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来说，崇祯是有能力的，不算很差。
朕非亡国之君，这话不算全错。
可知道怎么做，跟能做到，是两码事。
崇祯在北京的失败，并非源于无知，而是源于无能与无力的恶性循环。
崇祯接手的不是朱元璋那个百废待兴的大明，而是一个运行了二百多年、官僚集团已形成庞大利益共同体的晚期腐朽帝国。
在北京，官员们是崇祯唯一的办事工具。
但当想清丈田亩、追缴欠税时，面对的是从内阁到地方县令、层层叠叠的师生、同乡、姻亲关系网。
官员们不用公开反对，只需消极怠工、阳奉阴违，就能让任何政令不出紫禁城。
崇祯可以杀人，但不能把几万官员全杀了。
朝廷没钱，就无法建立一支听命于皇帝的直属武装，比如像是朱慈烺的八万京营。
没有直属武装，就无法绕过文官集团去收税；收不到税，朝廷更没钱。
崇祯被困在这个循环里，靠加派三饷饮鸩止渴，结果越加派，农民起义越凶。
而在江南，朱慈烺手里有八万只听命于他的京营。
这不是数字的差别，这是枪杆子的本质差别。
再就是个人性格缺陷，刻薄寡恩，动辄诛戮。
历史上，崇祯在位十七年，换了50个内阁大学士，可谓是明朝之最，杀了7个总督、11个巡抚。
且极度多疑，对任何大臣都缺乏信任。
一个动辄被砍头抄家的环境，只会迫使官员们多磕头，少说话，用消极不作为来保命，根本没人敢放手做事。
崇祯要求臣子立竿见影地解决问题。清丈田亩这种事，没个三五年见不到成效。
但崇祯往往几个月不见成绩就换人、治罪。
新来的官员为了自保，只能造假糊弄。
崇祯最怕失身背上骂名。
想议和，却不敢下旨，让陈新甲背锅。
想南迁，又怕被骂逃跑，最后等来城破。
崇祯的所有政策，都试图在维护皇权和不得罪官僚士绅之间走钢丝，结果两头不讨好。
崇祯不是没想过收商税、海税，但祖宗之法不征工商税，就不敢另立新税。
最主要的是，崇祯一辈子没有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嫡系班底。
靠扳倒魏忠贤上台，内心既不信文官，也不信用宦，始终是一个人在战斗。
当然，这跟时代背景也有关系，不全是崇祯的问题。
事实是北方已经烂透，崇祯在北京时，面对的是连年大旱、瘟疫横行、流寇遍地、满清叩边的绝境。
任何治理的前提都是生存。
想清丈，可北方很多地方连人都死绝了，田都荒了，清出来也没有意义。
江南就不同了，有完整的税基、成熟的手工业、巨大的海贸利润。
这是有油水可以榨的，崇祯在北京的时候，北方早已油尽灯枯。
这也是为什么，朱慈烺会毫不迟疑的，一定要南迁的缘故。
不仅是军事方面，还有经济秩序等各方面因素。
在明末这样的时代背影下，朱慈烺没有系统，没有可以从后世运来物资的仓库，没有每日可得的白粥跟咸菜。
更没有修仙的法术，一人无敌的战力。
他只是个觉醒了宿慧的‘普通人’。
这份宿慧带来的，只是后世对于历史大势的先知，甚至这份‘先知’都是模糊的，不是记忆模糊，而是正确的历史被满清早就修改得一塌糊涂。
古人跟后人在智力上是没区别的。
历史上能看到的问题，现在的官员也好，崇祯也罢，都能看到。
能不能做成，才是问题。
崇祯提供的这些建议，朱慈烺倒也不意外。
‘江南士绅不是铁板一块，有大地主有小地主，要分化拉拢，拉一批打一批。’
这话是对的，放之四海而皆准。
但具体怎么操作，哪些家族是可以拉的？哪些是必须打的？用什么条件去拉？打的时候用什么罪名？打完之后的权力真空谁来填补？崇祯一个字也说不上来。
因为这些问题，必须建立在对江南人事的深入了解之上。
崇祯是没有这个了解，在北京没有，对江南更没有。
‘清丈田亩，要用本地人，用那些跟地主不对付的人，佃户、小农、落魄秀才。’
这话听起来很有道理，可实际上佃户敢站出来指认地主的隐田吗？
身家性命怎么办？
落魄秀才今天拿了太子的银子去清丈，明天会不会被地主的打手扔进河里？谁来保护他们？
崇祯在北京发号施令的时候，从来不担心执行者的安全问题。
是觉得这些法子好，那就用。
是以自古以来，从来不缺乏好的策略跟想法，缺的是如何落地。
不过话说回来，朱慈烺这次来，不是为了给崇祯难堪的，这些话题，自然就不会说了。
而是接着请教：“父皇，如今南迁百官与南京地方官员之事，儿臣感觉很是棘手，南北六部，官职的安排就令人头疼。”
“按祖制，当北京官员统领南京，可南京地方百官根基牢固，轻易处置，只会徒增麻烦。”
“还请父皇教我。”
崇祯微微颔首：“不管是北压南，还是南压北，都不可取，相互制衡才是王道。”
“朕在北平时，也曾想过裁撤冗官，可每次一动，就是满朝文武一起反对。”
“官位不仅仅是俸禄，是体面，是身份，是身家性命。”
“如今南北融合，真要细说起来，还是要以北为遵，毕竟我等亦是南迁而来，不可让南京地方压了。”
“本身来说，北京才是真正的朝廷中枢。”
“南京官位不可擅动，你可设双堂官，如六部，设左右尚书，大明以左为尊，则北方六部当为左尚书，南京则为右尚书。”
“其余衙门，皆同此法，其上调和，便交由内阁。”
“阁臣南北皆有，倒也不会出现压制不服之事。”
崇祯政治斗争的能力还是有的，但尽管说得条条是道，可始终没跳出思维局限。
崇祯的核心思路是制衡，让南北官员互相牵制，谁也别想一家独大。
这个思路没问题，但本质上是防守性的，是在现有格局下的被动应对。
这套制度看起来很美好，南北官员皆大欢喜，崇祯也觉得自己老谋深算。
但随着清丈、盐政、军饷等硬骨头任务下来，双堂官制的弊端，如先前那般相互推诿，就会暴露无遗。
这可不是朱慈烺想要的结果。
当然，这不妨碍朱慈烺的恭维：“父皇圣明，如此南北官员之事可解矣。”
崇祯心情美美哒，感觉自己又成了名副其实的皇帝。
“接着说吧，还有什么难以解决的，朕今日便为你解惑。”
朱慈烺道：“南京皇宫年久失修，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尽毁，地方宫廷也是需要大量修缮。”
“这些本该是紧急解决的事情，然如今国库艰难，倒是有几分棘手。”
听到这话，崇祯就有些不喜欢了。
因为搞钱这块，他不擅长，一时间竟不知道怎么回答。
朱慈烺当然不会指望崇祯给他想搞钱的办法，而是转而说道：“儿臣打算让郑芝龙牵头，他手下的海商最有钱，让他们认购国债，利息从海关关税里出。至于皇宫修缮，可以设一个‘护国功德录’，捐银者记名刻碑。”
崇祯略微皱眉，不是因为朱慈烺说的‘国债’二字。
国债是新词，但崇祯理解很轻松，大明本就有国债雏形，比如盐引制度。
朱元璋创立了开中法，朝廷需要军粮，就让商人运送粮食到边境仓库，政府用盐引作为支付凭证。
商人拿着盐引，可以到盐场支取食盐，再到指定地区销售获利。
这套制度在本质上就是国债，用盐课收入做抵押，发行盐引，获取商人手中的粮食。
崇祯不仅能听懂，而且会有很深的切身体会。
崇祯朝财政极度困难，曾推行助饷。
让官员、富人捐钱补充军费-9。这本质上就是强制性的国债，只是名称不同。
崇祯对朝廷缺钱、向民间筹借这套逻辑，一点都不陌生。
这里还有个误区，后世人觉得古人说话都是文言文，会有一种词汇很固定的错觉，实则不然。
古人不仅搞新词汇，搞出来的频率和数量，可不比后人少。
还是那句话，除了环境不同，古人后人是没区别的。
文人以炼字为荣，以出新为能事。
写诗、作文、写赋，都讲究不落窠臼，自铸伟词。
被苏轼评为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创造了大量新词，如蝇营狗苟，俯首帖耳，摇尾乞怜等等……这些习以为常的成语，在韩愈那个时代都是他个人的原创。
胸有成竹，水落石出，出人头地这些都是苏轼造的。
画蛇添足，耳闻目睹是欧阳修造词。
秦汉唐宋元明，皆有新词，且数量极大。
尤其是大明，因白话小说普及，新词可谓海量。
不是所有人都喜欢新词。
古代也有语言纯正派，跟后人吐槽‘YYDS’，‘绝绝子”差不多。
崇祯朝大臣刘宗周就曾经上书批评语怪，语新之风，说有些人说话非要标新立异、用些生僻古怪的词，显得自己高人一等。
古代没有人来规范语言，更没有汉语词典作为标准。
一个词能不能留下来、能留多久，全靠用的人够不够多。
用得多了，就变成了正经词汇，用得少了，就被历史淘汰了。
汉字本就有闻音识意、见形知义的能力，这是汉语独有的优势。
作为表意文字，哪怕之前没听过见过，但九成新词初见也能明白大概意思。
国债，崇祯就能很轻易的理解成国家债务。
皱眉，不是因为国债这个词，崇祯自己并非语言纯正派，作为三十二岁的‘青年’，崇祯对新鲜事务的接受能力是很强的。
当下有些不愿道：“国债不错，然设‘护国功德录’，捐银者记名刻碑于皇宫，有些荒谬了。”
“你要让那些商人的名字，刻在朕的皇宫里？”
朱慈烺道：“是在宫外立碑，记其捐银之功。”
崇祯这次语气有些坚决：“宫外也不行。”
“皇宫是什么地方？是大明天子的居所，是祖宗的基业，是天下臣民仰望的中心。你让一群商人的名字跟皇宫有所牵连，这是什么体统？”
顿了顿，可能是觉得自己的语气太尖锐，担心太子会‘忤逆’。
崇祯解释道：“朕不是看不起商人。国难当头，他们愿意出钱，朕领这个情。但情是情，体统是体统。”
“商贾捐银，朝廷给个牌匾、给个虚衔、免几年赋税，这些都可以商量。”
“可把名字跟皇宫牵连，你让让天下的读书人怎么想？”
“有钱便能为所欲为吗？”
周皇后在一旁听着，轻声插了一句：“皇上说的也有道理。烺儿，这事你再琢磨琢磨。”
朱慈烺没有争辩，这确实有几分考虑不周。
总体来说，还是在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所以有些忽略了皇家颜面。
“父皇母后说得对，是儿臣思虑不周。”
见太子这么‘懂事’，崇祯心里很是舒坦，感觉又有了当君父的姿态。
便安抚道：“太子想法不错，但还是要多加考虑，这些捐银者也要给与几分奖赏，捐助多少，你要立下章程，满足条件者，可赐下牌匾以作恩赐。”
“这个数目不能少，过少就体现不出朝廷的恩德。”
“至于捐助不多者，便赏赐些商籍学额吧。”
后人多把大明商人看作贱籍，而大明则命令禁止贱籍参加科举。
实则大明从来没有把商籍当做贱籍，而是率属于良籍。
商籍子弟，同样是可以科举入仕的。
首先士农工商的贵贱之分，这里是说士为贵，农工商相对而言是贱业，这里的贱是相对于士大夫阶层而言的，指的是职业层级的高低，而不是籍贯的良贱。
朱元璋确实推行过歧视商人的政策。
洪武十四年下令：‘商贾之家止许穿布，农民之家但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许穿纱’。
正德元年还规定‘禁商贩、仆役、倡优、下贱不许服用貂裘’。
这些政策确实体现了朝廷对商人的蔑视和压制。
但受歧视不等于被归入贱籍。
这两者之间有本质区别，受歧视：是社会地位低、政策上受压制，但身份上仍是良民，拥有基本的法权，包括子弟可以参加科举的权利。
被归入贱籍才是法律上的身份剥夺，连基本的人权都不完整，不能参加科举。
明代中期，大量商人在经商地定居，‘婚姻于此，衣食于此，与土著世产者非有别也’。
但这些商人的子弟要参加科举，必须回千里之外的原籍考试，非常不便。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明廷于万历十三年在两淮正式设立商籍，比照河东运学事例……附民籍收考，特许流寓扬州的山陕商人子弟直接在扬州参加科举考试，特七个名额。
大明通过商籍入仕的人不少，比如张四维，嘉靖三十二年进士，官至内阁首辅，是明代由商籍入仕的最高级官员。
还有嘉靖二十年进士王崇古，官至兵部尚书、宣大总督。
王崇古出身晋商世家，其兄王崇义是当时有名的大盐商。
虽然明代明令禁止官员及其家人从事盐业，但王家势力庞大，无人能治。
巡盐御史曾上奏要求治罪崇古，最终不了了之。
商籍最大问题就是学额的问题，盐商群体极其庞大。
以扬州为例，侨寓的山陕、徽州盐商成千上万，子弟更是众多。每年只有寥寥数人能通过商籍进入官学。
这意味着绝大多数商人子弟即使天资聪颖，也只能望额兴叹，被迫回原籍考试。
这跟后世的学位是差不多的情况。
大明的学额是固定的，这就跟后世学校招生差不多。
明初，洪武朝，朱元璋重视教育，学额相对宽松。
府学每年录取40名，州学每年录取30名，县学每年录取20名。
可随着大明读书人越来越多，而学额不变，竞争开始变得激烈。
一个县的学额是固定的，给了商人几个，本地人就要少几个。
本地士绅会认为，商贾之子凭什么抢走耕读传家的本地名额？
都去外地发展了，还回本地抢学额？
所以崇祯说赏赐商籍学额，这对商人来说，可谓是极其珍贵的，是有钱也买不来的。
明代商人的最大焦虑是什么？
是我的钱怎么传下去。
银子会花完，生意会败落，但如果家里出了个当官的，整个家族就有了政治保护伞，有了社会地位，有了持续发展的根基。
看看张四维、王崇古的例子就知道，他们是晋商出身，通过科举入了内阁、当了尚书，整个家族就从盐商变成了官宦世家，绵延数代不衰。
没有这个学额，商人再有钱，也只是有钱的商”，子子孙孙还是商人。
有了这个学额，哪怕只出了一个秀才，这个家族就有了转士的可能。
转化成后世的视角，便是说你的孩子不用跟几十万百万人竞争高考，我给你一个清北的保送名额。
朱慈烺倒是没多想，觉得崇祯这法子还真不错，便拱手作揖道：“父皇圣明。”
崇祯嘴角忍不住的翘起，连忙喝了口茶水，感觉心里极其爽快。
学额的事情，崇祯很清楚，可在北京，想用学额捞钱，崇祯不敢，也做不到。
不敢是舆论的枷锁，东林党的道德高地。
在祖宗之法和清议面前，随意赏赐学额，尤其是捐银者方面，等同于毁弃斯文，是会被钉在耻辱柱上的。
如果崇祯当初敢用这个事搞钱，第二天就会遭到整个文官哭谏，死谏。
御史们的奏疏会把他骂成‘汉灵帝’。
东林党人最擅长的就是把任何财政问题上升到道德层面。
崇祯加征三饷都被骂成横征暴敛，要是卖学额，简直就是在承认自己是昏君。
而且最主要的是，学额的分配权，在北京掌握在礼部和各地提学官手里。
这是一个高度专业化、被文官集团垄断的领域。
录取谁、不录取谁，由学政说了算。
崇祯想塞人，学政一句‘此人文章不合格’就能顶回来。
总不能因为学政不录取一个商人子弟就把学政杀了吧？
各地的学额早就被地方世家和乡绅瓜分干净了。
京城周边的顺天府学额，是北直隶士绅的禁脔。
崇祯想把其中几个名额拿出来卖给商人，等于是从这些人嘴里抢食。
这些人虽然不像东林党那样能言善辩，但在地方上根深蒂固，真要闹起来，崇祯也吃不消。
崇祯觉得心里很爽，是因为这些掣肘，太子不在乎啊。
这个‘暴虐’的逆子，兵压南京，八万京营，刀握在手。
本地士绅不满意？忍着。跳出来闹事？正好，杀鸡儆猴。
当然，崇祯这里其实是耍了个小花招的。
崇祯提出赏赐商籍学额，表面上是给太子出主意、配合太子笼络商人，实则引导太子去跟江南本地乡绅硬碰硬。
这不是简单的埋雷，而是借刀杀人，借太子之手去得罪人，借本地乡绅之手去消耗太子。
江南乡绅最在乎的是什么？
学额。那是他们子弟出人头地的通道，是他们维持地方势力的根基。
学额被分走一个，就等于自家的孩子少了一个机会。
这不是钱的问题，这是子孙后代的前途问题。
崇祯知道学额是乡绅的命根子，也知道太子一旦动学额，必然引发乡绅的激烈反弹。
但他偏偏建议太子赏赐学额给商人，这不是在帮太子，这是在把太子往火坑里推。
等太子跟乡绅斗得两败俱伤、焦头烂额的时候，崇祯就可以出来收拾残局。
崇祯不是要‘坏’太子的事，而是要太子做事多一些坎坷，而崇祯自己，便是来处理这些‘坎坷’的人。
不‘坏’事，是因为大明如果亡了，崇祯也什么都得不到。
太子是在做正确的事，可不能太顺了。
太顺了，就会显得崇祯很无能。
崇祯想要的不是破坏太子的改革，而是把自己嵌入太子的改革进程。
让自己成为这个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太子越需要他，他就越有价值。
太子遇到阻力越多，他的出场就越有分量。
说到底，就是崇祯对大明的未来有期望，对太子有能力有认可，但他无法接受自己被彻底边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