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岛。区域法院的法庭不大，旁听席却坐满了人。
迟夏坐在原告席上，身旁是港岛的大律师王永和。
她的对面，被告席上坐着陈永康——那个在马会晚宴后对她说“内地人没有法制观念”的ICAC调查员。
他穿着深色西装，表情僵硬，目光始终不敢往迟夏这边看。他身旁坐着ICAC的法律顾问，一个头发花白的大律师，姓区。
旁听席第一排，坐着李锐，还有《黎明早报》的记者。后排则挤满了港岛各大媒体的面孔——这起“内地富豪告ICAC”的案子，从入禀那天起就上了头条。
“起立。”法庭职员的声音在空旷的房间里回荡。
法官入席。是个五十多岁的女法官，姓关，戴着金丝眼镜，目光冷静而锐利。
“原告迟夏，起诉第一被告陈永康违反《种族歧视条例》，第二被告廉政公署承担雇主责任。双方律师是否准备就绪？”
王永和站起来：“原告方准备就绪。”
区大律师也站起来：“被告方准备就绪。”
关法官点点头：“开始吧。”
王永和翻开文件，陈述案情：“法官阁下，2026年3月13日，原告迟夏女士因一宗涉嫌受贿的调查被廉政公署约谈。在玫瑰王国酒店大堂，调查员陈永康对原告说——‘我知道你们内地人是没有什么法制观念的，但是在港岛这种行为就是一种变相的受贿行为。’”
他顿了顿，目光扫向陈永康：“这句话，明确指向原告的内地背景，并以‘没有法制观念’进行概括性侮辱。根据《种族歧视条例》第2条，种族包括‘民族、人种、国籍或 ethnic origin（民族血统）’。原告是中国籍内地居民，其内地背景属于该条例保护范畴。被告的言论构成‘种族骚扰’。”
关法官低头记录，然后看向被告席：“被告方有何回应？”
区大律师站起来，声音沉稳：“法官阁下，原告对被告陈永康的指控，存在三个根本问题。第一，所谓‘歧视性言论’是否真实发生，缺乏证据。原告是唯一声称听到该言论的人，被告陈永康否认说过这句话。在场的其他两名调查员，在廉政公署内部调查中均表示‘不记得’或‘没有印象’。孤证不立，是香港法律的基本原则。”
旁听席传来轻微的议论声。
王永和皱了下眉——这个说辞意料之中，但是没想到他们真的敢这么做。
区大律师继续说：“第二，即使假设被告说过类似的话，‘内地人没有法制观念’并非针对原告个人的种族攻击，而是对某种社会现象的评论。根据《种族歧视条例》第6条，合理的言论自由受到保护。第三，原告所谓的‘歧视’发生在ICAC执法过程中，被告即使措辞不当，也属于执法瑕疵，不应上升为民事侵权。”
关法官问：“被告是否承认‘措辞不当’？”
区大律师稍作停顿：“被告承认，如果确实说过类似的话，那是不够专业的表现。但这与‘种族歧视’有本质区别。”
王永和立即起身反驳：“法官阁下，被告方试图用‘执法瑕疵’为种族歧视开脱，这是不能接受的。根据《种族歧视条例》第2条，‘种族骚扰’的定义是——‘基于某人的种族而作出的不受欢迎的行径，使该人感到受冒犯、侮辱或威吓’。被告的言论是否‘不受欢迎’？显然是的。是否基于原告的内地背景？‘内地人’三个字就是直接证据。是否构成冒犯？我相信在座的任何一位，如果被称为‘没有法制观念’，都会感到被冒犯。”
他转向旁听席：“更何况，这句话出自一名执法者之口。廉政公署的标语是‘依法打击贪污，维护廉洁社会’。如果执法者本身就带着地域偏见，那法律的公信力何在？”
关法官敲了一下木槌：“请原告方直接陈述法律论点，不要做情绪化演说。”
王永和欠身：“是。我方请求法庭传唤原告本人作供。”
关法官看向迟夏：“原告迟夏，请起立。”
迟夏站起来，走到证人席。法庭职员让她举起右手，宣读誓言。她的声音很平静，但旁听席的记者们都在飞快地记笔记。
“迟女士，请你向法庭陈述，2026年3月13日，被告陈永康对你说了什么？”
迟夏看着陈永康。他垂着眼，不敢与她对视。
“他说，‘我知道你们内地人是没有什么法制观念的，但是在港岛这种行为就是一种变相的受贿行为。’”迟夏一字一句地重复。
“当时还有谁在场？”
“除了我和被告，还有两名ICAC的调查员。一男一女，我没有记住他们的名字。”
王永和问：“他们听到了吗？”
迟夏沉默了一瞬：“他们就在旁边。不可能听不到。”
区大律师站起来交叉盘问：“迟女士，你声称被告说了这句话，但除了你之外，没有任何证人能够证实。你是否介意，也许是你听错了？”
迟夏直视着他：“我没有听错。”
“被告否认说过这句话。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你在说实话？”
迟夏的目光移向陈永康：“他敢在法庭上发誓，他没说过吗？”
旁听席一阵骚动。关法官敲了一下木槌：“请原告直接回答问题。”
迟夏收回目光：“我没有录音，没有录像。但我有我的记忆，我不需要其他证据来证明我没有说谎。”
区大律师的语气变得尖锐：“迟女士，你是一位资产过万亿的富豪，你的律师团队是顶级的。你应该知道，在法庭上，单凭当事人的一面之词，很难让法官采信。你是否考虑过，这场诉讼的成本远高于它的价值？”
迟夏的声音依然平静：“我打这场官司，不是为了钱。是为了让有些人知道，说错话，是要负责的。”
关法官再次敲木槌：“请双方聚焦法律争议，不要进行道德评判。”
王永和起身：“法官阁下，原告没有其他问题。”
关法官看向被告席：“被告方是否需要传唤证人？”
区大律师与陈永康低声交流了几句，然后说：“被告方申请传唤当日同行的调查员李澈。”
一名穿西装的男子被带上证人席，正是当日和陈永康一起去玫瑰王国酒店的同事之一。他宣誓后，王永和先进行主盘问。
“李先生，2026年3月13日，你是否与被告陈永康一同前往玫瑰王国酒店拘捕原告？”
“是。”
“在酒店大堂，被告是否对原告说过——‘内地人没有法制观念’？”
李某某的目光闪烁了一下，看向陈永康，又看向法官：“我不记得了。”
“不记得？”王永和加重了语气，“你当时就站在被告旁边，距离原告不到两米。他说了一句那么刺耳的话，你‘不记得’？”
“我当时在注意周边的安全情况，没有留意他们的对话。”李某某的声音低了下去。
王永和没有再追问。他转向法官：“法官阁下，这位证人是被告的同事，在廉署内部调查中，他也表示‘没有印象’。但我方认为，这不是记忆问题，而是利益问题——他不愿意为同事作证。”
区大律师立即反对：“原告律师在猜测证人动机，没有证据支持。”
关法官沉吟片刻：“反对成立。原告律师注意措辞。”
王永和坐下。区大律师站起来，对李某某进行覆盘问：“李先生，你在廉署内部调查中已经明确表示不记得被告说过那句话。今天的证词与之前一致。你是否在故意隐瞒？”
“不是。我真的不记得了。”
区大律师点点头，向法官示意：“没有其他问题。”
关法官看了看时间，宣布休庭十五分钟。
休庭期间，王永和对迟夏说：“迟小姐，情况不太乐观。唯一的证人‘不记得’，陈永康本人否认。如果法官采信‘孤证不立’的原则，我们的胜算很低。”
迟夏看着窗外：“要看王律师你的本事了。”
李锐在旁边低声说：“迟小姐，要不要申请传唤第二名调查员？结果估计也差不多。”
迟夏摇头：“王律师来决定。”
重新开庭后，关法官发问：双方是否还要传讯其他证人？
王永和：“控方请求传讯证人方芷汀小姐。”
方芷汀是随陈永康一同去拘捕迟夏的另一位女性调查员。
“方小姐，2026年3月13日，你是否与被告陈永康一同前往玫瑰王国酒店拘捕原告？”
“是。”
“为什么选择您作为本案随行的调查员？”
方芷汀有一点疑惑。
“我是说，迟夏小姐是女性，那么您作为本案调查组的女性工作人员，选择您前行参与拘捕，是否有考虑到迟夏小姐性别的原因。”
“我想，是有的。”方芷汀老老实实的说。这是规矩。
“那么能否请您示范一下，当时在酒店见面的时候，您和迟小姐、陈永康先生三个人站位的位置关系？”王律师问。
“反对，法官大人，原告律师问题与本案无关！”关律师大声阻止。
“法官大人，这个问题绝对与本案有关。”
“原告律师可以继续询问。”
方芷汀走出证人席，调整法警、王律师、自己三个人站位。法庭上每个人都把三人位置关系看得清楚明白。
“迟小姐指称，说被告是否对原告说过——‘内地人没有法制观念’，方小姐，这句话你是否听过？”
方芷汀默然不语，看了看法官，又看了看陈永康。
“方小姐，我需要提醒你一下，作伪证是非常严重的罪行！”
“我反对！原告律师威胁证人。”
“反对有效。原告律师，注意你措辞。”
王律师高高举起手臂：“OK。我换一种说法，方小姐。请按照你们廉政公署的职业要求，根据你刚才的誓言，如实回答我的问题。”
方芷汀相当纠结。好半晌，才低低的声音说：“是的，我听到了。”
“你听到了什么？”王律师作势把手掌拢在耳边。
“我听到他说：‘我知道你们内地人是没有什么法制观念的，但是在港岛这种行为就是一种变相的受贿行为。’”
旁听席上哗然。
“这句话你是听谁说的？大点声？”王律师大声问。
“是陈康永师兄……对不起！”方芷汀说。她掩口哭了起来。她知道这句话对自己的同事是不利的，可是作为廉政公署调查员，她在法庭上实在是不能说谎、作伪证。
王永和律师走回自己的位置上，摊开双手：“法官阁下。我问完了。”
