钟翻一页，翻页之前会把手指在裤腿上蹭两下。
火车穿过一个隧道。几秒钟的黑暗之后重新出来，阳光一下子涌进车厢。
我睁开眼。
手机还扣在胸口。拿起来看了一眼。
萱姨的最后一条消息还停在那个“快了”上面。
快了。
我把手机放回口袋里。窗外的田野在飞速后退。天际线上有云，厚的薄的堆在一起，被落日染成了深浅不一的橘色和玫瑰色。
这一千二百公里——从大理到江海，从苍山到学校，从洱海到花店——每一公里都在缩短。
每缩短一公里，胸腔里那个位置就热一分。
到站的时候是晚上九点十七分。
出站口人很多。灯亮得晃眼。行李箱的轮子在地砖上滚出哗啦哗啦的声响，混在人声和广播声里。
我拎着包，拖着箱子，从闸机口出来。
然后我看到了她。
人群里。出站口正对面。
白衬衫。牛仔裤。帆布鞋。头发扎了个马尾。手里举着一块硬纸板——上面用黑色马克笔歪歪扭扭写了四个大字：
“接猪回家。”
旁边还画了一只猪头。眼睛是两个圆圈，鼻孔是两个黑点，嘴巴咧着，丑得有创意。
她看到我了。
举着纸板的手往上举了举——怕我看不到。
脸上的笑从嘴角一直漫到眉梢。
跑过去的这二十米，行李箱磕了别人两次脚后跟。我来不及说对不起。
她把纸板往旁边一扔。
我把她抱住了。
出站口来来往往的人从身边流过去。有人看了一眼，有人笑了一下，有人压根没注意。
她的下巴搁在我肩膀上。马尾扫着我的耳朵，痒痒的。
身上有花店冷柜里沾上的那股清冽的花草味，混着水蜜桃洗发水。
“到了。”她在我耳边说。
“嗯。到了。”
她从我肩膀上把脸抬起来，退开半步，上下打量了我一圈。从头到脚又从脚到头。
“三天不见。”
“瘦了。”
这两个字。
跟两年前的元宵节，她从大理回来，站在花店门口，摸着我的脸说的，一模一样。
我笑了。
“走吧，回家。”
她弯腰去捡那块扔在地上的纸板。
“这个我带走。以后每次接你都用这个。”
“你能不能画好看点。”
“哪不好看了？我画了一整个下午呢！你看这个猪鼻子，多传神——”
“萱姨，我真求你了。”
她把纸板夹在腋下，另一只手拎起我的背包带子往肩上一甩。
“走。三轮车停外面了。”
“你开三轮车来接我的？”
“不然呢？开飞机？”
人群从我们身边散开。出站口的灯白得晃眼。她走在前面，马尾一甩一甩的。帆布鞋踩在地上“啪嗒啪嗒”的声音，混在整个车站的嘈杂里，清清楚楚地传进耳朵里。
我跟在后面。拖着行李箱。
一千二百公里。三十多天。
江海，我回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